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拼盘论到政治（"公"）、经济（"私"）分立论
（五）从拼盘论到政治（"公"）、经济（"私"）分立论以社会整体动态平衡的观点看，一个社会的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不可割裂的。但西方主流经济政治理论故意以拼盘论将这两个领域分别贴上"私"与"公"的标签，以示"公私分明"，实际上是用来掩盖大资本在经济和政治这两个领域的权力之间相互为用的一致关系。
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任何一个关系比较紧密的群体，无论大小，就是一个小社会，就有它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就有对内和对外的"公"与 "私"。否则为什么，如果一个企业的人员将企业的资金挪作"私"用，我们就说他盗用"公"款呢？一个企业的事务，对于大社会来说是"私"事，但对于每个企业成员来说却是"公"事，因为如前所述，任何企业的运作都要涉及生产资料以及产品中所包含的、属于"公"的天然和集体智慧价值以及所有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而且，也如前所述，在现代社会化、当今全球化大生产的历史条件下，一个企业的运作不仅事关企业所有成员的生计利益，一个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财团对社会上人们的消费生活和思想意识、对大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渗透、诱导和干预，还广泛深远地影响着、甚至左右着一地、一国、乃至世界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根本生计命脉。可见，"私"与"公"是不可能绝然分割的。总之，"私"中有"公"，"公"中有"私"，不公不私，又公又私。
拼盘论将政治与经济、公与私绝然分割的结果，就是（1）将现代企业这种"当代资本主义最强大的群体组织形式"赋以"准个体的法律地位"，隐去"其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的地位"，从而"将经济这个基本社会领域排除于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原则的应用范围之外"，于是企业内部关系的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反而在"经济自由"的大旗后面巧妙地得到了掩护；（2）将大资本在"公"的领域所窃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从其背后所谓"私"领域内的金权专制这个根子上剪断，然后将大资本从"私"领域的那个专制根子（通过游说、献金、全民选举、轮流坐庄等政治把戏）延伸到"公"领域的、对于全社会的金权专制，巧妙地打扮成"自由"、"平等" 、"民主"的神圣形象，反过来又以此将那个"私"领域的金权专制根子深深地埋藏起来、保护起来。拼盘论的魔力真是不可小嘘啊！
（六）从拼盘论到世界扁平论
拼盘论的又一个妙用就是将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说成像游戏拼版那样，是一个扁平划一的"全球化"整体，最典型的说法就是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 • 弗里德曼的一本书名所宣扬的："世界是平的"。世界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平坦了呢？据说那是因为现在不再存在前苏联自上而下的帝国统治、不再存在东西方之间的柏林墙、再加上运输成本下降、通讯成本下降，世界变成了一个通行无阻的自由竞争的大市场。这种"扁平"论调的实质是：它无视西方国家一方面在南北之间高高筑起无形的"边界墙"、极力阻止外来劳动力向他们那里自由流动"抢饭碗"〔5〕，一方面用武力手段和武力威胁为垄断资本在全世界"自由"流动抢夺天文数字的利润开路，无视资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之间深深的利益鸿沟，也就是巧妙地掩盖了美元帝国集团从国际层面自上而下直至百千万血汗工厂、从意识形态话语到地缘政治到军事布局到金融贸易关系的全面霸权。
是的，在"平等劳动"、"和谐共存"的意义上，世界应该是"平"的，也就是说，世界必须铲除居高临下地主宰一切的霸权。但这只是世界大多数人民企求的理想目标，而不是当前的现实。要使之逐步成为现实，首先必须使经济政治理论和实践回归到在多层次上和之间动态平衡的天道上来。
