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的悲歌---「中國農民調查」讀後
「中國農民調查」
作者：陳桂棣、春桃
出版社：大地
出版日期：2004年12月20日(定價3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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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哭泣，我們感慨。為他人哭泣，我們感動。為農民哭泣，我們感謝。多少年如一日，為中國農民哭泣，我們感奮。」
「我們要說，我們看到了你想像不到的貧窮，想像不到的罪惡，想像不到的苦難，想像不到的無奈，想像不到的抗爭，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動和想像不到的悲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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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為共產黨執政後的中國，農人站起來了，農民當家作主了。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10月在北京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也六十個年頭了，新中國在軍事、體育、經濟、公共建設各方面，的確有讓世人刮目相看的傑出成就，可是中國農民的生活又是如何呢？
新中國農民應有的地位
因為中國共產黨認為廣大工農兵特別是農民群眾由於長期受著剝削階級的統治，受著封建迷信、愚昧無知以及各種小生產者習慣勢力的束縛，因為共產黨是為工農兵的解放而努力。而且毛澤東也曾要求文藝工作者「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為這四種人服務」，其中又著重強調了「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註：為哪四種人服務呢？據共產黨的說法，第一是工人，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農民，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武裝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
如此將「工農兵」列為首要的政黨，在執政後難道不該讓「工農兵」翻身嗎？尤其共產黨認為「特別是農民群眾由於長期受著剝削階級的統治，受著封建迷信、愚昧無知以及各種小生產者習慣勢力的束縛」，為什麼新中國已經矗立超過半個世紀，農民還是受到如此的待遇呢？
「中國農民調查」的遭遇
安徽省合肥市文聯專職作家陳桂棣和吳春桃，用了兩年時間，走遍安徽省五十個縣的農村，做了深入的地毯式採訪，記錄農民負擔過重奮起抗爭慘遭迫害的案件，記述了農村稅費改革的起因與推行的全過程。也從中央到地方，採訪了一些省外的單位和個人，政要和學者，完成「中國農民調查」這本大作。
以中國政府的立場，就「中國農民調查」書中所陳述的案例和指出現象，不是應該認真深入的檢討嗎？為什麼在共黨中國成立前，「長期受著剝削階級的統治，受著封建迷信、愚昧無知以及各種小生產者習慣勢力的束縛」，在新中國成立超過半個世紀以來，依然無法翻身當家作主。可是，令筆者驚訝的是，『中國農民調查』這本書在出版後不到兩個月時間，對此書的宣傳就突然被「叫停」，並要求各地的書店將這本書立即「下架」，為什麼，難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不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不保障人民著作、出版和講學的自由？
