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中国人在越南边关的不平等遭遇！
以下纪录是我两次所遭受的真实经历,作为一个合情合法、光明正大的中国人所不应该受到的不平等遭遇，如有语法错误，请不要见笑。2007 年7月26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从越南河内搭乘的前往老挝的直达大巴于凌晨五点左右抵达越南出境边关，这个边关叫吊桥（音译）边防关。我们一行三人，亲戚阿洪，在越南投资多年；翻译阿陶，是个善良、有正义感的越南人。车上坐在我们前面的是三个越南人，在老挝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经常往返于两地之间。车内共有二十几人，除了我们两个中国人，还有六个欧美人（其中两人是因为没有老挝的签证，我们这车上的司乘人员会说英语而转到我们车上，她们想碰运气，看能不能让她们落地签，后来应该都过了，因为没看到她们坐河内的车回去），其余的都是越南和老挝人。
清晨的山谷很是冰凉，风很大，人们都躲进边关里，我们也挤到外国人窗口前等候，跟其他人一们，填好表，将三本护照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放在窗台前，买了三张2000越币的纸，又各准备1美元，安心地等候开关。
窗口里陆续来了三个穿制服的人，暂且称他们为边警，窗口上的护照都被收走、分类。其中两人验证、盖章，另一人喊名。现场乱哄哄的，我们尽量往里挤，探头盯着那人手中的护照，竖起耳朵，生怕错过，一本又一本的护照发出去了。那几个欧美人的章顺利地盖到了，他们给多的钱，那边警都认真地找回，对他们平和微笑、频频点头。我暗想，我们是中国人，在这里也是外国人，理应是一样待遇，即使没受到欧美人那么好的礼遇，也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这种美滋滋的想法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
这时人一个一个地走了，大厅里渐渐地安静下来，阿陶也已经拿到护照了，他来到我们这里，那两本枣红色的中国护照还是孤零零地被摆在一边。于是他上前问原因, 边警回答：“那两本护照是假的,签证不是真的。”天哪，我一时懵了，路上就听阿洪说，很多中国人过越南关卡时，都要另外塞钱。只有友谊关好点，东兴的那个卡要的最厉害，很多中国人很无奈都给，现在我们过的这个卡就不清楚要不要给。MY GOD，这种事立刻被证实了，他们明摆着要钱，中国政府发的护照，驻南宁的越南大使馆的签证，难道都会是假的？那还会有什么是真的？MONEY是真的，为什么他们要对中国人这样？中国人有钱？NO，欧美人不是更有钱？为什么他们敢这样明目张胆地说出如此不可思议的理由？难道中国人低人一等？难道中国还不够强大？一种强烈的愤怒与屈辱冲上脑壳，心里快速地转过一千个念头，可就是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趴在窗口前质问：“Why?”可没人回答我，他们假装没听到，埋首干自己的事，护照被递回来。阿陶让我们不要着急，再等等。能等吗，直达车马上就要开走了，整车的人会等我们吗？开走后，我们该怎样去老挝万象？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我们都不会说老挝语。可问题是现在就不让我们出越南，真是很搞笑，让我们进来，不让我们出去。难道我们要回河内，然后再从别的关口进入老挝？但别的关口就不会有这种事吗？当中国人真的那么难吗？心里气愤得恨不得找个东西踢个稀巴烂。忍着一口气，我跑到外面，看着缥缈的云雾绕着山头，看着天上的白云聚散离合。后来才知道，阿陶为了能让我们顺利地出境，私下塞了些钱给他们，可他们嫌少没收下。（我到老挝后听那坐在我们前面的三个越南人讲，他们经常过关，所以和这些边警熟，边警告诉他们，以前有中国人给他们两百美金。）
等啊等啊，那个会说英语的司乘小姐已经陪了很久了，看见我们就摇头，眼里满是同情。举目无亲、孤独无助之时，我想到了中国驻越大使馆。在出国以前，我从多方面的资料上得到了使馆和领事馆的电话，包括工作人员的手机，我的手机也申请了国际漫游，没想到这个时候会派上用场，真是凡事都有个万一。