上面从"单一价值源泉论"、到"狭隘'劳动'定义"、到"劳资自由交换论"、到"量化万能论"、到"政治经济分立论"、到"世界扁平论"，厘清了当今世界的最大毒瘤国际垄断资本霸权从人类社会的经济细胞中孵化滋生，到驰骋市场、强食弱肉，到吞并国家政治权力，到称霸世界、无恶不作，这样一条发展黑线赖以得逞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根源。找到了根源，就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对症下药。唯一有效的良药就是在世界东方很大一部分人口中自觉奉行了数千年之久的动态平衡之道。这一天地大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自觉奉行"与否对人类自身的福祉却是极为紧要的。那么动态平衡之道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将如何展现呢？
笔者曾于四年半前撰写了题为《政治经济学新论：价值三源泉和联合所有制论》的长文，第一次揭示了商品价值的三个来源，并在此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生产资料应归人类社会三级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体、各别民族国家共同体、基层企业共同体）联合所有、基层企业劳动入股、劳资合营、全员民主管理这样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长远目标设想，论证了这一设想的理论合理性和予以逐步实现的现实和未来可行性〔6〕。着重讨论了基层企业劳资之间经济民主、管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注：所谓"逐步实现"，即不排除在操作层面上，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保留一定规模的中小型私有经济、并在更长的时期内保留私有制的尾巴。）〔
人类社会三级共同体联合所有制的问题，除了基层企业内部关系的动态平衡之外，在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情势下，还涉及到民族国家在纵横两个方向上的各种宏观关系：横向上，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联结为国家组群的文明体之间；纵向上，国家与其内部的少数族群之间、以及国家与世界性国际权威机构（如联合国）之间。而所有这些关系中当前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所谓文化冲突、或文明冲突问题。数百年来，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一直是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霸权主义者，用来在其势力范围内或其竞争对手的影响范围内，实施挑拨离间、分而治之图谋、玩弄地缘政治的一张王牌。浑身散发着铜臭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从来都没有尊重过其它国家和族群的文化，而始终推行其文化霸权主义的路线。有时他们也虚伪地利用多元文化主义这一口号，一方面借以安抚国内少数族群、以巩固垄断资本在国内的统治，另一方面对其不听话的掠夺对象国/地区、或竞争对象国/地区进行离间分化、令其自相残杀、以便各个击破、同时转移世界人民抵制、反抗其霸权主义的斗争矛头。总之，他们实际所推行的，还是企图强迫整个天下皈依他们金钱拜物教的单一文化主义。所以，以动态平衡这一东方哲学原理阐述文化问题，揭示西方心物二元主流文化理论的错误，是当前世界话语权争夺中的一个突出任务。下面只是一个尝试。
三、心物一元、多维整体文化观
（一）人类文化多样性和趋同性的统一：关于终极普世价值
按照动态平衡的世界观，人类文化在总体上应该是多样性和趋同性的统一。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源自有史以来不同地区、不同族群所处自然环境、生存条件的不同所导致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差异：
源自地中海北岸、中亚和西亚的西方文化、及东西之间的阿拉伯文化，主要与多山近海、或干旱的草原甚至沙漠这样的自然生存条件相联系，那些地区不最适合农业、而适合航海贸易或游牧业，因而在精神文化方面，磨炼出了特别强悍的开拓、冒险精神、和宏观社会关系方面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常伴有海盗行为、或战争掠夺等黩武倾向；
而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亚文化源自土地平坦辽阔、气候温和适宜的、数千年发达的农耕生活，因而孕育出了安土重迁、强调天时地利人和、即人天、人地、人际关系的和谐协调、阴阳平衡，强调心性修养、虚静守下、不贪欲、不妄为、守常道这样的精神文化传统。
但在长达数十万年或可能二、三百万年的史前时期，无论哪个地区的人类先民面临的是大致相同地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如见之于东西方经典中关于诺亚时代和大禹时代洪水为患的记载），同时都只有原始低下的生存技能，靠采集野果或围猎野兽为生，到后期才慢慢地有了农耕、畜牧。那时候，无论哪里的原始氏族公社内部，所有成员之间基于直观直觉的血缘关系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生俱生、一死俱死、命运与共的强烈一致意识。
