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道德是怎么滑坡的？
（原创：应学俊）“道德”是什么？其实道德也就是一套为大多数人认可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规范。书面释义大致是：“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的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八荣八耻》其实也就是道德规范中的一部分。如果说一个国家“道德滑坡”，那自然是相当糟糕或危险的事，这就意味着基本的行为规范没有了，乱套了。中国社会怎么了？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去年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中新社北京2011年4月17日）
与“道德滑坡”说相呼应的应当是国家主席都提出了那样简单到谁都知道的道德标准《八荣八耻》如果不是许多人尤其是官员们遗忘了或在潜意识里已基本不认同、不践行那些基本的道德规范了，何劳国家主席提出这样简单初级的号召？
然而，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了吗？没有滑坡吗？究竟滑坡了没有呢？从下面的事实来看，还真是个问题。
◎ 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辩证
如果说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了，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在汶川、玉树地震以及西南旱灾期间，中国善良的百姓中有许多人拿出自己的血汗钱捐助灾区？上至亿万富翁捐出世界少有的上亿元善款，下至街头乞丐（并非很少）乃至高度残疾的乞丐从破瓦罐或脏兮兮的衣兜里整出大把的零票子塞入捐款箱，且一边捐款还一边痛斥贪官的奢侈与荒淫。如此大爱，如此善恶分明，如此深明大义，如此爱国，怎能不使人动容？笔者曾撰文提议应建立一个“山寨版”的“感动中国”评选体系，因为他们的行为确实曾使每一位国人感动。中国的百姓是善良的，大约也是世界上最容易满足和最听话的。“不明真相”的“奸猾刁民”总是极少数的。当笔者再次观看几年前的视频报道，真不能认可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一说，当我们看完搜狐播客“真相30分”拍摄的有关专题，我们更不能相信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之说。真的，越是底层民众或草根阶层那里，似乎倒越是未见“道德滑坡”成为太大的问题；而多次给汶川地震捐款的乞丐徐超之所以成为乞丐的原因则更折射出我们社会中一部分人道德滑坡的真正原因。
点击观看当年的视频：南京乞丐徐超四次为汶川灾区倾囊捐款400多元
http://v.ku6.com/show/51quGTW0HxnzqYYD.html
看到上面这个视频，再联想我们所看到的相关报道，我们能说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了吗？答案恐怕应当是否定的。中国的百姓多好啊！贫困、朴实中蕴含着多少令人感动的高尚！
可是，当我们以三维视角来审视社会，我们又确实不能不承认温总理说的事实，在相当的一些人群中，在大体可称为所谓“精英”的中上层人群甚至大学生中，一些人的道德确乎不同程度地在滑坡了，有的已经滑到了不堪的最低级乃至犯罪——
道德确实滑坡的首推人群应当是“官员”——从中央级陈良宇、黄松有等到地方各级小到县级市的科级干部、村支书一类——贪污受贿数额惊人欲壑难填；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乐此不疲；“天上人间”被彻查爆出诸多令人瞠目的腐败内幕；有的腐败官员包养情妇甚至多名情妇以MBA手段来“管理”；官员雇凶杀人、杀情妇已成“现象”；甚至弄出有官员用微博约情妇开房或是写性爱日记这样龌龊行径；封建社会买官鬻爵腐朽的那一套重新回归；制造假学历假履历以谋求官位；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横眉冷对，以至于竟弄出类似《水浒传》中高俅陷害林冲那样龌龊的“钓鱼执法”，这就是政府权力机构的腐败和堕落了，社会道德滑坡由此可见一斑……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度，官员、政府的腐败行为对社会的示范扩散效应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小觑的，它正在迅速地侵蚀着社会的整个肌体，无孔不入。如果说今日中国社会道德有所滑坡的话，官员群体不仅尤甚而且对社会道德滑坡难辞其咎——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腐败堕落都是与官员的腐败堕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这就是所谓上行下效。
