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与政治
2007-9-28 06:03 发表来源：青年文摘作者：周明
文人可称为士或知识分子，他们具有驾御知识和“特权”，因此即不属于高高在上的权贵，也不属于下层平民，他们可以在“仕”与“隐”之间做出选择。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强调个体对社会应有责任感，应有忧患意识。《孟子》中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认为“从政”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就象农民的专业是务农一样。“忧患”、“入世”、“承担”精神使人与政治牢牢联系在一起，他们把“救世”作为自已的终极目标，这似乎是他们骨子里的本能。
在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书生）通过科举考试授予各类官职，因此文人的身份乃是官员的必备条件，他们是国家政府文官体系的主要构成分子，也是整个国家盛衰治乱之关键。在任何一个时代，传统的具有批判精神的文人知识分子，他们的良知和勇气都是社会进步的支撑。因此，传统的社会心理对他们寄予了很高希望和要求。文人是人民的喉舌，是真理正义以及下层人民的代表，是永远的怀疑者、批判者，是孔孟思想中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有志之士。
在有些人的观念中，文人是个什么“德行”？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知稼穑之艰难，只会满口酸臭迂腐的废话，即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倨傲，又显现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庸懦。因此，“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之说甚为流行。不可否认，历代文人中即有擅长语言辞华，专为赞颂王权、歌咏清平的文学侍从之臣；也有临阵退缩，明哲保身，苟且图存之辈；更有品格低下、祸国殃民、残害忠良之徒，这些人影响了有些人对文人的认识。但这些人不足以改变中国文人的整体特征，文人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乃至缺陷，但每当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时候，文人往往起而批评之，以至殒身不恤。对社会的不平，文人用口、用笔、用行动要从根本上去铲除，正因为有这样一大批文人的存在，华夏文明，才不至于黯然；中华民族，才得以延续和发展。
下面以庆历新政为例来说明这一观点。北宋王朝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文人由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成为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广大文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以国家的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先天下之忧而忧”，正是宋代文人所追求的风范。
一、庆历新政的社会背景
范仲淹步入政坛时，赵宋开国已55年。经过前四十年的励精图治，宋初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进步，在宋真宗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宋太宗时就蕴伏的种种社会矛盾，约略在仁宗时就已集中爆发，至庆历初已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冗官、冗兵、冗费，是导致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在国外，民族矛盾尖锐，北有契丹大兵压境，西北党项崛起反宋，西南少数民族不断制造动乱。宋王朝在屡吃败仗后，以巨额“岁赐”，买得苟安。在国内则加紧搜刮，横征暴敛，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忧心冲冲。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官僚文人痛切认识到，赵宋王朝已病入膏肓，唯有改革才有出路。庆历新政成为历史的必由之路。
二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在宋仁宗的支持下，联合改革集团中的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提出了改革方案。范仲淹于1043年9月奉诏条陈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等十项改革主张。他大力整顿吏治，派出一批精干的按察使到地方考察，按所考察的政绩情况分别给予相应的处理。有一次富弼看范仲淹一手执着官班簿，一手执笔勾划，就对他说，“范公则是轻轻一笔，怎知一家会因此哭啊。”他回答说：“一家哭怎么比得上一路哭呢！”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大批只领俸禄不务公事的寄生虫被除名，大批有才干、刚正不阿的清官被委以重任，政局逐渐呈现新气象。
随着新政的展开,触动了大官僚阶层的利益。遭到了严重的攻击与反对。反对势力因循苟且，无所作为，对新法持否定态度，极尽其诋毁阴谋破坏之能事。由这些奸诈之徒把持朝政，新政的失败几乎的注定的了。
与此同时，朝中也不乏耽安求富，不求进取，明哲保身之人。晏殊、贾昌朝便是如此。他们成名拜相，荣华富贵，事事处处谨小慎微，“吃饭防噎，跬行虞跌”，在复杂的政局下显出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态，对新政采取了若即若离的态度，在关键时刻不建一策，在改革派备受打及击时不仗义执言，他们这些人的明哲保身，也是新政夭折的原因之一。
在这种形式下，疑心极重的仁宗渐渐对革新人士猜忌起来。终于在庆历五年初，仁宗下诏废弃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和宣抚使职务，贬至邓州，欧阳修、韩琦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庆历新政终于失败了。
面对国家的隐患,范仲淹并末坐而论道,而是奋起救弊。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强大，奸佞之徒的陷害，最高统治者的始从终弃，使新政失败，但这并不能抹煞它的历史功绩。在庆历新政失败后多年的政治生涯中，范仲淹始终抱着忧国忧民的志向，体察民意，义无反顾地履行自已的职责，竭尽为臣之道，为了君主与朝廷的长远利益，屡屡犯颜直谏，以至数度被贬。在邓州，范仲淹接到当时谪守岳州巴陵郡的好友滕宗谅的来信，请求他为刚修复的岳阳楼作一篇记。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们，范仲淹在回顾人生经历的感慨中，写下了言情表志的《岳阳楼记》，他用洗练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抒发了志士仁人的喜忧观。文中写到：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这几句话充分体现了一个积极进取的政治家的宽阔胸襟和高尚情操。千百年来使无数仁人志士受到鞭策和鼓舞，闪烁着思想光辉。
北宋众多文人学士受他影响，在“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下，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他们的诗文或激昂慷慨，或隐而不显，但大都针砭王纲，议论朝政，直书史实，布露民瘼，因而祸从口出，因诗获罪者极多。虽然他们的诗文中也经常流露出寄情于自然山水的感情，但比其忧国爱民的素志夙愿，无疑是第二位的。正是因为他们总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前面，与广大人民心气相通，所以他们的腹诽之言，自然令统治者忌恨！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直至清代“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统治者对文人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如风行近两千年的文字狱就是代表。何以文人总是逆当时的政况而行，不讨统治者的喜欢，屡屡被送上政治的祭坛？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代表了一种思想，一种不满足的要求。他们总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去呼唤更好的现实出现，他们往往有一肚子的美政，却无所施其计。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都是现实社会的批评者、怀疑者，他们不讨统治者的喜欢，不被重用的苦闷、孤独是一种无奈，更是历史的必然。如果他们处处时时与现实同步，那社会就失去了前进的导向和精神动力，只能堕向倒退的深渊！
封建时代，皇帝是权力的象征，真理的化身。批评指责皇帝，被视为逆龙鳞，往往被罢官免职、贬至蛮荒，甚至招致杀身之祸。在官场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充斥着机诈、残忍、嫉妒和仇恨，只知为国却不善自谋生路，锋芒太露却不知迂徐婉转，一味正直前行的人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中被碾成齑粉，但他们仍前仆后继，九死不悔！
正直强硬和敢为天下先，是中国文人的两大传统美德，也是中国文人的强项所在。
一代又一代在儒家影响下的文人，走过的是一段苦难的历程，因为儒家思想被政治所利用，儒生同皇权政治的强大而一直扮演着悲剧角色。但他们始终以坚韧的抗争，推动着政治的进步，校正着历史的车轮。
今天，读书人漫山遍野。“入仕”热再度升温，只是我们还有他们的激情，气节，责任和理想吗？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