書中批評到的一位官員，以損害他的名譽權為由，向法院提出告訴。這在一般法治社會，是極其正常的事。每一個人民不管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財富、社會地位、職業，只要他認為自己名譽受到妨害，本來就可以提出告訴，這是法律所賦予和保障的權利。不過，在中國好像是不一樣的狀況。因為中國大陸所有的新聞部門都被告知，不准介入這場官司。這在中國大陸來說，就意味著作為「社會公器」的傳媒，也不能再對這一案件進行正常的報導和輿論上的監督。也就是中國政府剝奪了所有關心這個案件的社會大眾依法可以享有的知的權利，中國大陸所有的新聞媒體再一次的集體失聲，好像這個案件不存在一樣。這個本來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所謂名譽權糾紛案，為什麼會迅速變質，成了對「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及其作者的政治審判，這也是我不懂的。
中國的根本問題---失根的法治
這世界本來就會有陽光普照的地方，也會有陰濕黝暗的角落。就如社會上本來就會有貧富貴賤，不能責怪任何政府或團體。但只要是現代的民主法治國家，再怎麼貧富貴賤，應該要有法律保障的平等權利與義務。而重視社會福利的國家，必須分配更多資源來照顧弱勢者。如果因為貧富貴賤而在法律上應有的保障有不平等的待遇，這樣的政府就應該下台，為人民所唾棄。
中國版圖有960幾萬平方公里，以如此大的幅員和超過13億的人口，國家的統治力量是不可能讓家家安居樂業，本來就不可能讓每人都維持基本的生活水準。可是，如果國家各級統治力量不但沒有努力去提升每一國民的生活水準，反而加以橫徵暴斂，使貧無立錐之地者墮入更悲慘的境遇，那這樣的政府就應該被推翻，為全民所唾棄。
世界上每一個地區都會有壞人，每一個政府都會有不肖官員。因此不能以該地區有壞人，該政府有不肖官員，就加上犯罪之都或邪惡政府的批判。但是這個地區、這個政府應該要有制度化的處理規範和體系，作為懲惡治貪、保障善良的憑障。如果沒有這樣的規範和體系，那就是落後蠻荒之邦。如果不是沒有，而是這個體系非但不能維護正義和與公平公正，反而成為邪僻之士的保鑣和打手，那就可以視之為「犯罪之都」或「邪惡政府」。
大中國政府有公安系統維持秩序和治安，有司法系統審判民刑事訟，有村里、鄉鎮、省縣及中央行政系統和黨務系統處理行政事務，看起來體為什麼還會出現「中國農民調查」書中的事件呢？
(一)人民負擔非法律明定：
現代法治國家就人民重要之權利義務均以法律明定，尤其是加諸人民負擔的事項，更是無論大小，均須以法律明定。而且法規命令如果沒有法律授權，而剝奪或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者，該法規命令無效。
在台灣，雖然土地稅法明文規定政府可以徵收田賦，但為減輕農民負擔，台灣自民國76年(西元1987年)停徵田賦至今。
在中國呢？依「中國農民調查」書中所述，中國農民除了法定稅賦外，還必須支付各級政府的「攤派」。既然是「攤派」，就難以避免攤派名目之妥適性、金額之合理性、手段的必要性。人民在面對這些攤派時，只能憑著自己的家計負擔能力和對攤派的感覺，表示其意見。這就容易造成人民與攤派費用收繳機關間的衝突。
(二)行政系統未受民意監督且上級機關失去對下級的監督力量：
中國的各級行政機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受到真正的民意機關監督，尤其是基層的村里組織。由於沒有民意機關的制衡，再加上天高皇帝遠，就很容易產生恣意妄為的行政措施。就如「中國農民調查」書中所述各種費用的攤派，沒有經過民意機關的議論與審核，是否巧立名目，是否金額過高，人民是否能夠負擔，是否重複收取，完全沒有審查機制，聽任行政機關自行決定。
收繳之攤派費用，是否依收繳目的支用，也完全沒有審計機關予以稽核。
以中國之大，中央政府本來就鞭長莫及，因此各級行政機關對其下級機關必須有效且具有足夠的監督力量。如果各上級機關對其下級機關能有效監督，相信就不致造成「中國農民調查」書中所述之衝突事件。而如果各上級機關非但不能有效監督下級機關，反而成為”利弊共同體”，那人民必成為統治階層的俎上肉，陷入絕望的深淵。
(三)公安系統未依法維護治安：
公安系統扮演著維持社會秩序和治安的角色，在任務執行上，依特定任務需要，配合行政機關以遂行施政作為。不過仍需具有依法行政，公正且適當執行的義務。在「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案例中，公安系統未能盱衡全局，也未能適切執行任務，成為恣意妄為的行政組織的幫兇，讓人民在與官府的論爭中，更處於弱勢無助的地位。