由官员与政府开始，知识界一些人道德似乎也沦丧了：大中小学校长中也出现了相当一些受贿腐败事件，有的甚至成窝案；某些教授竟然为晋升或争项目争科研经费抄袭论文；大学求实求真求异的科学民主创新精神基本消失殆尽，知识分子可贵的质疑、批判精神少见了……一些学生（当然不是全部）似乎没了是非道德标准：写论文以抄袭粘贴为手段；一些女生卖淫三陪挣钱挣小车傍大款求“包养”；异性学生随意同居家常便饭酿成事端；中学大学均出现不止一起的弑师惨案；恃强凌弱的类黑社会、团伙也在某些中小学出现，犯罪低龄化呈明显趋势……
关于在一些特定人群中道德滑坡的现象大约不是本文可以穷尽的。虽然它似乎只发生在“社会中上层”的一部分人中，但正由于这部分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所以对于社会各阶层机体的腐蚀、侵染作用是巨大的，导致社会风气江河日下。
◎ 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现象大约起于何时？是怎么滑坡的？
分别出自于《道德经》和《周易》的“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见利忘义”历来作为一个贬义词，这都说明中华民族讲道德之风是源远流长的，连乞丐都拒绝“嗟来之食”更证明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自古深植人心。然而，什么时候起，我们一部分人中的道德开始滑坡了呢？——知道何时、何地、何因导致道德滑坡或曰沦丧，我们才可能重新捡回我们的道德，重塑我们的灵魂。
中国道德滑坡的情况始于何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儿吗？一些人似乎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正是改革开放，一味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引导人们追求财富，忽视“政治挂帅”，所以才弄的人心不古。然而笔者认为这只说对了一小部分原因，如果仅仅认识到此，那就太过片面了——难道退回到文革和文革前才是好的？那时真的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诚如是，文革中为何也经常有“严打”？鸡鸣狗盗等以及强奸案还不是时有发生，判决的布告满街张贴？——历史不是那么简单，开历史的倒车更是绝不可能的。
其实，远的不说，明显的道德的滑坡应当始于大革中国文化之命的“文革”，以及发展于后来每一个政治高压时期之后。
1、传统道德规范和文化价值遭遇彻底解构。——凡经历过文革的人会清楚地记得，文革开始，所有中国传统文化道德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彻底的解构，典型的标志即“除四旧”，可谓礼乐坏崩。文质彬彬、文明礼貌、温良恭俭让被斥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伟大领袖公然号召红卫兵“要武”；“尊师重教”没有了，父母与子女间亲情由“阶级情”替代了，典型的话语是“亲不亲，阶级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子女“以革命的名义”揭发“反革命”的父母；夫妻、恋人、朋友则“以革命的名义”相互揭发、出卖；在历史上对广大黎民百姓在道德教化和灵魂救赎方面一直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国内外宗教遭到了最彻底地批判和摧毁，寺庙教堂被砸、和尚、牧师遭批斗，“什么佛经，尽放狗屁”当年“除四旧”照片至今网上可以搜见。而“放屁”可以入正式发表的领袖诗词，“滚滚滚，滚他妈的蛋”可以编入“革命歌曲”唱响在小姑娘的口中成为登台舞蹈的流行歌曲，这更是文革标志性特色……美丑善恶的价值标准已经不知究竟是什么了，任何丑恶言行均可以披上“革命”的外衣便堂而皇之。而文革中以“梁效”和“两报一刊”为首的假大空文风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某些官员的行事作风和文风仍然劣习难改，弄得习近平最近还在中央党校大讲文风问题。致使文革结束后全国人民与幼儿小学生一道从“五讲四美”的起点开始重塑日常基本的行为规范，且中央为此成立专抓此项文明道德建设的办公室……
