有良心的李昌平被迫下岗 无人性的何祚庥步步高升
2007-2-20 00:48 发表李昌平在一次演讲中说到：“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约值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
“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那个地方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这是什么GDP？是垃圾GDP。开发了资源，资本家得到了财富，当地的人民分享了什么呢？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受害，房屋倒塌了，储藏红薯的地窖掉下去几十米深，还有水库的水漏掉了，等等……”
这个有良心有人性的人却被迫下岗了
2000年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的反应“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件曝光之后，朱镕基的批示很快被省市县的领导们糊弄过去，腐败分子们一方面以组织的名义报告李昌平的“严重错误”，另一方面则变本加厉地侵害监利人民的利益，李昌平不得不辞职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
而一个无良心无人性的人却步步高升!
何祚庥只因跟上级跟得紧,就不断高升.
从学生时代就热衷于“自然科学的阶级性”的何祚庥，在这些学术批判运动中当然如鱼得水，十分活跃。多年来，他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纵横驰骋，横扫自然科学各学科“牛鬼蛇神”；他的许多大作，其威力之狂烈，气势之凶猛，棍法之娴熟，令人们至今难以忘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何祚庥向来就是个典型的以政治帽子棒杀科学的政治打手。
且举以下几例：
1、 1952~1953年：批“摩根基因遗传学说”
在前苏联有一个李森科事件。李森科认为新种总是由量变到质变，飞跃而成为与母种截然不同的种。在遗传和育种问题上，他从30年代起就反对“摩根基因遗传学说”，并将其贴上“资产阶级科学”的标签。李森科由于得到斯大林的信任而飞黄腾达。苏联一批有才华的生物学家因此受牵连，惨遭迫害。当时的中国也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批判基因学说的运动，大力宣扬李森科一派的“米丘林生物科学”，科学真理成为政治干预的牺牲品。何祚庥等在“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大旗下高唱“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见3)，对我国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摩根的学生）发动围剿，谈家桢不得不违心地为自己坚持摩根的学说而做了检讨，使我国的生物学家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见4、5)，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国外生物学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 1958年：批“共振论”
本世纪初发现苯的克库勒模型以来，数十年一直未能对苯的化学结构给予合理的解释。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泡利提出“共振论”概念，合理的阐述了苯的化学结构，此为量子力学在化学结构学的开始。何祚庥等认为“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指责克库勒模型的学说是“阶级调和论在科学界的反映”，成百的结构化学专家因此受株连而检查“资产阶级立场”，中国量子力学研究因此受到严重冲击而长时间中断 (见5)。
3、 1965年：批“控制论”
著名犹太裔学者维纳（曾在清华任教，是何祚庥的校友）在有关控制论的著作中讲述了一个故事来表明他的观点：二战时期，高射炮对敌机的命中率非常之低，因此盟军方面组织了一批科学家对此进行攻关。研究发现，老鹰在捕捉兔子是很少失手，这是因为，老鹰脑子中有一套反馈闭环系统，能根据兔子的方位、速度不断调整自己的飞行路线，直至成功。将类似的系统装在高射炮上，使命中率大为提高。由此维纳认为生物界和非生物界存在一定的共性。何祚庥认为阶级之间尚不能调和，何况生物与非生物乎？何祚庥等人用简单的“阶级调和论”等武器就把多位科学家斩于马下(见4)。
4、对唐孝威的论战
中国一直与诺贝尔奖无缘，然而，历史上我们曾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肩而过。何祚庥在其中也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 唐孝威院士现在是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70年代末，领导中国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个高能物理科学实验组，来到德国汉堡进行国际合作研究，他在那里结识了日本的小柴昌俊。两人对质子衰变实验都产生浓厚兴趣，回国后打算继续合作，由于需要高山环境，实验准备在中国进行。然而，由于何祚庥等人对唐孝威的“自然科学的阶级性”论战，中国政府没有批准这个项目。2002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的时候，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何景棠研究员 (唐孝威的学生)正在美国做访问研究。当他看到日本的小柴昌俊赫然出现在获奖人名单中时，挥之不去的中国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痛苦涌入他的心潮。他的那篇《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与中国人擦肩而过》(见7)
