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宁：愚忠是怎样炼成的？
我相信40年前几亿中国人亲手写过、描过、绣过和佩戴过“忠”字，更不要说动辄握拳宣誓表忠心，雷打不动地早请示晚汇报，声情并茂地唱“忠字歌”，扬尘欢跳“忠字舞”了。一个“忠”字，当时浓缩、涵盖了中国人的全部道德，也遮蔽、放纵了全部的不道德。“忠”字盘踞于全民道德之首，歪曲、倾覆了人类的普世公德。一时间，人人争先恐后地效忠输诚，却没人敢质疑“忠”字的半点不是——敢质疑者都将慷慨赴死。人类的愚忠史，由中国人大手笔续写新篇并推上癫狂顶峰。事隔多年，我们刻意淡忘它，无人叩问它，全民装的没事人一样，像是全然没有发生过那段历史似的——我们的良知何在？怎能这样对待自己记忆犹新的过去？忠，敬也，尽心曰忠。西方人忠于自己的信仰，忠于自己的职业，忠于自己的国家，都是对与己利害攸关事务的尽心。西方道德以诚实为首，忠于事实、真理与良知，是不必赘言的伦理原则。中国则不同。忠在中国特指对他人尽心顺从，要求无条件地屈从对方，一般指臣民对君主或国家的单方面道德义务（臣事君以忠）。其实，“忠”字进入儒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并高居道德之首，本身就是中国人在反道德！为什么？因为“忠”的前提摧毁了人类道德的根基——人际平等（“真正的伦理准则是把人人同等看待”（罗素语））。
什么叫反道德？反道德就是以道德之名行不道德之实。建立在人际不公之上的“忠”字，极大地异化了人为非人——圣化主人为“神”，矮化仆人为“犬马”不说，还酿成了“利维坦”（怪兽，指国家）的野蛮化。何以见得？听我道来。
一个人单向度地尽忠他人，就是把道德建立在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彻底不平等上——目必须忠于纲，而纲不必忠于目。为什么？因为纲派生目，纲支配目；目服从纲，目服务于纲。可别小看了“忠”字在双方间的不对等、不互动，单方面的尽忠从根基上颠覆、亵渎了人类道德。它是继“君子、小人”划分后，中国伦理对人类尊卑、贵贱、高下划分的又一发明。今人认为老板不能虐待打工者，可古时男人对上司的谄媚可是包括随时脱下裤子、献出屁股挨板子的；今人认为夫妻间应互为忠诚，而古时妻子对丈夫的无私雌伏可是包括帮他纳妾的；今人认为父子间应人格平等，古时可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不难看出，臣对于君、子对于父、妻对于夫在“忠”字伦理下，单方面屈居于被驱使、被奴役，被占有、被支配的的义务、责任本位。
80年代我下乡叩访山民，如果是妻子应门，一定是丈夫不在家，她们的回答也全是一句话：“家里没人”——仿佛自己不是人似的（天字出头夫做主？）。“专制主义的本质就是不把人当人。”（马克思语）当什么呢？当神，当犬马。一端圣化、美化主人为神，另一端矮化、愚化、弱化仆人为犬、为羊、为牛马。因而，以“纲与目”界定人际关系，必然使其蜕变为非人的关系。如果说，夫为妻纲的榜样江青坦言：“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那君为臣纲的榜样红卫兵，能否说是其主人毛、江挥之则来、驱之则去的一群狗呢？其实，语言宣示总是不如肢体行动更能表忠心、献红心。愿效犬马之劳的奴才们早就把自己的袖口设计成马蹄状，以便3磕9叩时更像犬马，更不像人——就如阉宦入宫前自宫性器，以完全让渡出自己的性交权乃至人权（物化为割让男人的核心形体）给君主，实现其对鞭长能及所有女性的独占权——也是把自己阉割成不像个人样子来效忠的。
中国式愚忠到底是怎样炼成的？在发生学上，它是通过错误地移植血亲家族的私人伦理，使之泛化为一种家长式国家的公共伦理；在遗传学上，它是通过错误地移植家族化王朝的政治道德，用来抗衡并替代现代政治道德。正是这两个偷梁换柱似的错位移植，书写了我们这个民族最为蒙昧、耻辱的一部愚忠史。
先看第一个“暗渡陈仓”式的偷换与借用——拿血缘家庭私德当政治公德，酿造了效忠家长式国家的全民道德。
“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语）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语）开启了认君为父、以忠代孝的先河。把源出道家的“忠孝”二字加入儒家伦理，不是学术而是权术、治术，是主人出于一己之私对仆人的愚化。为什么一定要拿父子关系去攀附、比照君臣、官民关系？因为只有父子间才有生育与抚养，只有家庭间才有施恩报恩、长幼尊从有序的关系。想便捷地建立起私家王朝秩序，“家庭化伦理与家长式政治”（黑格尔语）是一个唾手可得的道德摹本，很方便“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拿最显见、最易模仿的血亲哺育等级制去硬充社会秩序，才能套换出君臣、官民间“没有我就没有你，你的一切是我给予”的伪伦理，也才能套换回“臣效忠君，子孝敬父，妻顺从夫”的忠、孝、顺。忠即顺，孝即顺，无条件顺从权威，才是全部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知礼者，视君如父，称为君父。视臣如子，称为臣子；视师如父曰师父，视学生如子曰弟子；视夫如君曰夫君，视妻则如大臣而称卿——其实生活里哪有这么文雅？不过是臣民自称奴才、小辈屈从长辈，妇人自贬为贱人罢了）。你看，政治公德成了这些家庭私德的复制品。
