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的干部制度是腐败的根本原因
社会制度的核心是干部制度，干部制度就是产生各级官员的具体操作程序的制度。我国现行的干部制度与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原始社会的“选贤”制度差不多，三皇五帝时期（远古时代）起源并沿用了近千年的极为落后的“选贤”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将个人意志强加给人民，最高领导人和各级主要领导人在“选贤”问题上随意性太强，根本没有任何制约。因为感情和喜好从来就是自私的，无论它贴上多少“公心”的标签都不可能改变它的实质。因此，他想“选”谁就“选”谁，他喜欢谁就“选”谁，谁给他的好处多他就“选”谁，谁能代表或保护他的利益他就“选”谁，他选了谁谁就是“贤”。如尧选舜做接班人，舜是当时最大的最有威望的部落主，同时尧也是为了选女婿，而且把娥皇、女英两个女儿都嫁给了舜，可见舜是何等的“贤”。后来舜又选了禹，禹的势力非常大，又在治水方面有功于社稷，禹与舜有什么特殊关系已无证可考，但禹从此不再选“贤”，他赤裸裸地“家天下”了。由此可见，“选贤”是多么的虚伪。“选贤”加上近代列宁发明的那个故弄玄虚的“民主集中制（民主是假，集权是真）”，又与封建社会的册封制差不多。“选贤（提拔）”与“册封（任命）”结合起来，这就形成了目前我国沿用的干部制度——提拔任命制。我国的“选官制度”仍然沿袭着数千年来的“伯乐相马”、“书记定夺”的基本原则，并把这个基本原则作为不可改变的“铁律”。领导干部任用一般要进行以政治条件（四项基本原则）为主的资格考察（暗箱操作），然后按第一把手（包括‘总皇上’和各级书记）的意图提名推荐（内部会议），再在报纸或电视上搞个虚假的“公示（属于‘无效公示’，因为公示反馈结果不向外界公开因而不起任何作用）”，有的还要在做（动员）好投票人(主要领导人认可的统治阶级内部有规定级别和资格的人)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选举”一下，最后公布、任职，这官就出炉了。设置多少职务以及确定这些职务的职权范围和级别待遇也都是根据第一把手意图而定，许多可有可无的职务纯粹就是为了安排亲信死党而设置、为了分赃而设置。这个“设置”实际就是封建君主的“封赏”或者“行赏”，工人农民等广大人民群众根本无法参与和左右这个官的设置和任免。这个干部制度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一切均由第一把手说了算。中共各级党政以及各行各业各单位的第一把手，经过党的多年培养（洗脑），本来就已经麻木了，习惯了颐指气使，看惯了“同志”们和专政机关残害人民的行为；一旦再坐上那个位子——当上了书记——成了第一把手，这个人的整个人格还会发生巨大变化（人格裂变或人格障碍）——变态；变得暴戾、嗜杀，变得极端自私，变得利令智昏、狂妄自大、贪婪成性，变得大家都不认识他了；斯大林是这样，毛泽东是这样，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是这样，陈希同、陈良宇、张德江……直至乡镇党委书记、村支书也都是这样。一位党龄超过40年的基层老干部说：“党委书记、乡镇长、科局长及其以上的第一把手几乎没有好人”。因为腐朽的马列主义集权专制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和腐朽的党和国家机器就会使得人格裂变（或人格障碍），中共官场的党文化氛围就会造成人格裂变（或人格障碍）。这个以马列毛邓思想为主导的党文化氛围就像一个染缸，无论谁进去都会被染得面目皆非、染得贪婪无比、暴戾疯狂。有人从多方面对中共各级各行各业各单位主要领导人进行的测试显示：其中心态平和者几乎为零，几乎个个都是极端自私、小肚鸡肠、五毒俱全、颐指气使，很难与人相处；电视上的“和蔼亲切”都是“作秀”。当然，他们在变成顽固派或贪官之前都还存有“善”念，但他们一旦进入中共各级领导层，一旦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他们就变了，他们头脑里仅存的那点“善”念便消失的无影无踪。省、市、县、乡、村的各级第一把手手握辖区的生杀予夺大权，谁敢不按他的意图办，轻则穿小鞋站不稳脚、走不好路，重则调离、离职、逃亡！尤其是中央，谁敢不按手握军权的总皇上（主席或总书记）的意图办事，那他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如刘少奇等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与毛泽东意见相左，其结果凡是与毛泽东存有龃龉的人均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绝大部分被迫害致死。曾庆红主持中组部制定的具有封建专制色彩的《领导干部选拔条例》其实质就是体现第一把手意图，第一把手意图美其名曰“中央意图”或“党委意图”。