2、文革中客观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打开了“潘多拉的黑匣子”，使社会道德规范彻底崩溃。
马克思说过：人是复杂矛盾的统一体。这话是不错的。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善恶两面，人因受教育以及社会道德价值的约束，经常抑制着“恶”的一面。所以从古代一直到现代的刘少奇都倡导人们要“慎独”，亦即当一个人独处或独处于另一个陌生环境中时，往往容易暴露出灵魂深处的自然属性或曰“恶”的一面，故应“慎独”，亦即自我遏制不道德的私欲。但文革不仅使道德价值和规范彻底解构，而且连社会约束也彻底解构，政府机构瘫痪了，公检法砸烂了，党委“踢开”了，解放后善良的中国百姓非常敬重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成了“走资派”，围绕造反派组织“夺权”前后开始的武斗则使客观上的无政府主义发展到极致——文革这只无形的大手打开了“潘多拉的黑匣子"被囚禁在人们灵魂深处的邪恶兴高采烈地纷纷跑了出来……笔者此说基于如下目睹耳闻的史实：
文革中一般性的武斗我们还可以理解为是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出现了不同的派别，但在武斗中竟然运用如日本鬼子侮辱和残害中国妇女的手段去虐杀并侮辱一般群众（借口疑此人为对方的“探子”），其行径不忍书写不堪入目；吊打甚至用最原始的刀、矛虐杀已经缴械投降的对方群众；这应当与“革命”和“捍卫”什么路线无关了，我们只能理解为这些人灵魂中“潘多拉的匣子”被彻底打开了，人性中那些具有原始本能的邪恶与欲望的魔鬼被完全释放了出来而张牙舞爪了……而文革中一度盛行的“五湖四海”战斗队——实际是社会乌合之众纠集在一起的偷盗抢团伙，因其打着“革命”的旗号，公检法也不敢随便打击他们，于是在某些城市街道上兴起了回归“原生态”的群众自发组织巡逻打更自卫队——“哐——哐——各家注意，关好门窗……”，历史似乎退回到了民国初年……这便是“潘多拉的黑匣子”被打开、道德价值完全颠覆的结果，这便是最讲“政治挂帅”的文革中的道德景观。
3、革命信仰被亵渎——“大德”滑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来是中国仁人志士的信条，历史上这类真正为信念和民族前途而舍身取义者举不胜举。也正因此，所以文革中很多人因盲目崇拜当时的伟人毛泽东便很容易地“被卷入”了这场“革命”。可是当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被拉下马，毛“最亲密、对毛最忠诚”的林彪取而代之，被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可没过多久，又出人意料被告知林彪叛逃国外而摔死！全国百姓一头雾水地又投入了“批林批孔”运动……那些笃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突然感到被着实戏耍了一把，不知文革忙了半天究竟忙了些什么，更不知无数在文革和武斗中丧生的人是不是太过无辜而毫无价值。人们该相信什么？革命被亵渎，原本纯真的信仰就这样产生了危机。从此很多人纯真的“革命”热情开始降温，懒于谈论“革命”。60岁左右的一代大约都还记得，文革中一度时期社会上人们学木匠成风，所谓“经济主义”盛行——都去忙着打家具经营自己的小家庭安乐窝去了。这可谓“大道德”的滑坡——信仰危机。而在社会基本道德规范早已解构的情况下，许多人看到机关、工厂无人管理，便将可能烂在外面的有用的木头、钢管、办公用具甚至铁锤老虎钳等物品“拿”回家来，当时流行语叫做“捞油水”——不捞白不捞，其实就是“偷”或曰化公为私。呜呼，这是小道德的滑坡的典型——以“偷”为“拿”，毫不脸红。这倒是产生于一般群众中的道德滑坡。
4、行贿受贿自文革始，当时叫做“烧香”或曰“走后门”。随着“革命委员会”即代政府的成立，无政府主义渐渐消隐。这时上大学或曰下乡知青招工回城说起来是“群众推荐”，但最终都得领导批准——行贿、“走后门”、请客吃饭送礼之风由此盛行起来。我们现在不齿的“性贿赂”或曰“性索贿”也可以说始于文革（抑或更早）。在农村或知青农场，或索贿或行贿或强迫，反正以“性”为交换的勾当悄悄兴起，至今在某些女性朋友心底深处还留有当年的隐痛而被尘封不愿提及。凡做过下放知青的大约都能说出几个当时传闻的此类“故事”……
5、政治高压迫使人们弃义而逐利。尽管如此，善良和正义还是与私欲同时存在的在一些时候善良和正义在大多数人心中仍占着主导地位。所以这才有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以及后来众所周知的1989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然而在无法抗拒的高压下，学生和有关仁人志士彻底地败下阵来……于是，有的人消极沉默了，有的人后悔了，有的人改信基督教做善事去了，国家大事也懒得去过问了，更多的人倒是一头扎进了追求财富的“事业”中去了，莫谈国事只管挣钱不会犯法，面对强大的政治高压大约也只有做此选择了……君不见，在网上发点八卦贴往往很方便，说不定还被推到首页头条，而稍稍“敏感”的涉及政治的帖子，往往会被“闷死”或干脆删除。于是，人们挣钱吧、八卦吧、“偷菜”玩游戏吧……
