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士林：以儒做人 爱满天下
儒家的学问不是空头理论，从头到尾都是教我们怎样做人。北宋大儒程颐说过：“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南宋大儒陆九渊更是斩钉截铁地说：“不识一个字，也要还我堂堂正正做一个人。”那么怎样以儒做人？这要从孔子谈起。做人要有仁爱之心
元代皇帝元成宗说过：“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意思是说，孔子以前的圣人，如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等，如果没有孔子，他们的真精神就流传不下来；孔子以后的圣人，如汉代的董仲舒、南宋的朱熹、明代的王守仁等，如果没有孔子，就没有了效法的榜样。数千年来，孔子作为不朽的文化人被传颂、被崇拜，地位基本上未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孔子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为中国人的为人处世，也就是做人，提供了最高的榜样，确立了基本的原则。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个“志于学”是学习和思考做人的道理。那么，孔子要求我们怎样做人？总的要求就是一个字：“仁”。“仁”是孔子最重视的道德范畴，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也是以儒做人的根本原则，因此儒学又被称为“孔门仁学”。
那么，究竟什么是“仁”？“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109次，孔子每次对“仁”的解释都不一样，更准确地说，孔子每次都是针对不同的情况来解释“仁”。就事论事，因材施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孔子教学的特点，他从来不抽象地讨论问题，对“仁”的解释也是这样，始终紧紧地围绕着人们的日常表现，灵活机动，随事点拨，针对性非常强。但是它也有一个不可动摇的核心，那就是“爱”。
《论语》里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个答案十分朴素，但它却是孔子对“仁”的最高概括。做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一颗爱心。尽管十分朴素，其中却蕴涵着丰富深刻的意义。
孟子对孔子说的爱做了全面、精辟的概括：“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十个字透露了孔子讲爱的三层含义，那就是，第一层：“亲亲”，对亲人的爱；第二层：“仁民”，对大众的爱；第三层：“爱物”，对万物的爱。
儒家追求一种爱满天下的境界，但儒家的仁爱，却发端于我们身边最普通的血缘亲情，也就是对父母兄弟、对亲人的爱。正如孔子所说：“立爱自亲始”（《礼记·祭义》）。而爱亲人的核心，就是一个“孝”。孔子告诉我们，做人应该有爱心，爱心首先是孝心。
爱亲人：立爱自亲始
《论语》第一篇就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一句话道出了儒家以血缘亲情为基础来建立道德体系的根本诉求。“孝”是对父母的敬爱之情，“悌”是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孝”是纵的要求，“悌”是横的规范。“孝”和“悌”两个出自血缘亲情的自然纽带，一纵一横，就为人间的道德秩序确立了经和纬。其中尤以孝为道德的基石。孔子认为孝是仁的根本，或者说是仁的出发点。
做人首先要孝顺。这是以儒做人的头一个要求。把“孝”作为人生头等大事，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又被称为“孝文化”。儒家人生观强调尽伦理，道家人生观强调任自然。
儒家讲的爱，却是来自于内在的、自然的血缘亲情，甚至来自于动物的本能，是这种动物本能的升华。例如，很多动物都有“孝”的表现，如“乌鸦反哺”。这种生物本能进一步升华，就成为人的“孝”，因此我们经常说“人不孝顺，畜生不如”。
当然，讲到人的孝，和动物有个最大的区别，那就是，动物只有出于本能的“孝养”，人却有出于亲情的“孝敬”。孔子的学生子游问老师究竟怎样才算是“孝”，孔子回答说：“今之谓孝，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一个“敬”字，道出了“孝”的道德属性。较之“养”，“敬”确乎更体现了人的“孝”较之动物本能所独有的情感特征。我由此想到民间流传的两句话：“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少完人。”
心是内在的情感，迹是外在的行为。因此讲孝，主要的要求还是敬重老人。“敬”的标准要高于“养”的标准，因此“孝敬”较之“孝养”出现频率更高。伴随着经济繁荣，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日臻完善，“孝养”的问题越来越容易解决，而“孝敬”的问题却仍然突出。进入老龄化社会，“孝敬”的道德情感理应得到悉心培育。
“仁”从对父母的“孝”开始，从对亲人的“爱”开始，又推演扩充为对大众的爱，这就是儒家经常强调的推己及人，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将心比心。
爱大众：己欲立而立人
为了实现对大众的爱，孔子提出了两条原则：
一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另一条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站得住脚，也要让别人站得住脚；自己要发展，也要让别人发展。
第一条是否定地说，第二条是肯定地说。两条原则实际上是从相反的方向指示着同一个“仁”的道理：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博爱大众，共同发展，大家都赢。
这两条原则初看起来好像很平常，但认真想一想，要真正地落实却何其艰难？可以说，人和人的一切冲突，归根结底都是因为违背了这两条原则；人和人的和谐相处，归根结底都是因为遵循着这两条原则。
如果人们真的都能按照孔子提出的两条原则做人做事，人间天堂就建成了，世界大同就来到了。因此这两条看似平常的原则实际上却具有无比神圣的意义，它们的崇高深厚的道德内涵、社会价值和任何宗教的金律相比，都毫不逊色。因此，在一次世界性的讨论宗教伦理的大会上，全世界不同信仰的宗教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都一致同意，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信条和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于人”的宗教戒律并列为人类生活应该遵循的普遍法则。孔子提出的两条原则确实是具有永恒价值和普遍意义的人类的金律。