(四)司法系統未依法獨立審判：
當社會上各種系統都無法讓人民感覺到正義存在的時候，司法體系就是人民最後的希望。事實上，中國人民對鐵面無私的司法人員總有無盡的期望，這也就是包青天的魅力在華人社會中，幾乎從不消退的原因。中國的司法體系是否能夠依法獨立審判，是否能成為人民最後的依靠呢？
中國大陸的司法體系的公正性如何呢，連台灣這算是開放的社會，人民對司法系統都沒有很強的信心，以中國相對封閉、相對專制的政治體制，筆者實在很難相信中國司法系統可以依法獨立審判。(註：筆者對中國司法案件的印象，只來自媒體報導的部分案例，因此不就實例討論。)
「中國農民調查」的內容
第一章到第四章，以一系列農民悲慘個案為中心，具體描述農民在稅費沉重且重複的負擔下，生存的窘迫，命運的多舛。作者揭露那些已經蛻變成黑惡勢力的村官鄉霸橫行鄉里、魚肉百姓的暴行。也敘述忍無可忍的農民往上級政府一級一級上告得過程。
第五章到第八章探討的是這種橫徵暴斂的情形。早在八○年代初期就已漸漸顯露出來，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中央黨政高層也發現到此一問題，予以三令五申，制定了具體的減負政策和措施，但收效甚微。進入九○年代，問題變得空錢嚴竣，為什麼以中國準專制體制的中央意志無法貫徹到地方呢？作者進行多層面的調查、探尋與分析，看到了農民負擔過重，只不過是冰山的一角，它牽繫著許多深層的、體制的和政策的缺陷與弊端。如縣鄉鎮機構無限地膨脹，在土地資源日漸減少而增產又有限的情況下，農民要養活愈來愈龐大的特殊利益群體的鄉鎮幹部隊伍。無休無止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達標工程」的集資攤派，涉及幹部的考核和提拔，使三農(農民、農村、農業)問題更加複雜也更顯嚴竣。
第九章到第十二章，作者透過訪問農業問題專家何開蔭和稅費改革主張者楊文良的論述，及作者本人對農業體制綜合改革意見，提出他們建言。
「中國農民調查」的第一個悲劇
命運殉道者：丁作明，利辛縣路營村的農民，高中畢業。
眼看春節就要臨近了，村裏卻沒有一點要過年的喜慶勁。全村算下來人均年收入不到400元，可上邊派下來的各項負擔家起來每人居然攤到103元1角7分。一年忙到頭，起早貪黑，跑細了腿，累彎了腰，打下的糧實扣除口糧，其餘的就全被村里以各種名義「提留」走了。有幾戶收的不夠繳，村鄉和派出所穿的是連檔褲，「不給就拘留你」。
丁作明把國務院最新規定讀給村民聽：收取農民的提留款不得超過上年人均純收入的5％。他將百分比作了特別的強調。「明擺著，村裡從我們這兒收取的提留款大大超過了這規定，已經比5％的比例多出了5倍還要多。」
有人控告：村支部書記董應福，將村民集資建成的糧倉，私自租給別村使用，從中撈取租金9000多元；以後，又將糧倉搗鼓掉，鯨吞了三、四萬的售出款。特別是，大災之年，董應福竟敢把救濟給路營村的衣物和食品棧為己有。而且，對計劃生育的罰款，以及各種「提留」的錢物，均不入帳，或是故意弄成一筆糊塗帳。
有人揭露：紀王場鄉康鄉長的公子，仰仗怎權勢，橫行鄉里，多次操著電棍，拎著手銬，跑到路營村亂要各種錢款。1991年特大洪災，上邊規定不准再向受災農民索取任何「提留」，而康公子確帶著民兵，活像日本鬼子進村，強行搶奪村民的財物。發現有誰躲在家裡不開門，就支派打手用腳踢門，分文不得少，還要付給踢門的「功臣」的勞務費。搶得錢財後，便領著一幫人吆三喝四地下館子，吃喝花費回頭還要從村民們的集資款中予以報銷。
丁作明同七位村民找到了鄉黨委，向書記李坤富陳述了村民們反映的問題和查帳要求。
鄉黨委書記李坤富，認真看了看丁作明遞上來的「提留」表說：「是多提留了，先讓我們合議一下，兩天後給你們答覆。」
大約五天後，在一次有路營村幹部和黨員參加的幹部會議上，鄉黨委分管政法的副書記任開才，突然要路營村支部書記就多收提留款的問題在會上作個「交代」。
董應福頓時火冒三丈，他認為各村都是這樣多提留的，沒啥好在眾人面前交代的。而且在會上講了狠話：「有人要清我的帳，還有的狂到要扒我的房，我看誰敢！除非他不要命了！有人說，憑我的收入買不起小四輪拖拉機，蓋不起大瓦房。買不起蓋不起，可我就買了蓋了，這是我的本事！你們窮，活該！想跟我搞，你們怕是不想活了！」