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用这个干部制度，按第一把手意图最终选拔出来的只能是强人、坏人、恶人或者庸人，只能是极端自私的人，平民子弟中最听话的奴才和高干子弟中最没有思想的庸才坏才获得攫取最高权力的机会最大；这些人的头脑里只想着自己的进退荣辱，至于什么国家、民族，根本不屑一顾。这种干部制度筛选出来的各级“党政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为极端自私的庸才或者投机钻营的坏人恶人，而精英人才则被压抑在荒野或被囚困在事业单位有志不得展。如果用黑红来区分，以强人坏人恶人为主要成分的中共党阀政棍即为红，以黑恶势力为主体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即为黑；中共政权正是黑红杂交的邪恶政权。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像作者这样的具有大爱心大智慧大气魄的、正直善良的富有激情的责任心强的又有能力的人格健全的优秀人才很难被选拔上去。而贪官刘青山、王保森、成克杰、胡长清、程维高、刘方仁、田凤山……都能步步高升并能成为各级各行各业各单位的第一把手，像作者那样“犯贱”为民族为祖国为家乡父老思想问题的人只能长期忍气吞声、老死荒野，一旦触怒了贪官，还会像连青海吕净一等成千上万的正直干部那样受到压抑、打击、迫害甚至被暗杀。由于干部都是上级选“贤”“册封（任命）”的，所以他们根本不会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感受，更不会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他们只对上级负责，对第一把手负责，对他自己负责。如各机关单位管财务和后勤的干部除平日里为领导谋私利外，每逢节假日还会竭力为自己和这个单位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人员谋取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福利’，有谁去为‘外人（人民）’谋福利呢？没有，从来就没有过！因为广大人民对他无能为力——既无权选他、也无权免他。至于“民主”一说，也仅仅就是那么一说，几十年来已被理解为：民是民，领导者是主，合起来就叫“民主”；实为“民之主”。党内上至总书记、下至支部书记几乎没有一个是党员自愿直接选举产生的；政府、人大、政协及其各级各行各业各单位的第一把手（包括八个民主党派）也几乎没有一个是公民自愿直接选举产生的。由于各级官员都不是人民自愿直接选举产生的，人民对他够不成威胁，因此他不需要也根本不会对人民负责，更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当权者为谁服务不是看他的文件、听他的口号，而是取决于其权力的来源。在民主国家，领导人都是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对选民，他自然得感恩戴德，并恪尽职守、服务于选民；不然，他就有被选民淘汰的可能。当共铲党的官好处太多了，当官就意味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什么便宜他都赚着，大到买卖官职、发包工程，小到购置办公用品从中渔利以及多报少付名目繁多的招待费和钟点工工资，有人甚至连发给本单位人员的煤气票都贪占截留卖给送煤气的小贩。所以，无论谁被提拔或被选拔当了官都不会忘记、都会感谢和报答在各个环节为他吃劲（竭力帮他）的领导。正是基于这一点，江泽民对邓小平陈云选拔他当“合格的接班人”耿耿于怀、感恩戴德。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所以他也要感邓小平之恩；据说胡一度要提拔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当全国政协副主席，被朴方婉拒（朴方身体残疾，不想抛头露面）。胡耀邦对胡锦涛也有知遇之恩，坐团中央第二把交椅和出任贵州省的封疆大吏，都得力于胡耀邦的培养和破格重用；纪念胡耀邦，说明他不忘旧恩；如果联想锦涛会像耀邦一样搞“政改”，恐怕只是人民的一厢情愿。胡锦涛与江泽民关系微妙，江泽民对邓先帝隔代指定的这个接班人并不看好，也曾有意废黜，想立曾庆红为帝，又恐怕人家说他有违先帝遗志，所以才没废胡锦涛，最终让他继承了帝位。胡锦涛荣登大位，对江泽民也感恩戴德。中共十七大时胡锦涛原想立李克强当“储君”，江泽民在曾庆红撺掇下效法邓小平也来了个“隔代指定”（伟人的任何恶行都有可能被后人效法并进而形成政治惯例，所以始作俑者应承担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李克强的“储君”便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取而代之。