当地时间七点多，我联系到了第一个工作人员的电话，他安慰我先别急，将护照和签证原件复印后，写明越南边警阻止我们出境的理由，传真给领事馆，这样他就好跟越南外交部联系交涉。这时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所有同车的除了我们三个人，其他的都已经出了边境，车子也开了过去，我们的行李都还在车上，由于担心行李被车子带走，在我打电话时，阿陶拿着自己签好的护照过老挝那里去取行李，我们两本也被他带走。此时我所能做的就是打听哪里有复印传真，找到边关后面的公用电话处，那人告诉我们，在盖章窗口里有。问清以后，我和阿洪坐在关前石凳上等着阿陶回来。阿洪告诉我很多关于中国人在这里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可由于很多证据不足，而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无法提出抗议。我越听越气愤，决心抗争到底，为了挽回一个中国人的尊严，为了让他们不再小瞧中国人，以为所有的中国人都那么好欺负。我们同仇敌忾，决心到底，不多给他们一分钱。当然这也使我花费三百多元的国际话费，还有后来比别人多花费两倍的车费，转了三次车才到万象，这是后话。
大概又等了一个多小时，阿陶才把行李取了回来，进出关排队，还要走十几分钟的路，折腾了半天。我们三人赶紧把护照拿去后面找窗口里面的人复印，这时那个喊名的边警走过来，拿起我们的护照端详了一阵子问，为什么要复印？阿陶说要传真。他就说没有复印也没有传真。我们只有无奈地离开，我跟我们的使馆工作人员联系，并告诉他实际情况。于是他告诉我，领事馆有位同事会说越语，姓于，让我找他。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我拨响了于先生的电话，爽朗的话语让我犹如找到亲人一般。他让我找这个吊桥边关的电话与领导手机，并让阿陶告诉他边关的越语名称。在我通电话期间，阿陶再到窗口前询问。这时边警告诉他，护照和签证都是真的，现在是中国的网站上不去。变得比风还快，大概是看到我在不停地打电话的原故吧。于先生让我们再等等。他要和越南外交部的人交涉。
这时已经十点多了，闹腾了几个小时后，我们发现早餐还没有吃。关前有个餐厅，我们进去找了个僻静的位置坐下，点了个面食，可谁也没胃口，胡乱塞了几口填肚子。阿陶告诉我们，他刚才用比较重的语气跟那几个边警的人说，中国人是过来投资考察的，你们这样为难他们，以后还有谁敢来我们越南，我们越南的信誉会好到哪里，等等。他说那几个人始终都不敢抬头面对，或许理亏的人就是如此。我们闷坐着等结果，心里却在盘算着最坏的结果。直过车早已离去，即使现在能过卡，等待我们的会是怎样的一段路，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度里，还有六七个小时的路程，想都不用想了，只能依赖阿陶那一口越南话与流利的英语。
不知坐了多久，我想该给于先生再打个电话了，问下结果，快中午了，再晚点，只怕要在这山谷里过夜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最多躺椅子上睡。店里信号不好，我走到店外，很快拨通电话。于先生说，已经和外交部的官员交涉过了，应该很快有结果了，让我们上前去问问。刚挂完电话，就有一个边警走过来，让我们过去。怀着抑制不住的欣喜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们来到了熟悉的窗口前，那里的两个边警简单地问了两句话，交了与其他外国人一们的钱后，就在我们的护照上盖了章，阿陶也再一次办理了出境手续（刚才取行李时用掉了）。放行了？有点不太相信，我们在走向老挝的边关时，一种无法言喻的激动与骄傲油然而生。我激动地语无伦次地向于先生报喜过关，于先生也很高兴，他说，这还要感谢越南外交部的某一官员，说了我也不太记得了。有说有笑地，我们向老挝边境出发。老挝虽穷，可出入却很方便，中国人在这里基本上没受到不公平待遇。过了边关，已经十一点多了，阿陶找到了据说是最后一辆到山下的车，是由小货车在后面装了个顶改装而成的破车。坐了进去，等司机和店老板喝酒结帐后才走。边坐边怀念来时那豪华大巴上舒适的靠背椅，现在只有其中作乐，祷告司机不要醉酒，让我们平安到达山下小镇。装着欣赏风景的样子，安慰自己有失有得，让我们看到真正纯朴的民风，一路有说有笑，阿陶更是凭着那可爱的笑容，一站又一站地顺利换车，最后在一位越南人的帮助下，在夜幕降临前，乘坐一辆相对比较舒适的大巴赶到了万象。