虽然那时由于生存本能的驱使，不同的氏族或部落之间也有野蛮的争斗，虽然后来随着人的生产生存能力的提高、私有制的出现以及少数强势者的贪婪，原来氏族成员之间的高度一体化开始分化，沿着微观（家庭、个人）和宏观（部落联盟、国家、世界）两个方向，展开了在人类社会多个层次上全方位的、连续不断的、既"文明"又野蛮的争斗，虽然如此，但是，那个曾经延续了比人类文明史长达数百倍之久的原始艰难生活，在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命运与共" 意识基因，反映到社会伦理就是博爱精神，这见之于各大文化的经典记载中，如中国道家的"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佛家的慈悲众生，儒家的仁爱天下，以及同属于亚伯拉罕宗教体系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共同经典所宣讲的"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 （《圣经•旧约》）这一真正的基督精神。
相比之下，人类的"文明"史还只是短短的一刹那。自有文明以来，尽管由少数人挑起的争斗连续不断，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激烈、危害越来越惨重，但同时，随着人类生产生存活动规模的社会化、全球化、乃至太空化，紧密联系的范围不断扩大，彼此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于超越家庭、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物种的"命运与共"意识也在与日俱增，这是原始氏族时期那种狭窄眼界范围内的共命运意识所不能比拟的。
今天，人类一体、人天一体意识的种子正在顽强地发芽、成长，一反少数人极端自我中心主义之道而行之，努力磨合不同文化之间的歧见，而给世界带来希望。建基于这种意识的博爱精神乃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或曰终极价值，或普世价值。其他一切自我标榜为普世价值的价值观都要受到这一终极价值观的检验。无论人类还要走过多么曲折的历程，这一终极价值观必将逐步消弭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歧见而走向天下大同。
（二）天地大道、宏观社会、个人心性之间的多维互动：普世价值的实现路径
当然，在如何使这种博爱精神在一切社会关系中得以实现的路径问题上，以中国道-法家为一方，与佛、儒及西方宗教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思想路线分歧。前者以心物一元、渗透一切之"道"为制高点，由道生法、由法生德、以德固法、以法从道，在天地自然、人类社会（宏观和微观）、各别个人多个层次之间、即从宏观到微观、从微观到宏观不断反复推进多维整体的动态平衡。其中，人类宏观社会是处于这些层次中间的关键层次。所谓"多维整体的动态平衡"就是指人类宏观社会上与天地自然（即人天关系）、下与各别个人、以及本身内部宏观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动态平衡。
社会关系也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宏观指的是社会各大群体之间的经济政治权益关系（如阶级关系、管治关系、族群关系、国际关系），微观则是指与上述宏观权益关系并无直接关联的纯粹个人关系（如家庭亲友关系、邻里同事关系、路人邂逅关系）。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前者是关键。如果宏观关系是祥和协调的，那么微观关系就不会差到哪儿去（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改朝换代后的初期，社会秩序都比较好，几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或者在合理、有序的民众政治运动高涨期间，社会刑事、民事案件会大大减少）；反过来，即使在某个范围内表面上的微观关系普遍和顺，人人彬彬有礼，也不能说明深层次的内外宏观关系就一定是温和顺畅的（如今日西方）；当然，如果微观关系长期普遍恶化，那么问题一定是出在社会的宏观关系上，要真正解决问题，还得从宏观着手。
黄老学派的经典文献《道德经》和《黄帝四经》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道-法家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于体现在微观人际关系中的和协精神，不是离开了人天关系和社会宏观关系来谈论各别个人的博爱、慈悲、仁德之心、来谈论道德教化、来鉴别圣人贤者的，而是将这些精神原则作为"天之道"在人间社会宏微观所有层次上的动态展现去认识和遵循的，而不是单纯从某种主观的善良愿望出发的刻意贪求、强求。
