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是20世纪民国的头号乱贼？
注：今天，是孙文逝世87周年的纪念日。对于孙文，我始终是明确的，即他是20世纪民国的头号乱贼。这个观点，我至今没有改变。究竟为什么？我想，首先只有推倒孙文的精神偶像，否定他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才能不断地摆脱1927年以后的国共争夺孙文的合法性问题。不推倒这个精神偶像，，就不能破除某组织的“正名”争夺，也不能摆脱组织多年来灌输给大陆人的“统战”观念。提出孙文是中国20世纪的乱贼的人，在我之前有过很多人，在这些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研究宪政的法学青年学者王怡先生。在他看来，孙文在民国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像一个国父的样子，除了一直主张暴力革命，和与革命同志分裂之外，孙文的“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是造成中国百年宪政未能实现的主要原因。【10】
同样是研究宪政的自己，我与王怡先生在追求宪政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我也不否认一个分歧：我对王怡先生的宪政观是不能完全同意的，他把问题归责到孙文，这是可以的，只是这样又容易产生一种英雄决定论。孙文固然有责任，但是孙文是否可以决定中国宪政呢？我至今深表怀疑。如果英雄可以决定，为什么蒋经国后来迫于民众压力，还是要不得不开放党禁去推行宪政与民主？因此，英雄的个人是不可能决定宪政的，他们最多不过是加速或延缓宪政而已。至于王怡从孙文与革命友人的四次分裂去说明宪政，这更是不可思议的离题。宪政是宪政，而与革命友人的分离不过革命方案的分歧产生出来的，这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事情。很显然，王怡在《孙文与中国百年宪政的教训》中的诸多观点带有极其混乱不清。分析法学派明确的逻辑，王怡先生反而忽略了。在他的论文中，处处看到的是作者对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的评价。
五年前，70后的王怡先生在研究宪政的时候发出了“孙文是中国20世纪的乱贼”；五年之后， 80后的法学代表继续王怡先生的论点，并认为孙文是20世纪民国的头号乱贼。只是我不同于王怡的立论角度，他是从法学的理论出发，而我却不是以纯粹法学的角度。
孙文为什么是中国20世纪民国的头号乱贼？问题就在于他的革命与建国方略。苏轼在《晁错论》中批评晁错，如果把苏子批评晁错的观点置于孙文头上，亦未有任何不妥。比如，苏子说晁错的主要问题是不能做到“吾发之，而吾能收之。”提出问题、点燃问题确实简单，但混乱的秩序如何重新确立，又该如何保证秩序的良好，这亦是倡导者最需要考虑的问题。反观孙文在20世纪的革命和建国历程，我只看到了一个破坏旧秩序的成功者，却未见到新秩序的成功重建。换言之，孙文是破坏社会秩序有余，重建民主秩序严重不足。在革命打开潘多拉魔盒之后，以革命名义的社会破坏活动，在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是一次比一次更激进、极端，并且最终以共产党的最激进和最极端为终结。
现在，很多经历了毛时代的大陆人，提及中共的所有运动就毛骨悚然，痛斥中共的许多灭绝人性的行为。然而，若不是孙文没有制定出一个良好的民主制度的中华民国，又何至于后来的中共出现，又怎么可能让中共有机可乘。因此，从问题的根源上去找缘由，孙文自然是中国20世纪民国的最大乱贼。没有孙文的继续革命破坏民国，民国初年就不会一直动荡不安；没有孙文故意给北洋政府留下府院相争的制度，民国初年亦不会久处于权力相争；没有孙文誓不实现革命党的专制，推行所谓的“三政”，民国亦不会一直处于高涨的革命运动状态中。
我不管孙文在大陆共产党和台湾国民党中的地位如何，也不管他对中国历史创下了多大功绩，他的功过是非由历史学家们去评论的，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而是研究政治学和法学的。因此，历史应该怎么去评价孙文，我仅需参考性的采纳。孙文是“革命先行者”也好，是“国父”也罢，那都不过是国共两党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以民主政治而言，孙文应该如何，那才是最急需进行学术研究的，把孙文从神坛上退下来，回到人民大众之中，是客观认识孙文的重点。孙文究竟是国父，还是革命先行者，还是其他什么的，那应该由民主政治实现以后的人民大众说了算。
不管孙文功过如何，有一点却是无可置疑，即孙文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所作所为是无法修改或否认的。过去国民党和共产党可以树立的孙文形象，已经被众多的历史记录所推翻。中国需要爱国主义，也需要英雄，但需要英雄并不代表某些党可以随意根据自己的需要而主观地掩饰、甚至篡改历史。孙文在辛亥革命前的行为，在我看来也应该是肯定的，他是有功于历史，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我们却看到另一个孙文，他不再是为结束君主专制的革命者，而是一个暴徒。在孙文看来，民国是国民党人流血打下来的，因此，民主共和的民国却交给了北洋军人袁世凯，这让孙文总是不舒服。这样，对外宣布支持北洋军人的孙文，实际上始终以一副教主的身份去教导人。在袁世凯及其后的北洋继承人稍有出错的时候，孙文总是痛批他们、教训他们，如他对段祺瑞的多次批评。
因为有过短暂的民国临时大总统经历，孙文就终生以此为依托，以至于在国家出现危难之时，孙文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团结中国各派，反而是借机向外国人保证或许诺，希望借助外国势力去消灭本国的反对派，即北洋系。这种不惜牺牲国家利益的行为，孙文一直乐此不疲，并且拒绝党内同仁的反对建议，如二次革命时黄兴、李烈钧、柏文蔚等人反对孙文的持续革命主张，认为在国家危难之际，各派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反抗外国侵略者。【11】因此，他们极力反对孙文出卖国家利益或分割边疆去实现革命。
