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心态的最高层次
大年初一看电视，一位主持人的话令我震惊：洗着澡，看着表，舒服一秒是一秒——如此价值观也许能创造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人类表达末世心态的最高水平。人生总会面对种种挫折，天灾人祸，即使洪福齐天，一帆风顺，终究要接受肉体消亡的无奈结局。因此，悲观主义、利己主义、宿命论在人类社会有天然市场。
玛雅文明曾经预言，2012年12月21日黑暗降临后，12月22日的黎明永远不会到来。电影《2012》则引导大家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有人曾担心，这样的影片会导致末世心态泛滥，对文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如今2012年已经开始，举目所及，世界各国正在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应对各种困难，没有谁把玛雅人的预言当真。
然而在中国大陆，从官场到民间，消极、麻木、颓废情绪日益蔓延，及时行乐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行为方式，乃至引以为荣竟相炫耀。这些人大都不相信什么世界末日，只是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从不考虑责任义务，而是沉溺于酒桌、牌桌、电脑游戏和歌厅舞场消磨时光。也许有人质疑我是危言耸听：中国经济不是持续高速发展吗?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是日益提高吗?如此大环境下怎么可能出现末世心态?
其实，中国从极度贫困的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轨道，利益就会驱动每个人竟相追逐，经济发展势不可挡。如果官方政策没有重大失误，经济增长只有到了相对饱和程度才会放缓。
物质财富增长能够解决不少社会问题，但远不能解决所有难题。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解决了亿万人的温饱，却没有解决两极分化的扩大;经济发展减少了城乡差别，但弱势群体上升通道却更为艰难;经济发展提高了国人的文化水平，整体道德水平滑坡乃是不争的事实。
人是社会动物，任何个人发展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公平的社会环境是道德提升，文明进步的根本保障。影响社会公平的最大障碍是官民矛盾，古往今来人类设计了两种社会制度：一种是以民为本，由公民权利约束官员权力的文明制度。一种是以官为本，令民众屈从权力的野蛮制度。前者解决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路径，用制度和程序保证了公民权利对官方权力的有效制约，并对公民权利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公民在精神领域百家争鸣，各种观念理论在交锋、碰撞中融合、升华，逐步形成全体社会成员认可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和制度准则，有了这样的精神大厦支撑，才有和谐健康的人际关系。后者一党执政领袖独裁，为了巩固政权构筑了严密的精神牢笼，用领袖崇拜、奴才文化、奴隶文化给国人洗脑，向来是说的不做，做的不说。病态的人际关系和颠倒的价值理念注定了人格的矮化和畸形：于是社会道德底线一次次被更卑劣、更邪恶的事实击穿——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冷战结束后，专制政体走到了尽头，苏联东欧集团土崩瓦解步入宪政，北非、中东揭竿而起改弦更张，所剩无几的独裁政权危机重重命悬一线。多数国家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民主法治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中国共产党结束文革后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避免了重蹈前苏联命运。然而，三十多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国力增强使党内守旧势力飘飘然忘乎所以，认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照样可以稳坐江山。有人甚至提出了五个不搞(注)。可是他们忘了，当今世界上一党独裁的国度从来没有克服自身腐败的成功先例，却有无数当权者死无葬身之地的惨痛教训。放着实践成功的大道不走，偏偏坚持官本位体制不动摇，等于给自己背上包袱套上枷锁。
问题在于，不搞政改，公民无法监督权力，必然是腐败丛生，贪赃枉法横行，执政者最终要为这些人买单。如果启动政改，公众能够有效监督权力，各级官员就会以廉洁敬业为荣，必然会涌现出大量勤政亲民的公仆，这难道不是执政党的光荣吗?
近来，有人提出，要使共产党成为“成为永久的执政党”，这话可能让一些人听起来很舒服，却是罔顾社会常识。政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会犯错误的，结成团伙的人如果不受道德法律约束，犯起错误来往往更严重，更难挽回。
一个政党能否长久执政最终取决于民众的选择，而非自己的意志。中国共产党固然有丰功伟绩，但所犯的错误也让人瞠目结舌，根本原因就是本体监督形同虚设。而两党制则较好地解决了行政与监督的矛盾，两党制说穿了就是两党共同执政，无非是在朝党负责行政，在野党负责监督。只是监督主体的独立避免了执政集团朋比为奸，上下其手，损公自肥，也使掌权者大大降低了沦为阶下囚的风险。
让我们以治理公款大吃大喝为例，看看政改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公职人员糟蹋纳税人的血汗胡吃海塞，不仅毁了执政党形象，也毁了个人理想和健康，公众对此怨声载道。共产党在坚持五个不搞的束缚下治理了三十多年，结果却是火上浇油。由当年的几十亿增长到如今的几千亿，一年的吃喝款相当于美国近四百年大选经费。如果强大的在野党监督，首先是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会立即制止。孰是孰非，孰优孰劣，还用多说吗?共产党领导人经常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三十多年的实践结果还不足以说明理论和制度的是非正误吗?邓小平等领导反复宣称“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为什么国外现成的好猫不能引进到中国大陆捕鼠?
