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财便是土豪
要了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领导农民打土豪的盛况，自然最好是读读毛泽东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2011年春所编的《千里乌江第一镇》中，有两篇文章记述了长征途中红军在遵义乌江领导农民打土豪的情况。虽然语焉不详，从中却也可以约略知道，红军为什么要发动农民打土豪，和怎样领导农民打土豪，以及什么样的人才是土豪。贺军《乌江干人打土豪》说：“当时红军明确打土豪的目的：一是把土豪剥削、压迫干人群众的物质财富，归还给劳动人民，把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二是解决红军部队的给养。”如果说党在革命根据地发动农民打土豪，杀富济贫，主要是为了把土豪剥削、压迫农民的物质财富归还给劳动人民，把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以便建立苏维埃工农政权的话，那么，长征途中红军发动农民打土豪，恐怕就主要是为了解决红军部队的给养。想想吧，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东奔西走，居无定所，数万的人马，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不打土豪，靠什么生存下去呢！至于把打土豪得来的部分财物归还给劳动人民，不过是为了寻求他们的支持和利用他们的力量而已。
《乌江干人打土豪》介绍说：“工农红军对打土豪有严格规定，团以上政治机关设有专门领导打土豪的机构没收征收委员会。各部队打土豪，须经同级没收征收委员会批准。”红军在乌江打土豪，先是帮助当地干人成立农民调查组，调查哪些人属于土豪。然后“乌江地区各革命政权、群众团体、人民武装组织在红军的帮助下，开展打土豪的斗争”。看起来，红军在乌江领导农民打土豪，还是很有组织纪律的。但是“有的群众”还是不敢参与，因为他们“怕红军在乌江住不长”。于是“一位红军班长动员说：就是我们走了，将来你们也要分田地。反动派称我们是‘共匪’，一‘共’我们就回来了。这样，就打消了群众的顾虑”。
有的——恐怕是多数——群众不敢参与红军打土豪，他们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反动统治者称红军是“共匪”，多数群众恐怕也就是这样认识的。由此也可以证明，民盟遵义市委、民革遵义市委、民建遵义市委、农工党遵义市委、九三学社遵义市委等五个民主党派说“遵义人民喜迎红军”，不过是不顾历史常识的美好愿望而已。至于说“一位红军班长”那样一动员，“就打消了群众的顾虑”，也实在是把问题看得太过简单，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美妙想象而已。
据《乌江干人打土豪》记载，红军在乌江发动农民打了五个土豪。一个是刘国林，没收了他的财物，一个是国民党区长刘继光，没说怎么打他的；但也都没有说他们是怎样土豪的。一个是乌江渡厘金卡的毛卡员，说他“利用权力经常敲诈勒索过境客商，刁难过渡行人”，“没收了他掠取的不义之财”。另外是两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土豪”：“一个叫马和尚，住在江南岸寺庙，平常同军阀、官僚往来甚密，专门给军阀提供情报；一个叫陈尼姑，住在江北双龙寺，是驻守乌江的国民党保卫队大队长赵真如的耳目。马、陈二人自称‘罗汉’和‘观音’，横行乌江两岸。”“红军战士和群众没收陈尼姑粮食几千斤，一大缸菜油，几条大肥猪；同时没收了马和尚养来孝敬军阀、官僚的鸡、猪和从农民手中剥夺的粮食。”钟永玖《阅读双龙寺》说，双龙寺“有庙田万亩，坡土200亩，供奉佛、道神像和关羽。住持尼姑法号演兴，俗姓陈，雇工耕作，是江北的地主”。说双龙寺“有庙田万亩”，恐不可信；乌江地区穷山恶水，山多田少，万亩水田，七、八平方公里，要占多大的山区面积啊！
《现代汉语词典》：“土豪，旧时指地方上有钱有势的家族或个人，后特指农村中有钱有势的恶霸。”土豪确乎是有钱的，否则还打他干什么！但除了国民党区长刘继光，乌江这四个土豪都并无一官半职，说不上有势，而他们怎样地横行乡里以及给当地军阀充当耳目和提供情报，两篇文章都语焉不详。“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看来，土豪，关键是有钱财；所谓打土豪，主要就是没收土豪的钱财。
有意思的是，“在打土豪叶文彬时，叶指使他的老婆找到红军，装成开明的样子，要红军先把远处的土豪打完后，再去她家杀猪、挑谷子，结果远处土豪没有打完，红军就撤走了”。叶文彬真是一个聪明的土豪，或者就是所谓开明绅士。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红军先头部队攻占遵义后，遵义工商界的开明绅士为什么会和“红军之友社”组织的学生、市民一起到丰乐桥和丁字口去迎接红军后续部队进城。
现在，有钱财且有势力的土豪正多，要不要发动农民和市民打一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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