当然，“太上皇”不仅危害人民利益，对“新主”也构成巨大威胁；如邓左右或影响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江泽民则左右或影响胡锦涛、习近平；将来，习近平的危坐也必然还会面临胡锦涛的威胁。等江泽民死后，胡锦涛是不是还会为习近平指一个“储君”，那得看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他的权力来自先帝和太上皇，他怎么会对人民感恩戴德呢？只有在民主国家，权力来自选民、来自民意，那他才会对人民感恩戴德哩！正如林肯所说“……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因为林肯是众望所归的民选总统。美国的干部制度和竞选机制能够确保把国家和民族精英筛选上去，她的体制不会漏掉那些具有大爱心大智慧大气魄的、正直善良的富有激情的责任心强的又有能力的人格健全的优秀人才，这些优秀人才必然会成为国家的栋梁并进而服务于国家和人民。中国的大小机关、单位则是：有决策权的人没有思想，有思想的人没有决策权；有位子的人没有脑子，有脑子的人就没有位子……干部管理上的腐败即所谓“吏治腐败”，也就是造成社会腐败的根本——干部制度的腐败。八十年代以来，那些把“改革”挂在口头上的领导们实际奉行的并不是一条改革的路线，而是一条加强行业垄断、实行高度集权以及全力维护领导者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路线，也可以说是一条极端自私的路线、顽固守旧的路线。他们把干部的任免商品化，把政府的职能私有化，把机关和所辖企事业单位作为尽可能地为自己和小集团谋利益的工具或阵地。他们死死地把持着那个阵地，决不允许任何一根针插进去、一滴水泼进去。掌握一定资源的人们便把他们掌握的财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书记们、组织、人事等部门的要员手里；有的则更加直接，越级向上级领导显示自己的“财滑”。现已由私下买官卖官变相买卖官职演变为明码标价卖官鬻爵，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像菜市场卖菜一样把官位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交通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镇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马德书记在绥化共卖了265个官位，山西省翼城县委书记武保安上任八个月的时间里，卖官收入就达五百万元……不仅如此，他们还发明了“床上培养干部”的高招，如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他在任绩溪县县长的时候起，就曾将一个20岁的小情人，通过“床上功夫”，一路把她由平民百姓培养成乡党委副书记、乡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妇联主任等职；湖北省荆门市原市委书记焦俊贤通过“床上培养”把一个“三陪女”培养到了该市开发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的位置上，最后又提拔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尚军，初中文化，但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她身高1.68米，大眼睛，高鼻梁，是地方上的“一朵花儿”；她凭着自身优势，在不到6年的时间内，就升任（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大贪官蒋艳萍也是通过“床上功夫”发展到副厅级。虽然他们讲学历，但他们不单纯追求高学历，重点还得看看“千里马”与“伯乐”有无裙带、金钱以及其他种种复杂的关系，有则取之，取之有“道”；无则弃之，弃之有“理”。这样选拔出来的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当中的败类或者由此堕落成为败类。提拔干部就是向社会、向辖区的人民攫取财富以及其他种种私利的最高明的手段；在这种“选贤”“册封”制度下谁都不会忘记上级的青睐，谁都不会忘记知遇之恩，谁都会拜在提携自己的首长、恩师的门下效犬马之劳，因为当官（尤其是第一把手）好处太多啦！而且官越大好处就越多！外号“曹大胆”因强奸一名美女大学生引起公愤的原陕西省交通厅厅长曹森自2005年下半年至今不过三年里就贪污受贿索贿高达10亿，因而被人号称“曹十亿” （阿波罗新闻网2008-03-16讯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08/0316/article_43809.html）。