老挝是个佛教国，没有偷盗抢劫，祥和安静，人口不多，依赖进口，物价比国内高，但住宿相对便宜。我们住在一家干净新开的宾馆，流连于湄公河，边玩边考察，期间碰到几个中国人，谈起越南边关的事，都气愤不已，他们都是最后以钱解决，牢骚、无奈、愤恨、悲哀，溢于言表。匆匆十来天而过，完成任务后，又要回越南，心有余悸，我们计划好，还从原路返回，至少那天过来时在边警面前晃来晃去了半天，他们都应该认得人了，有上次教训，这次应该不会故意刁难吧。抱着这样一厢情愿的想法，又踏上我们难堪的二次之旅。
今天是8月5日，直达车同样在六点左右到达关前，同们顺利地过了老挝关口，同样车上有几个欧美人，同样就我们两个中国人，同样其他是本地人，不同的是多一个日本人，当然日本人和欧美人一样顺利过关。
在同样的关内，我和阿洪是第一个把护照递到了外国人入境窗口前，里面站着一个我们熟悉面孔的边警，他看到我们，好像是怔了一下，不知是想到什么。他对验证的人讲了一句话，点了一下头，就走开了，我还以为是要放我们过关了。可那验证的人拿起我们的护照看了又看，又放在一个镜下看了半天，最终又放回原处。我的心不由地沉下去，看来事情没我们想象的简单，到底要怎样才肯放过我们中国人？难道上次害得我们不够惨，这次又要重蹈复辙？阿洪让我再等等，等那边警表态，等他的理由。这时那几个欧美人和日本人都来了，阿洪打招呼让他们把护照都放在一起，看边警是如何对待。当然毫无悬念，他们查了身份证后，甚至有两个欧美人没带身份证，都一样放过关、盖了章。而我们两本枣可怜的护照仍被撩在一边，我们站成石雕一样等阿陶过来，帮我们问一下，现在又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进关。阿陶办完手续后过来问边警，那人就把阿陶的护照收起来看，还拿出房外，不知做什么去了，过了好一阵子才回来，然后告诉我们，是因为安宁问题不让我们进关。终于又找到一个理由来搪塞了。熟门熟路，我赶紧拨于先生的手机，可我手机的信号还是老挝的，打不了越南的电话，只有打公用电话，那人都认得我们了。拨通了电话，真是太幸运了，虽然今天是星期天，可于先生的手机还是通的，一阵窃喜，我像个小孩子一样诉说着这里的情况。他让我先等一下，他跟外交部的人再联系。我有点着急，司乘人员已经在催了，同上次一样，就缺我们三了。不好意思让整车的人在等，今天又是星期天，不知对方的人有没有上班。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阿陶又去取很行李回来，让他们先走，并约定，一小时内办好手续的话，他们会在距离山下七十公里处吃饭等我们。过了十来分钟，里面出来了一个边警，让我们去办手续。公用电话的人有事要走，我们一再请求等一等，大概出于同情，他同意再等一会儿。办完手续后，我给于先生打电话道谢，这次却无比的沉重，不似第一次的狂喜。
与其他国籍的人相比，为何我们会如何之累？我们还要换三次车，在风雨下等车拦车，坐着破烂的收货车，坐着昂贵的出租车，一共赶了一百多公里路才追到那直达车。当我们赶到时，人家都已经吃饱喝足，而我们早起至今颗粒未进；人家正在优雅地坐着，看着，而我们带着满身的悲伤与疲惫，狼狈地赶路。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下，我狠不得找个洞钻进去。僵硬着笑容，冷漠着眼神，只为了不让自己太受伤。中国人的自尊让我没有食欲，不明白这个世界，不明白为何中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或许是中国人的委曲求全、忍气吞声、消财化灾、因就失大的观念宠坏了这批贪官污吏，可他们没想到这为以后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都会受到如此的遭遇；或许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坚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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