6、发展是硬道理，但忽视了发展的“价值取向”，加剧了道德的滑坡。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强国力，这肯定无可非议。为了不争论“姓社姓资”这令人头疼的问题，邓公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和“不争论”。这肯定也是有利于国家免于无谓的“主义之争”而致力于实实在在谋发展的策略。但“主义”可以不争，发展的道义价值取向却是不应该被忽略的——而这重要的一点恰恰被真的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尽管也说“两手抓”，但看得见的只有经济效益以及数字。不论什么性质的“发展”掩盖了一切，“经济效益”以及地方官创“政绩”的价值取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一切只为“发展”，只为完成任务，只为经济效益。于是——不择手段，从教育，到企业，到房地产，到媒体等文化产业，乃至政府行为。道德的价值取向亦即“义”在“发展”大旗的掩盖下荡然无存。某些地方政府或大企业盛行的口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及一些地方争抢曹操墓的归属地或西门庆的出生地之闹剧就是鲜明写照之一。重“发展”而忽视发展的价值取向这起码也是一种“失误”，它加剧了一部分人道德的滑坡。
并没有人公然提倡尔虞我诈巧取豪夺恃强凌弱男盗女娼，但是在有着实实在在权力的官场腐败对社会肌体的“榜样性”侵染腐蚀中，在“发展”大旗掩盖下，在为公为私经济效益而不择手段的泛滥中，在上述种种历史因素一波一波的影响下，所谓“信仰”那是天晓得的事儿，相当一部分即使入党也仅仅是为了谋取个人某种地位的巩固和升迁而谋取“党票”，与中共“为人民服务”宗旨并无多大关系……社会道德就这样在一部分人群中严重滑坡，并且产生连带的物理效应……
◎ 拿什么拯救我们社会的道德灵魂？
其实，早在11年前中共中央就意识到中国社会道德某些“滑坡”的现象，以文件形式发出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甚至也落实到了各级学校的教材中，但是效果如何？这自然不用说了，本文开头温总理的一番话已经做了最好的回答。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是一般意义上“公民道德建设”的事儿，而是官员道德建设的事儿，这是问题的根本，中央文件没有牵住这个牛鼻子。各种各样食品安全的问题以及各种“道德事件”看起来发生在一般草根公民身上，但根子并不在公民这里，那里面往往与官员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否则我们就无以解释汶川地震后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涌现令人为之动容充分体现国人爱国心、善心、无疆大爱之善举。
窃以为，行文到此，我们已经明确中国社会的道德何时、何地、在哪些人中真正滑坡了，我们完全可以有正确的路径和方法来拯救失落的道德。
当贪腐毒瘤从官员、政府那里被清除或基本清除时，当实现了对官员普遍监督有效实施而官员能在监督中实现了廉洁勤政之时；当评价官员政绩和地方发展能在注重数字的同时将“义”作为同时并举的标准之时；当政策、法律同时能引领和规范“义”、“利”关系之时；当社会不再单以学历而是更重实际“能力”来衡量和选用人才，教育中的“功利主义”被弱化淡化到相当程度之时，当所有行业在笃信“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同时还能坚持义利并举而以“义”字当先之时，当关注国运盛衰的公平、正义之举和“异质思维”、举报贪官不再被以“维稳”为名义而遭到打压之时，当媒体文化行业能做到严守义利并举，义字当先的准则从正面推波助澜而非为利驱使随波逐流之时，我们社会的道德才可能会被重新找回，社会正义与道德的大旗才会重新被高高扬起，我们的灵魂才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救赎。□
2010.5./2012.3.12.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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