郑州市中原区城建环保局党委书记、市人大代表卢建军，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竟拥有8个亿的资产。（信息来源：http://www.zhengzhou.gov.cn/html/1210756094191/070330110820.html）云南省孟连县财政局原局长刘宏仅4年就贪污公款2005万余元、挪用公款230万元，而孟连县2008年的财政收入只有3598万元（信息来源：http://www.yunnan.com.cn/2008page/society/html/2009-06/13/content_433194.htm）。一个小小的国家级贫困县——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在2001至2008任职7年就收受贿赂2226万元，在重庆购有七处楼盘，成为“重庆第一贪”。说来，“重庆第一贪”的落马颇具有戏剧性，也可以说完全是个偶然注1。这儿暂且不说卖官鬻爵、发包工程，就从小处说，就说说节假日送礼吧！中国自古就有送礼风，孙送儿、儿送我、我送父、父送祖，这是按家族辈分送礼；官场上则是村民送支书、支书送总支书、总支书送乡镇党委书记、乡镇党委书记送县委书记、县委书记送市委书记、市委书记送省委书记、省委书记还要往上送，直至中央总书记；可以说，中共官场上根本没有不送礼而升迁的。您说，有谁不想升官呢？
为了升官发财，人们不顾一切地投机钻营，甚至雇凶杀害对手。如江西省安义县县长陈锦云重金雇用凶手用汽车将县委书记胡次乾撞伤如愿以偿当上县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原副县长李绍武伙同他人用36万元雇请5个杀手将杨丛置于死地，原山东省水产局局长张程震雇凶杀害王家斌，湖北省红安县工商局副局长雇凶杀局长，福建省闽侯县黄埔村肖书淅为当村主任雇凶杀害村支书肖书建，山西省洪洞县城建局薛文勋雇凶炸死局长3名家人，海南省琼山市副市长吴正养为除掉“政敌”伙同教育局长吴礼川雇凶杀害市长吴大钦，广东省阳春市财贸办副主任林启菊伙同副市长杨启周雇凶杀害市长曾威斌，福建省环保局副局长杨锦生为谋取正局长之职花3万元雇凶向局长杨明奕泼硫酸，湖北钟祥市“优秀教师”潘楷为当校长竟毒倒136名师生（2001.5.6），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规划土地局原局长徐建设买凶杀害上司，呼和浩特市某开发区关姓公安局长疑官职不保持枪闯入市党政办公大楼将市委副书记和一名女税官射杀後吞枪自尽，河南省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为保住官位雇凶杀害检举人，湖南省政协委员杨志翔雇凶杀害举报人，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害妻子，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省级）段义和杀害情人……等等、等等。据中纪委内部统计，近些年“官官相杀”事件也不下百宗，目的都是为了升官或保官。试问：‘官性’何以异於人性？答：我国的‘官性’就是对人性的泯灭；症结所在——‘官本位’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毛泽东整死高岗、刘少奇，逼林彪走上绝路，死后传位于华国锋（网络和民间盛传，华为毛的私生子）。莫说帝位，就连村街党支部书记也常有父传子、兄传弟的现象。根本原因——权力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升官就意味着获取更大的私利；谁肯把这个资源和利益无偿送给不相干的或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外人呢？这样，干部就会大批大批地封赏（提拔），买卖官位者无不在培植自己的体系和党羽，而正派人却很难被提拔起来。被提拔的干部往往是地痞无赖或者知识分子的败类，这些败类掌握了一定权力，又反过来捞回他的成本，进而经营他自己的势力，积累他自己的财富，再形成以他为核心或龙头老大的各级组织，甚至演变成黑社会或者黑红杂交的性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就是循着这个规律产生的。这个规律就是沿袭了数千年迄今未变的封建干部制度（实际上比封建制度还落后），是一整套落后的腐朽的官僚体制。泱泱中华不缺报国雄才，然而这个时代，多少英才却“无路请缨”、报国无门，只能如辛弃疾般“可怜白发生”。这个官僚体制选拔的领导干部，除了具备“坏”和“恶”两个特点外，剩余的就是“昏庸”和“弱智”；因为昏庸弱智之辈容易管理，他们对上级党的指示从来提不出异议。新华社2003.12.11报道：铁岭市工商局精简人员时，淘汰的都是优秀公务员和年轻的骨干；而智商有缺陷、有前科以及和主要领导人有种种关系的则都被留了下来，其中有一个人竟然连扫地都不会、买几斤鸡蛋都数不清钱。在这个官僚体制中，被提拔上去的大都是思想僵化、未老先衰的昏庸之辈或者是心术不正的人。