讲述了这段20年前的往事。当年在关键时刻，何祚庥在《物理》杂志上攻击唐孝威的质子衰变研究，是违反了能量守恒，无异于说唐孝威连起码的常识也不懂。直接影响了有关部门领导作出不支持实验的决策 (见。
5、“层子模型”：对刘耀阳的论战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大奖的“层子模型”是何祚庥一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根据毛泽东“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创立的一个基本粒子的模型理论，带有当时很强的政治色彩。现在我们知道，“层子模型”的指导思想与盖尔曼的“物质不是无限可分的夸克模型”是对着干的，盖尔曼因“夸克模型”获得诺贝尔奖。但我们现在把这条界线隐盖了，干脆把“层子”说成是“夸克”。据《科技日报》报导，中国科技大学很有才华的理论物理学家刘耀阳，在1964年他还是年轻教师时，就坚持物质“不是无限可分”而取得了与盖尔曼“夸克模型”相似的成果。应该说刘耀阳有很好的获诺贝尔奖的条件，但刘耀阳获奖的机会被扼杀了，他的论文只能象征地作为是对“物质无限可分说”的争鸣，摘要发表在国家一份刊物的末尾 (见9)。
何祚庥积极鼓吹不仅层子是存在的，而且层子下面有“亚层子”，“亚层子”下面有“无子”，“无子”下面有“前子”，“前子”下面有“毛子”，等等。“无子”即无产阶级子，“前子”即前进子，“毛子”即毛泽东子。这些“子”们是否真的存在，虽然目前还没有结论，但应当说，这些“子”的名称确实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光辉。
按照波谱尔的分界标准，“物质无限可分”这个命题根本无法证伪，因而只能是伪科学。但何祚庥的工作得到了我国政府的承认，“层子模型”的论文荣获国家自然科学进步奖，这也是现在有关他的报导中常常提到的所谓重大贡献。事实上，原来是个“伪科学”。
以上是何祚庥在自然科学领域参与的一些批判运动，但他并不完全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他不懂建筑，不懂美学，更不懂古城文化保护，只因为坚信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抡起大棒大打出手，把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气了个半死。
投机“反伪科学”的何祚庥
文革后，时代变了，那种以革命口号代替科学，用谎言欺骗和麻醉人民，用革命理论指导科学研究的做法渐渐过时了。 90年代各行各业都在乘乱发财，国有资产大量流入个人和小集体腰包。大陆引进的高能对撞机项目，使物理学界初尝甜头。这套设备除了装门面之外，对于实际的科学研究至今还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益，今后恐怕也不会有任何实际作用，但是，由于这个项目，高能物理所盖了办公楼和宿舍楼，解决了住房问题，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于是，何祚庥大力倡导一个“τ—C工厂项目”，这是一种比电子对撞机更高一为了引进这个项目，当时国家拨付了500万人民币的预研究经费，物理学家一班人乘机遨游美国，一时好不风光。
但不巧天津大学的崔君达教授从理论上对层子的存在提出了一点异议，结果在 1996年引发了中国物理学史的一场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何祚庥作为核心人物组织了大量的物理学家甚至文学家加盟，动员了《科技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一大批媒体参战，对崔君达先生进行打压和围剿，何祚麻说崔教授的“复合时空论”是“病态科学”，崔教授是“病态科学家”。并于1996年9月2日将此发言稿发表于《科技日报》上(见10)
最后，大陆最高层招回扬振宁、丁肇中进行咨询，经过慎重和广泛的咨询研究论证后决定：τ—C工厂项目枪毙！毕竟是90年代了，何祚庥用棍子打人的方式在自然科学领域行不通了。何祚庥或许意识到，时代变了，搞伪科学已经没有出路了，如果说“层子学”是一种伪科学的话，那么，自从“τ—C工厂”被枪毙后，何祚庥就从搞伪科学转而反伪科学，这实在是一种大彻大悟，一种立场的转变，一种世界观的飞跃！因为他十分清楚，在科学领域里他实在不可能有什么建树，科学的飞速发展，他的那点可怜知识吹到天上也就是科普水平，况且早已陈旧老化腐朽不堪。在理论科学的领域里永远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老是跟在外国人后面爬行没有什么意思，炒炒革命新闻虽然可以蒙蒙外行人，但在行业内终究得不到承认，再说，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搞科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何祚庥这辈子根本不可能把何祚庥这个名字写进物理学史，当然如果有人要编撰一部《伪物理学史》或者《意识形态物理学》的话，他的名字一定是少不了的。
不管怎么样，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用活生生人的生命换取发展（更遑论换取的只是煤矿主的的利益），都只能用卑鄙无耻来形容，实不足取。这些煤矿工有什么过错，他们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工作，换来的只是一句：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呢？这话是人说的吗？难道穷人就不是人了吗？难道发展就只能以牺牲这种弱者为代价吗？如这是这样我真以我们的社会为耻！
中国现在是什么社会？就是奴隶社会，一个奴隶死了，奴隶可能还会心疼，因为奴隶是他的财产，而现在我们的公民死了，一些人没有反省，没有同情，没有谴责肇事者只送他们一个所谓不幸的词，更将之与交通事故相比.人能做这样的事吗？再者交通事故中肇事者是昝由自取，受害者有相应的陪偿。但煤矿工人错在哪儿了呢？难道是他们的贫困，难道是他们活该？
政府要很好的保证每个人应享受的权利才能称得上好的政府，一个人的生命都不能保证，这样的政府人民要来做什么?
