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泉缨再向胡锦涛等公开申诉
潘太史按：周泉缨同志作为清华大学“四一四”派著名理论家，曾经获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认可。许多当今政要当年在清华大学的时候基本上隶属于“四一四派”，因此周泉缨同志对于他们来说既是校友，同时也是老领导。但如今的客观形势却是，兄为天子，富有四海：弟为楚囚，晚景凄凉！和谐社会，呜呼哀哉！周泉缨同志的冤案如果始终无法解决，一般百姓上访岂不成了天大的陷阱了吗！难道体制内的处世原则，就是故人之交淡如水吗？胡锦涛总书记，并吴邦国委员长、朱镕基老总理、吴官正老常委：
我叫周泉缨，清华大学1966年汽车专业毕业生。今天我给你们写信的目的，是为了请求你们运用你们手中的权力或政治影响，为我二十余年前被湖北省纪委错误开除党籍的冤案彻底平反。我认为这是你们所在的中共中央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同时也是你们作为我的清华大学校友道义范围内的事情。有关我个人冤案的具体情况如下：
1984年8月我由胡德平推荐，离开河北省成安县经委副主任的岗位，调入湖北省的华中工学院（现改为“华中科技大学”）并停薪留职出任当时湖北省的“中国东湖智力开发联合公司”（以下简称“东湖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
1985年9月，湖北省政府将东湖公司列为大案要案单位，我作为东湖公司主要领导干部，被湖北省政府检查组列为立案审查对象，最后对我的个案审查的内部结果为：“挪用公款四万元为胞妹做生意提供资金”。实际上，我的个案纯粹是一个冤假错案，有关的证据，完全是湖北省某些当权派为了某种政治需要莫须有地编造出来的假证据。
1988年5月我从华中工学院调入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中汽公司”）深圳分公司出任副经理。在我离开华中工学院之前，华中工学院党委通过“整党登记”重新审查了我的个案，并通过支部大会公开宣布：“华工党委经认真研究认为，周泉缨同志在东湖公司任职期间的问题，属于改革中的问题，不是谋私问题，不影响周泉缨同志整党登记。”
1989年9月，湖北省纪委借胡耀邦离世和“六四事件”爆发的政治气候，越省将我的党员档案抽调回华中工学院，并仍然以当年湖北省政府审查东湖公司大案要案时强加于我的所谓“挪用公款四万元为胞妹做生意提供资金”为由，开除我的党籍。与此同时，中汽公司方面撤销我的深圳分公司副经理职务，并按照湖北省纪委的要求，下调令将我的人事档案也调回湖北省。在湖北省纪委的上述政治迫害高压下，我被迫拒绝执行中汽公司将我调回湖北省的调令，从而由一名户口在深圳市的国有企业干部沦为一名无业游民。
2007年5月，我就自己在东湖公司的冤案，向当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写信要求平反。2008年1月，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纪委按照省委书记俞正声的有关批示，重新审理了我的个案后，由纪委书记管和纯与处长熊美欣出面，向我和我的夫人陆平威宣布：华中科技大学纪委认为当年开除我党籍的做法“是极左的”，并已将此意见书面报告湖北省纪委，如果湖北省纪委仍然坚持当年开除我党籍的意见，那么则由湖北省纪委方面直接面对我的个案申诉，华中科技大学纪委方面不再过问我的个案。经过半年的周折，在俞正声书记调离湖北省委之后的2008年7月，我直接向湖北省纪委提出询问，湖北省纪委审理室刘亚萍处长当面答复我：“你的案子时间隔得太长了，湖北省纪委不予受理。”
从此之后，我作为被冤案错误开除党籍的共产党员，被迫不断越级向中央各有关部门提出申诉。由于我的有关申诉一直如同泥牛入海无消息，所以今天我再度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公开要求中共中央为我主持公道，将当年湖北省东湖公司大案中我个人的案子，作为个案特批处理并予以彻底平反。我的有关要求如下：
首先，在政治上，我要求中央按照有关政策推翻当年湖北省纪委开除我党籍的不实之词，恢复我中国共产党员之党籍。
同时，在经济上，我也要求给予我应有的补偿。我在1990年离开中汽公司后，全心在家从事政治理论研究，经济上完全依靠我夫人陆平威。后来由于我得了癌症，同时我的个案近二十年一直悬而未决，家庭负担超过了夫人可以承受的极限，因此我不得不通过深圳市社保局，按照无业游民的标准，于2009年7月解决自己的基本社保和医保问题。现在，我在此基础上提出经济补偿要求：
【1】按照中汽公司企业干部正常待遇，分配给我住房，确定我的退休金标准，并补发有关的企业补贴、住房补贴等；
【2】补发我因为冤案一直悬而未决而未领取的六年多退休金，报销我应该报销而未报销的癌症治疗费；
【3】按照有关的政策补偿我二十余年来承受冤案的经济损失。
最后，我期望中共中央在这一任期内能够解决我个人的冤案问题。我静候中央的回音！
此致敬礼！
周泉缨2011年12月23日
附：周泉缨有关的个人资料
档案所在单位：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北京）
家庭住址：广州市番禺区丽江花园九如通津17栋1002室
身份证号码：420106194303015219
电话号码：020－34508062 手机号码：13622826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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