丁作明嚥不下這口氣，就在過年的前三天，把路營村亂收「提留」款的情況寫成材料，直接送到了利辛縣既檢委。接待的同志為難地說：「已是年跟前了，材料先放在這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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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王場鄉派出所在接到鄉長和黨委副書紀的指示後，不問青紅皂白，就發出傳票，傳丁作明立刻來派出所。
丁作明認為只要自己沒幹犯法的事，任誰誣告栽贓都沒用，事實總歸是事實，丁作明坦蕩蕩地走進了派出所。來到派出所，丁作明很快就發現，這個世界一切都顛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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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進軍、趙金喜、紀洪禮，三個喪失人性的治安聯防隊員，在丁作明已經被打到不能動彈也不能說話的狀況下，又輪翻毒打了二十分鐘。直到驚動了因病在家休息的派出所指導員趙西印，發生在紀王場鄉派出所的這場暴行才算收場。
當清帳小組中的村民在派出所找到丁作明時，丁作明已是奄奄一息。丁作明的父親和查帳小組的村民，急急忙忙地把丁作明送往鄉醫院治療，後因丁作明腹部疼痛得厲害，鄉醫院的醫生不知所措，只得連夜將他轉往利辛縣醫院進行搶救。
第二天上午八時，丁作明被確診為脾破裂大出血，醫院給丁作明緊急輸血，然而，回天乏術，一切都太晚了。丁作明終於在搶救他的縣醫院手術台上停止了呼吸。
結語
「中國農民調查」中還有好幾個悲慘的故事，我終於知道作者陳桂棣為什麼會說：「不少人是哭著看完的」。
2003年11月1的下旬，作者歷時三年才完成的長篇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在中國最大的文學期刊《當代》雜誌發表，迅速在中國大陸產生巨大反響。就在「中國農民調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中共中央宣傳部便對此書的宣傳「叫停」，並要求各地書店將該書「下架」。昨天還是浪湧風馳，所有的媒體無不表現出高昂的激情；一夜之間，有關這本書的消息就在中國大陸銷聲匿跡，消失得乾乾淨淨，好像那一切原本就沒有發生過。我終於知道作者吳春桃為什麼會說：「我們沒有權也沒有錢，只有一支筆」。
這事情是發生在2004年吧？現在已經是2010年，這六年來，書雖然禁了，可是中國的農村社會到底有沒有因此而稍為有一點公理正義的氣息呢，中國村里鄉鎮省縣的幹部和黨組織有沒有因此而為人民著想，為人民服務呢？中國共產黨不是事事樣樣都掛著人民嗎？看著人民解放軍、人民日報、人民文學出版社……，到底誰是人民呢？
如果因為「中國農民調查」被禁，能夠換來中國社會的改造，相信作者陳桂棣、春桃也會滿心歡喜。只是作者非但書被禁，還承受了書中人物的控告，他們是否能接受真正符合公理正義的司法審判呢？我誠心地在此為他們祈禱祝福。
註：陳桂棣，春桃之作品
一、中國農民調查：出版社：大地
出版日期：2004/12/20
二、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出版社：發言權出版日期：2009/10/05
三、中國農民調查之小崗村的故事：出版社：發言權出版日期：2009/10/05
四、包公遺骨記
出版社：究竟 出版日期：2007/02/27
五、調查背後
出版社：武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04/01(簡體中文)
那里可以买得到？？？？？估计现在早就被查封了吧 改编成小说吧。。。。然后搬上银幕。。。。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民者，国之根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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