当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完全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为政权苟活着的“准动物”；所以，农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政府并不在乎，政府唯一关心的是农民能否提供当局需要的农产品，并养活党的基层干部。农民是没有说不的自由，他们只能用脚表态，就是离乡背土进城活命。即便如此，他们留在故乡的家属仍然是地方官员手中的人质，在外打工的人还有义务要交钱养活故乡的党政干部。
乡政府的干部，70年代住乡下，而到了98年，95%的乡镇干部家在县城里。每年乡干部出门要有公车和司机、汽油保险全国就要花去5千亿。买手机，出国的花费全压在农民头上，经济状态当然就越来越困难，农民劳动不能养家，只好外出打工，让老父母应付地方官。最极端的，湖北的一个镇政府出现全乡的农民逃亡，这个镇的农民在海南拣破烂，但不管在天涯海角，家乡的税钱还需要交。乡政府的干部远征到海口市，向在海口捡垃圾的本乡人收人头税。理由很简单，你们都跑海口去了，我们乡政府靠谁养活？拿钱来，甭管你逃哪去。
监利县侯王村侯大爷和老伴1999年交了整整700 元的人头税，他步行十多里让棋盘乡的李昌平解答一道难题：“请问李书记，中国的哪一朝哪一代，要七十多岁的老人交人头税？我们年轻的时候，修过‘三线’，修过长江大堤，农业学大寨，搞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设，落得一身病。老了，乡里不仅不养我们，还要我们老人养乡里，天理难容啊！”
知青在乡下的时候，农民把最好的房间给他们住，让他们吃白米饭，而农民吃的是菜饭。有谁听说过饿死知识青年呢？没有。可那个时候有很多农民饿死了。有些知青回到城后，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世世代代的农民根本不是人——农民是人中的垃圾！正是主流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人，把农民看作垃圾人，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
农村的现实是：“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唯望天地哭”。
监利县侯王村侯孟轩有一次去看望妻子。妻子带着本村8 个妇女住一间9 平方米的破房子，8 个人全挤在地铺上。为了节省两餐饭钱，每天靠给餐馆老板抹桌子、洗碗盘换取剩饭剩菜过日子。侯哀叹：“我们农民不是人，连猪狗都不如啊！”
《四川新闻网》报导，成都郭家桥一建筑工地近100民工回食堂吃午饭。半小时后，最先进餐的8位民工纷纷出现头痛、腹痛、发烧、呕吐、心慌等症状。内江民工尹世详一边输液一边说，“他们简直没有把我们民工当成人，我们吃的东西比猪都不如啊！”
中国食物安全与营养健康高层论坛发布消息：中国人优质蛋白不足和主要食物营养元素不平衡；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所长杨晓光博士作出的结论说：中国人普遍存在“潜在饥饿”，特别是农民的身体素质太成问题了，在各个指标上已经全面落后日本；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葛可佑也下结论说：中国儿童的总体（即农村儿童）生长发育要达到国际标准的水平，至少还需15-20年时间……
像几千年来的“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样不公的局面一样，“成年养猪者（或养牛、牧羊者），不是吃肉人”。农民作为中国社会里主要的肉食生产者和提供者；生产的肉食，绝大多数进了城市人的胃肠。千百年来前辈农民所能利用的蛋白质资源，已不复存在了。
1996年起，由于中国增加粮食进口，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至2000年秋，降至每种一亩小麦要亏损8美元的水平，使农民陷入困境。鄂东浠水县农民、前劳改释放犯沈清海写给县长的一封信——“种田不如当囚徒”。信中说：“我一家三口，三亩地，上交费共计1080元。这三亩地一年之内能出多少钱？三亩地除去上交剩下的还不如一个囚徒的生活水平。囚犯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100元左右，医药费报销，水电敞开供应，不担心什么”。记者调查后发现的情况比这位农民反映的情况还要严重（见《了望》1996年第12期第16页）。
中国监狱学会副会长王明迪在他写的“中国监狱的人权保障”一文中说：1997年全国罪犯每人每月平均伙食费为102元，还有自己的菜地、鸡舍羊圈，产品全部供罪犯食用。罪犯还全部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被服由国家统一配发。每人每月零用钱7元。参加劳动的罪犯每月可领到十几元至三百多元不等的工资，及时发放劳动保护用品和津贴。即使不算工资，罪犯每人每年食品消费和零用钱就有1308元。中国贫困人口每人每年637元的标准中，食品消费标准为60%，即382元，也就是说，监狱罪犯食品消费水平是贫困人口的4倍，而且637元的贫困线意味着每个贫困人口实际上还达不到犯人的标准。
