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女人做妓女 巴黎中国非法移民调查
2005年6月，国际劳工组织曾公布一份报告，题为《中国非法移民偷渡到法国和受剥削的状况》。该报告指出，目前在法国的中国非法移民约有5万人，70%的人生活在巴黎，其余30%生活在法国东部和北部。与此相对应的是，近年来有关华人非法移民的报道经常见诸于法国各大媒体。自2000年来，法国最大的报纸之一《世界报》对于华人非法移民的报道便一直不断，涉及“华人偷渡的新路线”、“华人非法移民不断增长”、“中国非法移民的新犯罪行为”诸多话题。
目前每年有近8万到10万非法移民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法国，而华人非法移民已占据法国非法移民总数的12%~25%，成为法国非法移民中的主力军之一。自去年巴黎骚乱之后，法国政府开始加强打击非法移民的立法，并将大大提高非法移民驱逐率。非法移民已经成为法国，甚至欧盟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2005年入秋时分，我赴巴黎求学，出于对移民研究的兴趣，开始逐步接触并对巴黎的华人非法移民进行访谈式的调查。
调查的难度始料未及。大部分华人新移民都是没有身份的非法偷渡客，他们拒绝接受采访，对我的出现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为了寻找访谈对象和更深入地了解华人移民的生活，2006年伊始，我来到巴黎三区的瓯江协会做义工。瓯江协会成立于1993年，致力于为华人融入法国社会以及中法文化交流提供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服务。出于对华人移民的保护，瓯江协会并没有对我的调查给予任何实质性的帮助，相反，碍于我的调查者身份，他们禁止我参加协会的一些例行活动，如妇女茶座和咨询。而我的任务则是利用周末给一群爱好中国文化的法国人教授中文课。
在这半年中，我通过各种渠道认识了20多个华人新移民，并对其中的13个人作了深入访谈。女性10人，男性3人。来自浙江温州和青田的有8人，年龄在 18~38岁之间；其余5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沈阳等城市，他们大都是国有企业的下岗人员，年龄在40~52岁。在巴黎逗留的时间也是长短不一，最短的才5个月，最长的将近十多年。他们中绝大部分“没有纸张”（sans papaiers，指没有合法身份的非法移民），大部分人在餐馆和华人作坊打黑工，上了年纪的北方女人则更多地在温州人家里做保姆。
访谈中我主要关注的是他们的生活史和移民轨迹：他们在国内的生活状态、移民法国的动机、迁移的路线、在法国的生活现状和社会网络以及对未来的打算等等。每次访谈结束，我都会主动要求对方介绍新的访谈对象，但是很多人并不愿意介绍自己的朋友，滚雪球的方法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中并没有显示出它的优势，即便是熟人介绍的访谈对象也经常在不经意间销声匿迹。
半年的调查中，我听了很多故事，这些故事传达出的对幸福的基本渴望是相同的，那便是一个“纸张”，一个合法长期居留的身份。而他们的不幸也是相同的，自华人非法移民进入法国始，一批一批人所经历的几乎都是同样辛酸的奋斗史。
温州人群体
在早期的移民问题研究上，许多学者认为影响移民的主要动因在于经济因素，认为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是引发移民浪潮的主要原因，只要两个地区间存在着经济发展上的势差，就一定会引发移民浪潮，直到两地间经济发展水平趋于平衡为止。现代化移民理论家更多地将移民视为发展的结果，其研究重点放在移民的外在原因，包括结构性的，由都市化、发展不均引起的拉推理论。然而，对于华人移民法国似乎不能用单一的经济或政治因素来解释，而应该更多地考察背后存在的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温州人的群体性移民或者偷渡行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在我接触的范围内，温州来的非法移民人数也最多，他们的年纪普遍较轻，受教育程度不高，通常在蛇头的帮助下偷渡进入法国。
事实上，温州人（早期，青田隶属于温州地区）长期以来便有移民欧洲的传统。他们移民法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绝大多数或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劳工来法国，或是为了到海外谋生经商而进法国。30年代，许多青田人凭着擅长石雕的技能到欧洲谋生。一路走来，需要花费两三年时间，才到法国。二战期间至60 年代初, 移居法国的中国人很少。
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人员流动限制逐渐减弱，人口控制的大闸逐渐开启；另一方面，“出国发财”再一次成为温州人追逐的梦想。因此，80年代开始，温州人开始大批进入法国，他们在巴黎二十区的美丽城（Belleville）形成了一个中国城。此后，循着各种网络关系，温州人以一传十，相互帮带进入法国谋生。在巴黎美丽城的新移民中，温州人占60~65%。他们主要从事的经济门类如制衣、餐饮和皮革行业。
