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其实而不居其华
处其实而不居其华 ——记"右派"歌唱家张权的若干往事 作者：陈敏豪 推荐人:乔戚 （1957——2007）张权先生逝世前已患病多年，多次住院，进进出出，在与病痛和死亡抗争的漫长过程中，至少是我，不曾见她流露过伤感、凄恻的情态。也没听她对命运和人生抱怨过什么。在对待生与死这个永恒、无人能够逃避的问题上，她持的是一种平静的、多少带点儿抒情色彩的哲理态度。当她终于辞世而去的消息传来时，我感受到的与其说是意外，倒不如说是沉重，被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所笼罩的沉重。我意识到已经失去了一位年长的至友，音乐界失去了一位有成就的声乐艺术家，而社会却失去了一位勤于奉献、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人格形象丰满的优秀成员。张权先生生前承受的痛苦和磨难远远多于她所得到过的快乐和幸福，对她这样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来说，死，或许是一种解脱或幸福，然而对她的亲友和社会公众而言，她的离去毕竟是一个令人沉痛的损失。当回首张先生同我30多年来的交往过程时，浮现于脑海的记忆就像是蓝天下一片广阔的原野。而在这一片记忆的沃土上又有若干件关于她的事情特别引人思索，令人感怀，就如同广阔的原野上挺立着几座醒目的丘岗和峰峦，线条遒劲峭拔，体现了她的人生境界，勾勒出她的人格形象，使我在为她悼念之余，也禁不住为之叹赏。一张权先生的丈夫莫桂新先生在北大荒去世以后，她背驮着“右派”的身份，怀着巨大的悲痛，靠着她被降低三级的那一点工资，同时还承受着极沉重的政治、社会压力，一个人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女儿，赡养莫桂新先生非生身的老母亲，包括她自己在内共养活老小三代，一家五口，生活极端艰难困苦。正当这苦难历程的初期阶段，她得知莫桂新先生一位在天津的学生潦倒落魄、陷于困境，她又毅然伸出援助之手，从本来就十分拮据的囊中挤出一部分钱，按月救济这位学生及其一家，前后长达十几年，从不间断，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十几年也正是她自己一家生活最严峻、最难熬的一段漫长时期。文革以后，我曾问及她当年作出这种决定并坚持实施到底究竟是怎样考虑的。她缓缓地说：“那时我确实非常、非常困难，每天晚上都在考虑明天究竟怎么熬过去……也许正是因为自己经历了忧患，才更懂得别人的疾苦，我想着莫先生这个学生拖家带口的，也真不容易，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反正我是肯定要过苦日子的，救济别人在我只不过是更苦一点罢了。”“你自己孤儿寡妇一大家，你不觉得你自己是最辛苦、最需要救济的吗？”我问。“那时候我救济别人，自己似乎反而觉得好过一点儿，多想想别人的困难，帮上一把，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琢磨自己的苦了。这道理是不是就像打针注射一样，当注射器的针头扎进肌肉时，护士就会在病人臀部针眼周围的肌肤上频频触摸，注射药水的刺痛感就缓解了，因为病人对痛点的注意力被分散了。”她回答。这些朴实无华的话语体现出一种旷达洒脱的襟怀，表达了一种不同凡俗的为人之道。听了她的回答，我注视她良久，心里想得很多……。踌躇满志、为了美化自身形象的百万富翁从腰包里掏出一个零头施与他人，那款额即令可观，其道义和良知的分量也非常有限；然而，一位身在另册、蒙受巨大不幸和痛楚的落魄者主动把手中仅有的半碗一玉米粥每一顿都分出一部分给别人充饥，这却是要见灵魂、见精神、见毅力的了。二 1964年，张权先生曾去兴安岭、长白山林区为林区工人演出并体验生活。