孙文既然说国家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又为什么要执著于中华民国属于国民党？又为什么民国交给袁世凯就会有问题而在孙文自己手中就不必担心？显然，孙文一直强调的是圣人政治，他怀疑全体国民的智力，以为只有他才有资格谈民主政治。孙文自己要做总统时，他就力主总统制好，而且认为当时中国需要强化总统权力，坚决反对宋教仁的内阁总理制；及至南北和谈之后，被迫交出总统权的孙文，一改先前反对内阁制，反而转向宋教仁的内阁制。由此，袁世凯接过后的民国，在行政权上，是总统负责还是总理负责，便时常出现竞合的现象。袁世凯面对这种局面，自然是极难开展工作，内忧外患的中国，总统需要某些权力以便应急防变，孙文自己也不否认这个观点。可是，孙文在交出总统权后的表现，完全可以看出他前后矛盾。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这种情况说，主张总统制的孙文是极不愿意交出总统职位？一直对外空喊“天下为公”的孙文，是否最怕为公？
纵观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的行为，我以为孙文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他认为民国必须由国民党去管理，并由国民党完成教导普通大众学会民主与宪政，从而实现民主共和。因为孙文带着这样一个先入为主的潜意识，所以孙文在交出总统职位之后，并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不去过问政治，而是时刻洞察一切，以及随时借用北洋系的一些政治事件来振臂高呼，号召更多的青年人参加到反对北洋政府的队伍中。事实是孙文自己一直不愿意交出南京政府，因而他在交出总统之后留下了极深的阴影。这就是他日后不断发动革命，以及组建非常政府的独立小朝廷的根本原因。现在，有些人在研究辛亥革命之后，基于当前形势和可能受法国学界的影响，认为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不像后来的共产党，他们为了国家也知道妥协。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也是完全不符合当时历史的。以客观而论，孙文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人在当时是不愿意交出权，只是迫于财政压力，才不得不和袁世凯的北洋系进行和谈。【12】在一次次筹集资金的活动失败之后，孙文才被迫接受黄兴、宋教仁的南北和谈。
孙文不相信人民大众的智慧，不愿意交出权力，也不相信北洋系能够改造中国。因而，孙文在民国交给袁世凯之后，他表面上支持北京政府，但内心中一直耿耿于怀。或许，交出总统权是孙文的权宜之计，他希望借机发难，以便用事实警告日益离心离德的革命党人，如此一来，孙文就可以认真贯彻他在辛亥革命前已经系统化了的孙文主义——即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三政学说。从后来孙文的所有继续革命的经历看，他也确实是这么去做的。从北洋系中夺回民国，实现孙文主义指导的国民党人控制的民国，是孙文及其继任者的主要任务。只是，孙文的如意算盘没有成功，在他的革命感召之下，一群更激进、更极端的马列主义的革命党人出现了，而且，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长江后浪推前浪，最后的激进党取得胜利，并于1949年建立了马列主义政治学说的政权。也许，苏洵的《管仲论》正好评价孙文，是他成就了1927年的南京国民党的政府，也是他埋下了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祸根，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大陆目前研究孙文思想的人喜欢给他划分阶段，认为晚年的孙文逐渐走向集权专制的思想道路上，从而把国民党引向了党天下的专制社会。他们以孙文在1914年重建中华革命党（后来改名为国民党）时强调要求党员按手印、宣誓效忠党领袖，以及他在1920年以后学习苏俄的经历，说明孙文存在所谓的转向专制思想，这种说法或认识，其实是不够科学。从政治学的理论上分析，孙文主义在1905年——1907年之时就基本形成，后来所谓的晚年转变，不过是孙文的思想修补与完善，它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任何突破辛亥革命前的孙文主义。1914年，孙文重建中华革命党，强调党员的忠诚，那不过是党组织的要求，它并不会彻底改变民主或专制；至于1920年后的学习苏俄，那也是学习党的组织和管理的问题，尚不足决定中国的民主或专制。如果是专制制度，它们不过是强化了专制程度；如果是民主制度，那也无法怎么样。
许多人和王怡先生的观点相近，认为孙文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和一个元首”是从苏俄的列宁那里学来的。公正而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孙文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和一个元首”。只是，当年同盟会和宋教仁组建的政府不支持孙文主义，使得孙文主义没有实践的机会。因而，人们忽略了1914年以前的孙文主义，而把过多的目光转移在中华革命党之后的事件上了。作为孙文的政治哲学的孙文主义，在整体上并没有前期和晚期之别，它仅有不断完善之论。
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孙文主义没有机会实验，所以孙文很不愉快，他一直在找北洋系的问题，以便能够实践孙文主义。因此，北洋政府的任何一个政治事件，都不能逃过孙文，他最希望北洋政府出问题，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师讨伐。从1913年的二次革命，到他1925年的逝世，孙文在这十三年间，几乎没有停下来休息和反思一下，他一直活在自己的孙文主义信念中，并且影响到内部党员的信仰。在一次次暴力活动失败之后，孙文不是更理性，而是更激进，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他对现有秩序的批评和否认，就必然造成极大的冲击力，以致北洋政府始终处于维稳的紧张局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看，孙文固然决定不了中国的命运，但他的所作所为确实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持续高涨的暴力革命活动，给中国带来极大的伤害，也是20世纪在半个多世纪里处于动荡不宁、内乱不止的环境的根本原因。因此，从国家秩序和社会正常生活状态论，孙文是中国20世纪民国的头号乱贼，这没有半点的夸张与诬陷。毕竟，救国救民和追求民主共和并不代表社会不需要正常的稳定秩序，而且，正是孙文和孙文主义，造成了20世纪持续几十年的混乱与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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