“舒服一秒是一秒”既是草民的人生哲学，更是贪官的人生哲学。草民与贪官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了只顾眼前舒服的草民，必然会有挥霍公款享受更大舒服的贪官。大陆国人非常羡慕台湾的清廉政治、亲民政治，其实当年的台湾政坛也是腐败不堪，由于众多无畏公民努力争取，蒋经国先生顺势而为，开放党禁、报禁，才有了今天的进步成果。
前不久，大陆与台湾都结束了选举。台湾岛选战如火如荼，在大陆生活工作的三十万台湾公民为行使政治权利，不惜血本乘飞机回岛参加投票选举。有了如此高贵的公民，必然会有高尚负责的政治家! 台湾人民才能享受廉洁亲民政府的服务。反观大陆选举，如同鬼子进村般无声无息。本人所在的城市，许多社区的大部分公民没有登记选民。即使成为选民，也极少有人参加投票。执政党推举的“三不”候选人(不和选民见面、不征求选民意见、不向选民作出承诺)像刘谦变魔术一样变成了正式代表，这些代表充其量不过是“三手”代表(见面握手、听报告拍手、表决时举手)，怎么可能代表公众履行监督职责?大吃大喝、买官卖官、贪赃枉法等诸多乱象又怎么可能受到扼制?
从世界发展潮流来看，未来的政治是选举政治，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选举，共产党要想赢得选举胜利，需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当务之急就是摈弃一党专制思维，尽快拿出政改路线图和时间表，自上而下积极有序地推进民主宪政，将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落实到位。同时尽快推行官员财产公开，迅速有效地治理三公消费等腐败现象。只有这样做才能凝聚人心，巩固执政地位，实现多方共赢。
中共在文革后结束了极左路线，开始了法治建设。然而，由于一党专政，在转型的过程中摇摆不定，走走停停。限制权力的法律如新闻法、社团组织法迟迟不能列入人大立法日程。三十多年过去，仍然没有解决党大还是法大问题。由于当权者不受法律约束，无须承担违法成本，因而习惯于宁左勿右，过度反应，权力不肯向权利让步——党内一些高官提出坚持五不搞就是其中一例。
只不过这是党内顽固势力的一厢情愿，他们没有看到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一是国人文化程度大大提高，有了文化的人最注重维护尊严，而尊严保障只能来自法律。二是国人大都成了有产者，有产者的最大愿望是保住自己的财产并不断增值，财产的最可靠的保护神也是法律。三是绝大多数党员和体制内公职人员对党风、官风的败坏非常不满，迫切希望改变。四是国门开放，互联网时代到来，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想让法律真正发挥作用，就需要公民充分行使政治权利。满足这个需求的唯一途径就是推进民主法治。与十三亿人共同需求作对，难道不是螳臂当车吗?
可喜的是，中国大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一味乞求和等待官方政改，而是选择了自主行动。他们明确提出“改变自己就是改变中国，践行公民权利就是实施宪政”，主张十三亿人都当新公民：行使公民权利，承担公民责任，履行公民义务。依法有序介入公共领域，积极参与维权、选举、建议改革、申请信息公开等公共事务，并在此过程中唤醒公民意识，推进公民社会成长。
不过，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习惯于草民角色。他们眼巴巴地盯着共产党，将全部希望寄托于领导人的开明。当他们听到五个不搞表态后极度失望：要么移民走人，要么敛财防灾，要么混天度日，要么破罐子破摔，“明天没有期许，今天毫无意义”，于是人们“洗着澡，看着表，舒服一秒是一秒”，在没有道德底线的泥淖中撒欢打滚。
犹太人说：那怕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天也要种下苹果树。中国官方媒体却在黄金时间向受众推荐“舒服一秒是一秒”。如果说前者是人类文明的旗帜，后者纯属人类社会的垃圾。在这块神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让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全球大多数人接受和欢迎的物质发明、制度文明看不到中国人的贡献。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