当年她在来信里写道：“我们在森林里步行，走着那些根本不是路的路，路上和路边灌木丛里，带刺的枝条时常扯住我们的衣裤、划破我们的臂和腿，不时还有倒下来的大树挡住去路，我们只好从枝桠密集的树干下钻过去，或从树干上翻爬过去才能继续前进，遇到溪河，我就脱下鞋，或连鞋都不脱，卷起裤腿淌水过去，我们这样徒步穿越森林，两天行走120里路。”时年，张先生已是45岁的人了，而且体弱多病，这种爬山涉水的劳累在她是相当沉重和严峻的，然而她的精神状态却很舒展。她在来信中写道：“森林里行路难，十分劳累，衣服经常是湿的，还有‘草拔子’（这种虫一钻进肉里就不出来）。但林中的空气太清新了，侵入肺腑，使人几乎忘了世上还有尘埃的存在，也听不见城市与人群的喧嚣，耳朵里充满各种自然的声音，松涛声、流水声、鸟啼声、虫鸣声、松鼠在树干上的奔跑声、枯枝败叶的坠落声，我从来没有像这样贴近过大自然。我有一种感受，人远离社会生活的中心，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就会返朴归真，变得单纯、无私、脱俗。我很喜欢停留在这种感受与状态中。”我自己也曾被遣送到小兴安岭林区改造过一段时期，很了解林区人烟的稀少和人口的分散。一座林场或伐木场，通常有一个场部，部分干部和少数工人生活和工作在这儿：但更多的人却分散在森林或伐木场所属范围内的各个工区或作业区，通常住在林间小木屋里或帐篷里。特别是护林员，几乎都是一个人单独住在一个关键性的护林位置上，周围是一片林海把他与世界隔断，肩负着守望、保护森林资源的重任，却熬着孤单寂寞的岁月。这一部分人是任何时候都不离开岗位的。有一次我和张先生谈起林区生活时，问她：“那些单人独处的护林员也能享受到你的演出吗？”她说：“通常不能，但我一个人一个人地上门找他们，到他们各自所在的岗位上为他们单独歌唱，他们想听什么歌，只要我会的，我就唱什么歌，不会唱的，就把歌名记下来，回去学，以后有机会给他们补唱。这些护林员中的多数人从来没有看到过什么演出，他们才是最需要文化生活的人群。”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话里容纳了张先生的很多辛劳，我不难想像她为这些文化生活的饥渴者一个个送歌上门走了多少崎岖的林间小路，流了多少汗水，冒了多少可能受到野兽（熊瞎子、野猪、蛇）袭击的危险。我不能不为之感慨。人生短促，人寿几何！人的生涯不就是那么几十年吗？有人活着总是抓紧时间从外往里尽量多索取一些；而有人活着总是抓紧时间从里往外尽量多给出一些。张先生的生活基调就是给予、就是奉献；然而30多年的交往中，我从未见她在口头上和书面上使用过这两个辞汇，这两个辞汇的内涵在她身上是融在行动里而被人们认识的。其实，当时她自己未尝不明白，她若不付出那样的辛劳，是不会遭到什么额外非议和谴责的，而付出了那样的辛劳也不会受到任何称道和表彰。她之所以还是要那样“自找苦吃”，只不过是认为应当给文化生活的“雪中人”，送去一点文化生活的“炭”而已。 三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倾向于将“政协委员”、“政协常委”（尤其是全国政协的）头衔视为具有这种头衔者所享受到的一种“待遇”、“地位”和“荣誉”，持有这种看法和态度者在政协成员中恐怕也不乏其人。然而，张权先生从80年代从胡耀邦先后任中共组织部长和总书记起，任全国政协常委以来，却是将其作为一种义务、责任和使命来承担的。1983年，张先生收到一封从江西某劳改单位寄来的信，写信人是一位劳改就业人员。此人50年代是北京的一位大学生，整风时因有一些在当时被认为是“很严重的言论”而受到处理，判8年徒刑送往江西劳改，刑满后他和其父母都要求让他回家去，但所在劳改单位却将他留原处就业，继续改造，由于他坚持要求回家，因而又再次被判了15年徒刑，两次相加，共23年，第二次刑满后又将他留原处就业，不许回家。他对此不服，多次申诉无效，处境更加艰险，痛苦失望之余，他写信向张先生求助，请求代为呼吁，希望中央接受他的申诉，复查他的案子。