法国学者Pierre Picquart认为：巴黎中国城的迅速发展并非偶然或突然形成，其自主空间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即人际信任和群体计划与个人成功策略中的网络。图腾式的连带关系、家族、地理方言连接着一种祖先的文化、儒家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金钱上的相互救济。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温州人移民法国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体经济行为，而是一种群体性或集体性行为。集体行动最初是美国学者门瑟·奥尔森在其专著《集体行动的逻辑》提出的，本意是指松散的个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建立的联结形式，同侵蚀这一利益的团体和个人抗争所采取的行动。而在这里，我把温州人群体看成是一个同质性较强的移民群体，而移民法国则是他们共同构建的一种跨国的集体性行动。在国内，温州人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区域经济群体。如今，这一群体移植到巴黎。
有着移民传统的温州人在巴黎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利益互助团体，他们因为血缘和籍贯所联系起来的网络对于来自其他地区的非法移民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40岁的上海单身女人周到法国已经6年，迄今仍没有拿到“纸张”的她对我说，外地人来了巴黎之后，一般就在温州人家里带小孩。温州人小孩多，大人白天要出去打工，所以很多温州人家里都会要保姆。外地人那个时候要价在2500元人民币，温州人都要3000~4000元，不过因为外地人都没有居留权，警察抓得紧，所以温州人宁可付高点工资，也要用自己圈子里的人。
北方女人群体
90年代以来，另一股华人移民潮引起了法国社会的关注，他们来自中国东北和一些大城市，包括东北三省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北方城市如北京、天津、青岛等，以及少数南方城市，如上海、南京等地。她们中60%以上是单身女性。因此，我们将其统称为“北方女人”。最近10年开始，法国的东北人变得越来越多，温州人和东北人成为法国华人非法移民的两大主要群体。
北方女人中的大多数人是合法进入法国的。根据DMP人口和移民署的统计，58%的人持有申根签证和中国护照。这些女人通常拥有城市户口，年龄偏大，拥有一定的学历和技能，在计划经济年代，她们享受着城市户口所带来的各种优惠政策，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种种福利。改革开放后，原有的计划经济逐步被市场经济所取代，国有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人因此下岗、失业，面临严峻的职业危机。职业的中断使她们原有的社会经济地位陷入了困境，这也成为她们选择出国的重要原因。
离婚也是她们选择离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曾经在西班牙对一个北京女人周进行过访谈。周原是某大型国企的工会主任，持工作签证进入西班牙，3个月有效期过后，她没有回国而是选择了留下，其间曾去法国打工两年，被骗得一无所有之后又重回西班牙。周说，她去西班牙和法国并不是因为工作，而是因为国内的家庭解散了，她不愿意面对，所以选择了逃避……职业和生活的双重中断促使这些女人毅然放弃了国内的生活，只身来到欧洲，来到巴黎。
在已经有着自己稳定社交网络的温州人群体里，东北移民的名声并不好。24岁的温州老移民小徐说：“我们浙江人请保姆都喜欢自己圈子里的人，现在也有很多东北人做保姆的，不过我们不太喜欢。一方面，饮食习惯不同，地域差异。我比较习惯温州阿姨做的饭菜。另一方面，东北人在巴黎名声不太好。经常会听到人家说，某某家的东北保姆偷了主人的钱走了什么的，反正传来传去，都很难听的。”
还没有纸张的青田人小王也对我说：“东北人年纪大，找不到工作。很多人很苦的，还到处领难民饭。东北出来的一般都是下岗的。女的就做妓女，男的抢劫。我们那个时候在Belleville，几个人一间，他们就冲进来抢东西。很多留学生也被抢过，护照啦什么的。”
大部分东北女人都缺乏温州移民那样的亲缘网络和家族关系，也缺乏一定的社会和经济资本，因此，他们在法国的处境更加困难，除了在温州人家里做保姆外，更多的则在美丽城做起 “站街女”，浓妆艳抹招揽生意。与温州人的抱团相比，东北人显得形单影只，而且常常受到温州人的排斥。特别是法国媒体对美丽城东北女性卖淫活动进行报道之后，东北人更是被贴上了“妓女”的标签。只要谈到东北人，温州人就会不屑一顾。这在访谈中深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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