这个官僚体制摈弃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摈弃了“仁爱”、“仁政”、“民为贵”和“天下为公”的思想，摈弃了“学而优则仕”的“科举”精神；这个官僚体制的要害就是没有民主、平等和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这个官僚体制与国际社会的民主选举制度和制衡机制背道而驰。民主国家的各级领导人都是由选民自下而上直接选举产生，他们根本不用也不会巴结上级。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做官收入不算高，甚至当总统还得倒贴钱、当市长也常经济拮据注2；如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都得靠退休后赚钱来还当总统、当首相时欠下的债务。新加坡16个部长位子竟有4个没有人坐，迫使李光耀不得不呼吁社会人才发扬奉献精神出山做官。早期的美国总统们卸任后穷困潦倒者也是不乏其人，比如杰弗逊（1809年3月4日卸任）做完总统以后不得不靠卖地、卖藏书度日，最后以“一个伟大的穷人”身份谢世。门罗总统（1825年3月4日卸任）卸任后连住房都没有了，只好投奔女儿合住。而中共的各级党政领导人之所以能够将国家和人民的一切据为己有，盖因为他们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毫无制约的权力，他们都是由上级领导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关系并衡量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实惠而指定、“选贤”或提拔任命（实际上就是册封或者卖官）的，他们是主要领导人的死党和亲信。在这个腐朽的政治体制中，人们几近疯狂地争级别、争待遇、比吃穿，比车房，比请客送礼，比金钱美女，比贪污、受贿索贿，比盘剥百姓，比种种不正之风；比、学、赶、帮、超，社会道德越来越滑坡，政治越来越腐败。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皆源于极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制度所派生出来的极为落后的干部制度。
社会制度的主要保障和体现形式是宪法和法律，也就是说，宪法和法律是保护体现社会制度的核心制度——干部制度的；因此，改革旧的不适宜的干部制度必须首先改革社会政治制度、修改宪法和法律。当然这些也可以同步进行，因为干部制度的改革就意味着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只有彻底改革党国的干部制度，党才可能有生存和发展的希望、国家才会长治久安、民族才会兴旺发达。我们决不能麻木不仁、决不可以用“循序渐进”的借口把政治改革的日程推给下一届、再下一届（无限期地推迟下去）。
该文数十次被删除或屏蔽，2006-12-16首发于http://www.blogcn.com/user80/jixl/index.html#后又作过增删，大陆许多网友博客中仍有转载
注1：2008年初，重庆南岸区铜元局派出所接到融侨半岛·风临洲B区一位住户报警求助，称楼上房屋严重漏水，而该业主不在家，保安不能擅自进入他人住宅。于是，民警与物业管理人员一起强行打开门，结果发现四个已被水泡湿、装有939万元的纸箱。这种惊天的发现，晏受贿二千多万元的事实也就十分“偶然”地露出了水面。检察机关指控，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８年初，晏大彬在担任巫山县交通局局长、巫山县长江公路大桥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兼建设办公室主任期间，利用主管巫山县交通建设和具体管理巫山县长江公路大桥建设的职务便利，在巫山县公路建设和长江大桥以及其他桥梁建设工程的承揽、工程款拨付等方面，为周某、廖某等人或其所在单位谋取利益，先后６３次收受１７人贿赂款２２２６万元。
注2：2007美国科罗拉多州联邦高地市市长斯帕克斯竟然成了一家脱衣舞俱乐部的看门人，斯帕克斯称自己之所以要当看门人，是因为自己家的餐馆生意萧条，家庭收不敷出，只能靠当兼职门房补贴家用，缴纳自己的医疗保险费。面对美国市民的质疑，斯帕克斯这样为自己辩解：“我从来没有到里面看过一次脱衣舞表演，我根本不知道俱乐部里面发生了什么，我只是当看门人而已。这则消息传到中国，有人说“打死我也不去美国当市长”（见我的博文“中国市长妻妾成群
美国市长还得看门”）。
[ 本帖最后由 纪兴良 于 2010-2-5 20:14 编辑 ]
社会制度的核心是干部制度
社会制度的核心是干部制度，干部制度就是产生各级官员的具体操作程序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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