同时，一个人精神境界的提升、心性的修炼，以使之合乎天道，固然离不开他主观上有意识的自我要求，但更离不开他所处的、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在内的、整个天地自然无限时空的循"道"运转这个宏观环境对他的熏陶、启发（其本人不一定意识到）。一个人之能够成为道德高尚的人，是天道运转对其意识的外在叩击与他愿意正视并顺从天道的主观愿望相结合的结果，而决不仅仅是（虽然不排斥）他个人闭关冥想、向内求索的结果。
黄老学派还认为，仅仅宣传人间博爱精神是不够的。要让这种精神转化为活生生的、宏微观各个层次上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则必须通过诸如社会功勋制、全民监督制、节制资本、常平仓等已经行之有效的、以及有待推陈出新的、符合多维整体动态平衡之道的各种制度，以法治的形式加以实行，使得那些真正有德有能之人自然而然地得到公众的识别、推举、监督、爱护，使他们得以代表各个层次上的社会全局，让上述各种制度得以建立和实行，以均平地保障所有个人和群体通过平等劳动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利益。
但是，儒家、佛家、和西方宗教思想在下面这一点上是共同地与上述道-法家路线相对立的：他们相信一个超自然的绝对精神，即超然"物"外之"心"，可以越过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时空运转这个"物"世界的媒介，或者仅仅通过某几个半神半人的先知苦口婆"心"的言传身教，就可以在人们"心"中普遍地化为博爱、慈悲、仁德的种子，并得以开花结果，结出博爱、慈悲、仁德的宏观社会关系之果。这就是为什么儒佛伦理一般只局限于论述社会微观关系，为什么西方社会学也局限于微观社会关系之分析，而将统合经济政治文化的宏观社会理论排拒于"社会学"学术大门之外的哲学思想根源。在笔者的《儒家如何背离了动态平衡之天地大道？》一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一思维路线的原子论方法论实质及其事与愿违的必然结果。退一步说，即使一个社会的多数人都怀有博爱、慈悲、仁德的精神，如果这种精神没有同时体现在社会的宏观经济政治关系中，这个社会也仍然不是博爱、慈悲、仁德的。因为，无数微观局部之机械加总并不等于宏观全局。何况，像他们那样"心"、"物"割裂的结果，必然是"心"之堕落，社会之道德沦丧，怀有博爱、慈悲、仁德之心的人只会越来越少，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崩溃，就像今天的世界。
下面就具体地回顾一下，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上述思维路线是如何将人类拖垮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四、从心物二元观到拜物教文化霸权
（一）从上帝、世俗二"城"论到虚假的普世价值论
中世纪欧洲神学家奥古斯丁，曾将当时欧洲的世俗世界和理想中的精神世界分别称为"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这两个"城"之间最根本的差別是，前者人民的共通点在于对自己的爱，后者則是結合于对上帝的爱和因此而生的对彼此的爱。中国的老子也说过似乎相同的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但是，这两位思想家分别所说的"爱"与"道"是两回事。上面已经说了，人间之爱是"天之道"在人间的展现，因为人间社会只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但奥古斯丁笔下的"地上之城"并不是"上帝之城"的一部分，而那个"上帝之城"也只是一个与人间宏观社会生活无关的幻境，因此想通过那种虚幻的"对上帝的爱"来孕育人间"对彼此的爱"、进而战胜那个堕落的"地上之城"，那也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因此，这种虚幻不实的理想世界与老子笔下的理想境界不是一回事。
由于西方人始终没有摆脱从原始先民那里承袭下来的、对于超自然精神力量的盲目崇拜，因此，自从他们认识"上帝"以来，"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水乳交融的关系，而是油浮于水的关系。精神之"油"之所以从来都无法渗透于世俗宏观世界之深"水"区，就其精神本身来说，这有两个原因：
（1）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信仰（如对于非宗教化之"道"的信仰），其实质都是将个人的心灵维系并寄托于信仰者心目中一个能够统含一切的最高存在。但是，上帝并不是这样一个最高存在，因为它不能将自己统含进去：一切都是它创造的，但它又不能创造自己。虽然号称"无所不在"，但它本身并不在这个世界之内，而永远是外在于、悬浮于世俗世界之上的一个超自然的幽灵。那么这个幽灵又所由何来？当然应该是从另外一个真正的最高存在派生而来。这个最高存在就是中国人所认识的"道"或"天道"。西方的上帝无法解释东方的天道，只有东方的天道可以解释西方的上帝，那是因为东方之"道"不是像上帝那样外在于整个存在世界的，而是渗透于从宏观到微观、包括人们已经认识和尚未认识的、既包括意识对象也包括意识本身的、所有万事万物之中、之间的。"道"就是一切，一切就是" 道"，根本分不开，因为本来就是一回事。