当时，虽然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精神正在全国各地深入贯彻执行，但各地对此政策精神的理解水平和执行情况是不平衡的。而且，当时复查案件的重心多偏于文革中产生的案件和关于“右派”的案件，其他案件在一些地区仍被视为复查禁区，触及这些案件者往往会被一些人斥为“否定一切”、“刮翻案妖风”，所以，当时人们对这些案件当事人提出的申诉，即使是至亲好友，也是采取谨慎态度，不敢贸然沾手，能悄悄给予同情或理解就算不错了，至于对素不相识者的求助，多数人的态度是避之唯恐不及，以免惹麻烦，担风险，受连累。张先生自己经历了几十年的坎坷与磨难，可谓是“惊弓之鸟”了，对这一类的事情理当比一般人更加谨慎小心。可是，当时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她，对这位陌生者从社会最底层向她发出的呼声却及时做出了反应。她把此人的情况和要求通过政协常委会、中央统战部转到公安局，请求公安部直接过问这个案件。她说：“我不了解这个人案件内容的真伪，也不能认定对他的判决是对是错，我只要求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公平对待他，受理他的申诉，实事求是地复查他的案件，根据事实做出复查结论。”公安部果然接受了这个案件，指派两位干部赴江西直接提审申诉人，对这一案件展开了认真的复查。1984年1月15日，张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已决定18日下午去廊坊二女儿家过假期，但假期中间我可能要回京一趟，参加江西那个案件的复查会议，我虽不认识当事人，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到场出席，会议哪一天开还没定，我先走，等会期确定下来通知我了，我就按日子返京开会，然后再回二女儿家接着度假。”张先生的为人风范和社会责任感在这里跃然纸上。80年代中期，我开始在上海交通大学讲授一门新兴学科――人类生态学，来听课的学生人数很多，各系都有，不仅有交大的，还有上海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几个班的学生，以及其他部分学生和教师，我因此而有机会接触了许多专业背景不同的学生。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在80年代是我国高校中的热门专业之一，上海交大和上海医大有好几年考分最高的学生中有不少人纷纷志愿进入这个专业就读，学制年限也比其他专业的长，当时交大这个专业的本科学制为5年，医大为6年，学位皆为学士。80年代后期，同学们普遍反映学制太长了，到五六年级，课程排得很松，甚至松到每周只有十几节课，学生认为“吃不饱”。家长也颇有意见，说子女在校学习上没有压力，松松垮垮，热衷于打牌、搓麻将、赌博、跳舞、谈恋爱、睡大觉，父母还得挤出钱来把子女供着养着，让他们去浪费青春，感到负担很重，而且很不值得。学生们和家长们的意见都曾向校方提过，但校方认为缩短学制就意味着“降低了档次”而未及时采纳。于是，又有学生和家长提出，学制不缩短也行，那就紧凑安排课程，把硕士的学业也加进来连贯着读，6年毕业授予硕士学位。我认为学生和家长的要求有道理，在和张先生的一次闲谈中偶然提起这个问题，她听进去了，对学生们和家长们的呼声也颇以为然。她问：“解决这个问题的权力在什么部门？”我说：“应当是卫生部和教委。”她又说：“你能让有这种要求的人给我提供一份客观的、不带情绪的材料吗？”很快我就把材料转给她了。大约半年以后，有交大这个专业的学生来告诉我，学制已从5年缩短到4年，又过了半年，医大这个专业的学生也来说他们的学制已从6年改为5了。这个问题在张先生介入之前已经被提出来了，而且持续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不能断定问题的解决就是缘自她的介入。