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金燕：我看大学之“小”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08日 转载)[日期：2007-11-08]作者：曾金燕
母校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难以开口言说的地方。前段时间报纸上说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楼查学生证，不让非本校学生进入以免占用有限的资源。我不想说话，媒体第一次报道的内容对公众来说是新闻，但查证件不让“外人”进入教学楼这事对人大现在的学生及我们这些毕业没几年的校友来说，早已见怪不怪了。11月4号，媒体报道北京大学开始对进入教学楼的人员进行证件抽查，北大校方的说辞，比较谨慎，但实际上怎么回事，大家都心知肚明。
现在的大学，既不是学生的大学，也不是老师的大学，而是在上级领导下管理严密的大学。学校庞大的行政部门，教务处、学生处、科研处、招生就业处、后勤处、保卫处……表面上是为学生和老师服务，实际上是严格管理学生和老师以免师生有“捣乱、出格行为”的部门。更不用说地位高于行政部门的党群组织：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纪委办公室、学工部、武装部、保卫部、机关党委、校工会、校团委——以我幼稚的头脑，实在不愿意想通为什么大学里要建立那么庞大的党群组织，甚至拥有武装部、统战部等光名字就能吓唬人的部门。在庞大的行政和党群部门前，学生与老师的自主性、独立性和行动能力都微弱得不能再弱。行政部门听命于党领导和上级单位，统管全校师生的衣食住行及教学/学习工作。以我做学生时的经验，要和学校各部门打交道，千万不能较真，只有老老实实地按他们的要求和程序照办，才是“最省事”的捷径。当然，学校的行政繁冗之可恨，程度可能不比社会上事业单位的。可大学毕竟是大学，不是随随便便的“某个单位”。要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单位一词最有代表性。一个单位就是一个控制严格的小社会，每个人尽收罗网。尽管改革开放后单位的控制能力减弱了，但出于惯性和控制所能带来的好处，单位还是美意不能违地操心每个成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及婚姻大事等等。
在领导和上级眼里，大学就是一个需要严管、保证有条不紊运作、尽可能创收的好单位。学校盘查进入教学楼者的证件，杜绝外人进入，说辞无非是保护本校学生使用教学楼的权利，杜绝小偷小摸等治安事件，不让闲杂人等破坏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及良好的大学氛围。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自然是首先考虑如何方便有效省事地让大学所谓的正规化、正常化运作。而不去考虑如何让大学资源和大学氛围真正造福学子及社会上无缘大学却渴慕知识的人群。由于这一代的大学生被割断了历史与传承，只被教育如何应对考试，而老师们，要么格外地书生气，要么已经变成有文化者的行政人员而非知识分子，如此庞大却驯服的被管理人群真是领导们的福气，于是大学越来越不像大学，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单位”。
学生们每日进入自己的教室之前，要被像嫌疑犯一样对待检查证件，验明正身，不知有何感想。也许不少学生真的用配合一下保安以保证自己使用教室的权利的借口来安慰自己。但是在教学资源紧张的今天，就算用驱赶自考生、旁听生、社会人员的方法来保证有限的教室座位，懒惰的学生仍然是“晚起的鸟儿没虫吃”。校方所谓的保护越严密，学生越容易形成高高在上受宠受爱天之骄子的特权感——这对求学者一点好处也没有。再说，建国这几十年来，中国人已经麻木习惯被当作犯罪嫌疑人一样对待，有多少人会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侵犯？就算有此感觉，又能如何。记得大学时，一老师无奈地半开玩笑说：“今天进校门没带证件被盘查半天差点进不来，那些民工倒是自由自在地进来，人大真的成了人民的大学了，人民皆可进，老师不能进。”倘若大学人人可进，但只有真本事的人才能结业、毕业，那是中国人的福气到了。
除了盘查证件事件，中国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前段时间不少大学还闹了食堂饭卡的新闻，以给学生的补贴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名义，又是限制饭菜涨价，又是限制外校人在大学就餐，还有临时饭卡之争——这对学生们来说，也不是什么新闻，但学生们没发言权。什么大学啊，小气、狭隘，但此事归根到底是功利使然。谁不知道大学后勤集团是块肥肉，承包学校食堂的都不是等闲之辈。倘若真关心学生们因为物价上涨生活困窘，把打入学生银行卡的补贴临时上调不就完了！把补贴发给食堂管理部门，然后通过抑制菜价（不知道有没有抑制菜量）来补贴学生，亏这些名牌、重点大学开设的经济学、管理学、财政学等专业居中国大学专业排名之前列。每天在课堂上教授的公平、效率，都是自圆其说的谬论还是只用于考试？
最委屈的可能就是自考生了。他们在统招考试中不能以分数胜出跻身心目中的神圣殿堂，只好花数倍的价钱进入大学，却处处受歧视：不能享受同等教学资源，生活上也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和安排，被排斥在各项重要学术、文化活动之外。倘若处处与统招生对比，不是被气得半死就是自觉地自卑起来。如此看来，大学除了从庞大的自考生群体身上挣了一笔钱，不但没有好好地提供教育，还更严重地戕害了一批年轻人的心灵与尊严。大学大在哪里？
大学的小和弱，还不仅于此。我念大学时已经是21世纪的中国，某日被党委找去秘密谈话，原来国保（或是国安？当时没有弄清楚这两者的区别）已经找到学校，要求我不要与胡佳谈恋爱，不要参与任何与艾滋病有关的社会活动，否则当心毕业证书。当然，警告虽然足以令我等学子恐惧，但谈话在微笑中进行，毕竟出面的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党委书记和老师。又一日下午，教欧美文学（课名全称我已忘了）的王以培老师（学法语出身，诗人，多有诗作，翻译了《兰波作品全集》，多次去三峡考察希望保存那里现在已经淹没的传统和文化，著有多本关于三峡的书）进到教室，请在座的诸位同学签名，以证明他在给学生们上课，而非到对面当代商城里的星巴克闲坐喝咖啡故意不去见领导。后来才知道更多的片段，王以培老师的三峡之行以后，他的行政上级越发地看他不顺眼，已经到了处处找茬要开除他出人民大学的地步了。然而正是这样的老师，有着诗人的高贵和脆弱，满脑子单纯只有文化、文学，上课时讲到某精彩处也神迷，被学生认真地或盲目地喜爱着，却在行政人事上处处受上级压制，面临下岗。当时我用力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只是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又有哲学院的老师单少杰，有思想又敢说话，是研究毛泽东、文革的大腕级学者，我等后辈不敢妄自评论，当时我常常跑去旁听他的课，确实是喜欢得不得了。他在学校，也是坐冷板凳的角色。他在国内发文发声的空间，据说是越来越小了。
不过，此等种种，再怎么痛骂大学也没有用。一党独大、专制领导、行政制人、追求功利，并不只是大学的特色。国情如此，社会如此，大学只不过是抵挡不住，一并被渗透罢了。要重建一个思想自由、人格独立、兼容并包的大学，要培养出大学真正的大气量，有待时日。与其坐等，不如领军，抗争引导社会走向自由、法治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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