如果借用西方哲学语言，中国的"道"是统含了"心"与"物"的，是心物一元的（所以中国传统中没有唯物、唯心之争）。而西方的上帝与世界是心物二元分裂的，上帝并不是统含一切的最高存在。说上帝是"至高无上"、"无所不在"的，这无论在理论逻辑上、还是在历史实践中，都是无法自圆其说、也经不起检验的。在"地上之城"的宏观社会关系中，从来都不是"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或"损有余而补不足"，而是要么只"在于对自己的爱" 、"损不足以奉有余"，即无限制地满足有余者的贪欲；要么如奥古斯丁这样少数的贤者"执着于永恒而形上的事物，轻视感官可及的事物；看重理论性的冥思，认为实用的知识是此生的必须和无奈而加以轻视；坚持要从感官的奴役得到解放，借以达于灵魂的淨化"。这后者倒是与儒、佛两家属于同一条思路上的，他们都是上不达统含一切的"天道"、下不及人间宏观生活之实际，尽管在某些方面也包含一些真理性的认知（如佛学超越心物之分的性空一元论），但在总体上则是在概念堆里兜圈子的经院烦琐哲学或象牙塔空论。由于上帝是游离于世俗世界的，它是一个假冒的"最高存在"，所以它自己倒是成了一个"偶像"。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自称是上帝忠实信徒的人们可以同时是金钱拜物教的狂热追随者。
（2）基督教文化的经典《圣经》本身又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宣称要"爱你的邻人"，一方面又自封为"上帝的选民"（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先进分子"或 "先进国家/民族"），自我独尊，而将不信他们的上帝者戴上"偶像崇拜者"或"无神论者"（在他们的词典里这也是个贬词）的帽子（用当代话来说就是"危险分子"或"邪恶轴心"），而加以歧视、排斥、打击、甚至消灭。所以它所宣称的要"爱你的邻人"实际上是有条件的；究竟谁该爱，谁不该爱，是要以对它这尊偶像是否崇拜的态度来划分的。只要你口头上崇拜上帝，即使你物欲横流、滥杀无辜，你也会上天堂；如果你是异教徒，或是无神论者，即使你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增进人类福利的事业，你也一定下地狱。
鉴于上述两点，基督文化中体现了人类终极普世价值的那个博爱精神，始终没有渗透到世俗宏观世界的关键性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中去，因此从没有成为社会精神的主流，而只存在于一个个分散的、边缘性的基层微观小社区内基督徒之间的互相帮助、或他们对外的慈善活动中。后者好比是处于世俗文化沙漠边缘的、一个个分散的、小小的精神绿洲，他们真正代表着基督文化中蕴含的人类最高精神价值，他们是真正的基督精神在人间的复生和传承。可惜他们从来都没有构成西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主流。从大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和基督教国家与非基督教国家的关系来说，历来的基督教主流势力基本上都是站在特权强势利益集团那一边，或他们本身就是世俗化了的特权强势利益集团、而卷入了世俗的权势之争。自从其被君士坦丁大帝尊为罗马帝国国教以后，这种分别代表着真假基督精神的边缘与中心、非主流与主流的"双轨制"式的分野和对立始终贯穿于以后西方文化发展的三大历史阶段之中：
罗马帝国后期：一方面，基督徒一改以往犹太教的偏狭思想，不再坚持犹太民族的特殊地位，而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那时一般的基督徒过著圣洁严谨的生活。在他们中间，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隔阂都消除了，奴隶与主人在教会内完全平等，富有的与贫寒的同坐一席，互相关爱。另一方面，那个皈依了基督教、并重新确定了许多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君士坦丁大帝，却同时颁布世俗法律，重申奴隶主有权杀死奴隶；并规定职业世袭，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同时以恐怖手段强行招兵，拒不当兵的可以被处死；又大兴土木，修建新都君士坦丁堡，挥霍民脂民膏无数。从此，"上帝之城"从天上掉落下来，一分为二，其违反基督真精神的异质部分与世俗的特权扩张主义势力结为一体，成为地上之城的中心，却冒充为是地上天国；从此，基督教由于其先天存在的、自身内部的矛盾性，从被压迫人民的精神寄托蜕变为压迫者手中的工具，而基督精神的真正的传人们则被逼到了社会的边缘，其光芒不能穿透、更融化不了世俗宏观社会少数人压迫多数人、"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地上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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