我以为最重要的并不在于究竟谁起了主要推动作用，而在于能够起作用的人们对这一来自基层群众的呼声，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张先生是作为文艺界的代表进入全国政协的，她在政协常委中所属的专业委员会当然也是文艺方面的。然而，前面提到的两件事情又都不属于文艺领域里的问题，张先生同样都采取了义不容辞、勇于承担的积极态度。事实表明，她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全国政协常委这个社会角色的作用作了她最大限度的发挥，将这个头衔所潜在的能量充分挖掘出来，用足用够，尽量为群众办事情。她在其位，谋其政，是一位不辱使命的真正的“人民勤务员”。 四 我不是文艺界的成员，更不是音乐圈子里的人，我同张先生的交往不是专业性的。我们话题广泛，思想接触面宽，交流的方面多而且深入，彼此态度都很坦诚，不时出现争论和交锋。我认为她是一位可以直言相对、可以“冒犯得罪”的君子，迄今我回想不出她和我曾经有过因争论而伤和气的事例，是的，一次都没有，包括我对她的艺术实践所提出的看法和意见在内，也是如此。这正是她品格、气度不同流俗之处。80年代末期，有一次忘了是因为什么话题导致我们谈到人的作为的问题，并因此产生了分歧和争论。她认为，人生一世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等处境与际遇，都应当取积极的生活态度，要向上，要进取，而且要全身心投入，取得成绩，有所作为，有所成就。我没有苟同此说。我则认为，人的态度积极与否，应当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加以确定。人应当有所为，也应有所不为，不能无条件、不加分析地激流勇进或勇退；该有所作为时要有所作为，该甘于寂寞时要甘于寂寞；处于乱世，有为往往添乱，无为往往反而是有为，至少不起坏作用，例如文革中的“革命派”和“逍遥派”。至于要不要有所成就，则要看那“成就”是由谁、根据什么标准和价值尺度进行衡量和评断了。当时我们争论激烈，谁都没有从自己的观点上后退，双方坚持己见而分手。过了大约一年多，有一次在我们谈过许多事情之后，张先生略为停了停，然而缓慢而郑重地说：“敏豪，那一次我们争论的问题，你的看法是对的。”我愣了好一会儿，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故问：“是哪一次，我们争论什么了？我说了什么来着？”经她具体说明，我才回想起来。她的态度令我不胜感慨！我虽不是张先生的同行，固然不受同行间论资排辈观念的束缚，不过，她毕竟是一位有成就的前辈知识分子，尽管我直抒己见，然而在同年高资深的长者发生分歧时，我从来也不指望得到什么公正的评断。像这样的情况在我们30多年的交往过程中有过许多次，她这种真诚求实的精神和态度每一次都令我感动。在我的心目中，她的形象非但没有因此而显得渺小，相反更使我感到她做人的格调高人一头，好感和敬意油然而增。有必要提一下，张先生并不是真理的化身，她说我是对的，未见得我就真对了。但是，从这些事例中，正可以看出她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品质。五 如果说，张先生对待同行的态度存在着一种基本倾向的话，那么这种倾向就是与人为善，至少我所看到的、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她总是着重看别人的长处和优点，充分地给予承认和肯定，对友好者和不友好者都是如此。我没看到过她出于意气轻蔑过声乐界的哪一位同行。抗战时期，她在重庆已经是一位颇有听众的歌唱家了。抗战以后她到了上海，在听一场音乐演出时，她发现一位不认识、也从未听说过的女高音歌唱家高芝兰唱得很好，不胜惊喜。80年代她对我谈起这一40年前的往事时仍然眼睛发亮，兴奋不已。