远的不说，私德变公德的新时代翻版就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把党来比母亲，”“没有党就没有我”，“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等等。这些模拟血亲间施恩报恩的伦理出于何处？只能出自父母与亲子之间。将父子、母子亲情移植进全无血缘的党群、官民关系，编写的是“家国一理”“忠孝一体”的伪伦理。
以私德充公德，就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大公”，进而“举天下以奉一人”。（黄宗羲语）国家私属个人、私属家族或私属集团，带来普遍的人身依附与对个人、家族或集团的效忠。“忠孝一体”成就了“家国一体”，家法即国法，私刑如公刑，官府专权与官员弄权就是必然，制造驯服工具，培育鹰犬马弁，必须打断人的脊梁骨，“棍棒底下出孝子”。残酷虐待一旦开启，剖心表忠的奴才前赴后继。人性一旦被逆转，不死不忠、不死不孝、不死不贞都成了榜样。“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士为知己者死”，“文死谏，武死战”，“用鲜血与生命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把一切献给党”，“随时准备为党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等等宣示仅是表面，实质上“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孟德斯鸠语）
人性被逆转成受虐狂，自贬“小的”、“奴才”、“贱人”，尊对方为“老爷”、“主子”；自贬“砖头”、“螺丝钉”、“向日葵”，拜对方为“红太阳”，还要加上“最红最红”的前缀，已经接近变态双方密室施虐受虐了。（王小波语）靠虐杀推崇忠贞，犹如以反人道彰显道德，以摧残人性来彪炳人格，实在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从屈原到岳飞，从海瑞到彭德怀，《忠烈传》早已与《烈女传》、《24孝图》一同载入那部堕落得失去道德底线的历史了。
我一直保留着“文革”中父亲的亲笔检讨书和请罪书，足足有一尺高。一翻出这些笔画工整、格式严谨的手稿，就能想起他戴着花镜在昏灯下的认真与投入。你要说他一笔一划地应对残酷整肃，跟阿Q拼命画圆判决书上的圈接近，我感情上万难接受。但你要说他的愚忠与阿Q接近，越受虐越坚忍，我就能认同。总之，虐杀底下出愚忠与棍棒底下出孝子是一回事，都是人性被逆转的产物。
再看第二个“瞒天过海”式的偷换与借用——沿用家族化政治道德，顽强抵抗现代国家公共政治道德。
正如韦尔斯所说，人类最初的国家都是“信仰与屈从的共同体”，因而全部经历了君主制度。由于朕即国家，忠君也就等于爱国。扩展开来，忠于家族王朝乃至整个统治集团，都未超出忠君爱国的范围。随着近代西方民主革命，出现了“意愿与契约的共同体”即现代公民（全民）国家。国家作为社会公器，由人治变为法治，由专政变为宪政，已经完全不是私家王朝或某个政党集团、某个阶级的囊中私物。国家成为公民的服务公仆，“利维坦”由怪兽变成“人造的人”——全民掌控国家这个“社会良序工具”，公民由义务本位转变为权利本位。这个主仆颠倒，不但消弥了原有的尊卑贵贱高下的等级秩序，结束了圣化主人、矮化仆人的伦理，也彻底颠倒了原有的效忠对象——由臣效忠君、民效忠官颠倒为领袖、政党效忠选民，官员效忠法律与公民，国家忠于社会，政府忠于公民——显然，现代政治道德与忠君报国的传统伦理差别不在毫厘，而在千里。
然而我们每天仍然浸染在拿血亲私德比照政治公德的氛围中：个人缔造了党和国家的颂圣神话仍在演绎，“党是妈妈我是儿”的变相“忠字歌”仍在唱，报恩、献身的舞蹈仍在跳，国家神圣与政府施恩的理念仍在灌输，“驯服工具”、“铺路石”、“螺丝钉”的训条仍在沿用。总之，夸大对方、矮化自己的“忠”字伦理通行无阻，无条件服从政治权威仍是政治道德的首要价值——“4个服从”也罢，“先民主后集中”也罢，“维护权威”也罢，“保持一致”也罢，“服从大局”也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也罢，都是类似“信仰与屈从的共同体”伦理在通行。
为什么旧政治道德还能大行其道？因为“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王小波语）中国夭折的民主主义革命仍未达致一个现代宪政国家：“意愿与契约的共同体”。由政治变革的夹生饭，过渡着一个类似“信仰与屈从”的“灌输与服从的共同体”。单方面的效忠与服从，仍是这个政治生态的必须。我们只能期待私权利对公权力的压缩，纳税人意识的高涨，维权行动与公民社会的壮大，来期待现代政治伦理的发育与成长。
我们今天要叩问的，不是白桦当年叩问“你苦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太阳与人》）也不是刘冰雁当年叩问“谏忠是否比愚忠更忠诚？”（《第二种忠诚》）我们今天要叩问的，不止是谁该忠于谁：是公民该忠于领袖、政党和政府呢？还是领袖、政党、政府该忠于公民？我们要叩问的是：除了忠于自己的利益与良心外，需要公民尽忠的国家是否该是个“意愿与契约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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