从对大众的爱出发，孔子认为实现“仁”的最重要的标准是大众的幸福。那么，什么是大众的幸福？怎样落实大众的幸福？孔子首先对政治家提出了要求，这要求突出地体现于四个字：“富之教之”。孔子肯定管仲的话，最著名的有两段。一段是：“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另一段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树立的“仁”的标准本来非常严格，他绝不轻易地肯定哪个人达到了“仁”的标准，对自己最得意的学生颜回，他也不过是评价他“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但是他却那样毫不含糊地称赞管仲够得上仁，特别是这个管仲还有违反礼的严重问题。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孔子认为为大众造福，是最高的政治道德，这种政治道德甚至超越了仁的标准。例如他的学生子贡问他：“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意思是说，这哪里仅仅是仁！应该说是圣了！尧舜都难以做到呢！
对大众的爱，直接地培育了对人的尊重。在中国古代社会，正是儒家的智慧高高地举起人的尊严的旗帜。在任何情况下都维护人的尊严，成为中国智慧的优秀传统。例如《易经》把天、地、人列为“三材”，意味着人的地位可以和天地并立，同样伟大，同样崇高。“天地之性人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响亮的口号。不仅儒家维护人的尊严，道家，例如老子也十分重视人的尊严，因此他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西方近代大思想家康德响亮地提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而中国儒家的智慧却一开始就坚持这一原则。
儒家从爱亲人推广到爱大众，从爱大众又推广到爱天地万物。儒家对天地万物的爱，是对生命的爱，对生生不息的宇宙的爱。这样一种爱培育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主张。实际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天人合一，也就是宇宙和人类的和谐统一。
爱万物：仁，天心也
这种统一在宇宙体现为“生”，如《易经》所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在人体现为“仁”，就是所谓“仁也者，人也”，而“生”就是“仁”，所谓“生，仁也”。宇宙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就这样通过对生命的珍爱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
儒家对万物的爱，特别是对生命的珍爱，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事迹。宋代大儒周敦颐“绿满窗前草不除”。有人问他为什么不除，他说“与自己意思一般”、“观天地生物气象”，就是说，春草的生长和人的生命一样，都是宇宙生生不息的气象，体现了“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本质。
对天地万物的爱，使中国人经常把无生命的事物生命化，无情的事物有情化，这样大自然对我们来说，就充满了亲切感、家园感。宋代大儒程颢有诗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你看那天地万物，鸟在天上飞，鱼在水中游，青山屹立，大河奔流，大自然的每一个生命都是那样地活泼自在。春夏秋冬的美丽景致、季节的讴歌和人的生命的旋律无时不在和谐地共鸣。这样的家园，怎么不值得珍爱？
放眼当今世界，对自然的过分掠夺，对万物的无情摧残，已经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地球不断升温，臭氧层空洞不断扩大，江河不断干涸，森林日益消失，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日益严重……
我们已经必须提出这样一个拷问：要么就是一个世界，要么就是没有世界。
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世界，儒家强调对天地万物的爱，尤其具有严峻的现实意义和崇高的文化价值。
中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宇宙观，对环绕着人类的大自然始终抱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亲和感、归宿感，也就是家的感觉。中国古人眼里的宇宙，是一个亲切的、充满了人情味的宇宙，是一个流动的、跳荡着韵律的宇宙，是一个动静统一、虚实相生的宇宙，是一个美的宇宙。因此，中国人又说：“仁，天心也。”仁，就是宇宙的心。宇宙真的是大爱无边。
从爱亲人到爱大众，从爱大众到爱万物，直到爱满天下。人间世界的可靠、温暖、希望和幸福，都需要我们树立爱的伟大信念。爱是生存的需要，爱更应该成为一种境界。爱并不需要惊天动地，身边的每时每刻，每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以播撒你的爱。我们应切记那句古训：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孔子通过“仁”揭示了爱的丰富内涵、伟大力量和崇高价值。“仁”的发现应说是中国先哲对世界人文的最伟大的贡献。人类一切智慧，只要那是珍爱人类自身、珍爱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的，都不能不包含“仁”，走向“仁”。因此“仁”这一最富于“中国特色”的范畴却是最富于世界意义的。“仁”的意义有多重大，孔子的贡献也就有多重大。因为“仁”这一范畴虽然不是由孔子首先提出（在孔子之前的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了“仁”这个概念），但最圆满地阐释“仁”的精神、最辉煌地呈现仁者襟怀的，却不能不首推孔子。孔子因此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卓越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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