一名蹲过监狱的法律学者算过一笔帐：一个监狱囚犯的关押费用，远远高于国家用在一名清华或北大学生身上的费用，而且监狱里所关的大都是无罪和轻罪重判的弱势公民！！中国大多数公民的生活质量，还比不本国监狱中的一名囚犯，偌大一个神州大地，其实就是一个供极少数人花天酒地、为所欲为的次等监狱！！
对很多被困在农村的穷人来说，当乞丐正成为一种越来越有吸引力的“职业”，一个乞丐的收入可能相当于一个农民的10倍。中国每天消费不足一美元的“贫困人口”都得是公布数字18.8%、2.44亿的一倍以上，甚至更多，有可能达 到六个亿。如果按日均消费两美元做为贫困人口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将不少于八亿，直奔十亿人大关。 农村的社会危机势驱动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动而随之蔓延到城市，使城市中的不公正问题日夜突出，造成了全局性危机。
中国官方估计目前有六百万娼妓，这个数字接近香港总人口，更比全国军队240万总人数多出一点五倍。香港学者认为，内地出现庞大卖淫大军，跟城乡生活水平差异有关。
《中国青年报》2003年11月21日报道：中国每年大约有28.7万人自杀，其中80%以上自杀者和自杀未遂者都是农民。全国农村每年有15万人服用农药自杀死亡，50万人服用农药自杀未遂。农民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中27.2人，而城里人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中有9.4人，农民的自杀率是城里人的自杀率的3倍。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妇女自杀的人数就占了世界妇女自杀总人数的56%。……
中国农民，在一国人口中占绝对多数的人群沦为弱势境地，是举世罕见的。农民弱势的存在，是中国的耻辱，是政治不文明的表现。
同样是人呀，为什么中国政府对美国和英国士兵虐待伊拉克战俘的事件如此地重视和不能忍受，对本国如此严重恶劣的违法犯罪行为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呢？中国人难道天生下贱？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世界各国，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大家庭里平等的一员”；为何在国内不能实现公民权利的一律平等呢？这是多么的自相矛盾啊！
一个二元分化的社会，如何形成统一的民主呢？城乡等级观念，一方面是城里人歧视乡下人，一方面是乡下人也不认同城市，采取打一枪就走的行为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是不存在的。缺少一个反映农民利益的政治结构，是许多损害农民利益进而损害全社会利益的政策轻易出台的重要原因。对一个利益集团的损害，最终会导致对整个社会的损害。
中国权贵呀，你在隔离了自己3/4的人民的时候，你实际就在隔离中泯灭了中国3/4的有效劳动、泯灭了中国3/4的智慧、泯灭了中国3/4的综合国力、泯灭了中国迈向富强的可能——所以，我们13亿人创造的经济能力，只相当于三千万人口国家的经济能力！中国人也是人啊，怎能因为人口众多而贬值？
民主讲究的是人权的均等。每个中国人都有权利和能力享有人类普遍的自由，都有权利和能力在中国的国土上过着自由、安全和尊严的生活。只有主张在中国消灭一切特权、消灭官民不平等、城乡不平等的运动，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中国需进行非暴力的平权运动。
1949年后在北京城建规划中，建筑学家粱思成试图保护住北京的古都风貌，毛否决了，说：“不，我要站在天安门上满眼望去全是烟囱，冒着滚滚的浓烟！”于是粱思成遭到批判；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闯进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力诉城墙不该拆之理。彭拿出毛的批示来：“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
当时的zx部官员，现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何祚庥还建议要拆除故宫，理由是“建筑是有阶级性的，故宫是封建主义的象征”。 _(自由发稿区发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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