她说：“抗战时期，文化中心转移到了重庆，国内文化界人士，不论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大都彼此知道。真没想到沦陷8年的上海也会出现高先生这么好的声乐人才，而且原来连听都没听说过。那次欣赏了她精彩的演出，当时我在台下高兴极了，使劲为她鼓掌，别人都停下来了，我一个人还在鼓掌，散场后我简直舍不得走，忍不住到后台去找她，当面祝贺她的成功。”停了一会儿，她又说：“当年认为她唱得好，现在我认为她教得也好。”李*（木字旁，右边为先字）是50年代崭露头角、不久即身陷逆境成为右派、又于70年代不幸早逝的一位女高音歌唱家。作为一位喜欢音乐的普通听众，我很欣赏李*的歌唱艺术，她唱歌趣味高雅，富有灵气，轻描淡写即能传神达意，画龙点睛似乎能将所唱的歌曲拎高，某些比较容易被唱得媚俗的歌，经她唱出来，就脱俗了，甚至不无书卷气。我不止一次向张先生谈起我对李*的欣赏，而她对李*的评价与推崇更进一步，是提到探索和建立美声歌唱艺术中国学派的高度来认识的。她说：“李*这样的歌手是很难得的，她学的是美声唱法，能把西方美声的传统经典作品唱好，同时又非常投入地钻研民族音乐，掌握民间说唱艺术的精华，巧妙地糅和于美声唱法的技术之中，创造性地演唱中国歌曲和民歌。这不仅仅是一个技巧和方法的问题，也是个方向问题。50年代我国歌坛上，唱中国歌曲的歌手其实并不少，但是能像李？那样既不失为美声唱法又能准确、传神、独到地表达民族的气质和韵味，却又不流于媚俗肤浅的人，则很难见到。每当我考虑声乐艺术中国学派这个问题时，我就会想到李*，她的早逝对建立、发展中国学派应当说是一个损失。”80年代，担任北京音协主席的张先生不仅关心北京音乐人才的成长，对上海的声乐艺术教育也非常关注。她听了80年代从上海培养出来的一些青年歌手的演唱和录音，由衷地高兴，她听着、听着，会突然站起来，在室内来回走着，一会儿又坐下，然后再站起来，那是一种忘我的兴奋感。她多次感叹说：“看来这些年上海的声乐教师中可真有人在苦干实干哪！而且是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真不容易！”她对同行的成就不怀妒意，将别人的学生视为自己的学生一样关心、帮助和欣赏。我没有见她对人使过“绊子”。六 张权先生精神领域宽广，内心世界丰富，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不时溢于言表，洋溢纸上。从她的来信中，我常常读到大段的内心抒发：“朋友从南方送给我四头水仙，我精心照料养护着，每天搬过来又搬过去，帮着它们追赶阳光。我眼睛盯牢时，似乎看见它们在长高长大，这种感觉很美，很奇妙，使我想到时间和空间的奥妙，但又难得其解，在这水仙盆里，有许多发出美丽闪光和色泽的贝壳沉在水里，阳光照射下，很能激发人的想像，使人看到世界以外的世界，这些贝壳来自青岛和海南，似乎也带来了南方的湿润和温暖。这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天地了，它们如此贴近我的心灵，连我的默语它们也能有感应。我的月季虽然暂停开花，可仍是枝繁叶茂，绿意甚浓，我期待它们在春天给我带来鲜花。我这里虽小，但却是一个丰富的、而且是真正和平共处的宁静的世界，我除了感谢上帝，还能感谢谁呢？”（1982年1月14日）“我的根在南方，但命里注定要长期住在北方，在漫长的冬季最难忍受的是几个月看不见自然界那深浅不一的绿色。绿色是植物的颜色，是田野，草原，森林的颜色，是大自然的底色，代表着青春、永恒和最终的归宿。我还酷爱透明的蓝色，说来你多半不信，当年我挨批斗时还有人抨击我‘不遗余力地追求天蓝色’，并质问我‘为什么不热爱五星红旗的颜色？’因为我曾要求学生和同行让自己的声音像蓝天那样透明、干净。我相信天蓝色是可以在歌声中呈现出来的，并带领我们进入天堂的，我要继续从声音上追求天蓝色。（1984年1月15日）“我常常思念兴安岭的原始森林，我是60年代前期去的，我永远无法忘怀森林里的白桦树，各种鸟鸣声，枯枝落叶的芳香、苍凉的松涛声、松鼠的奔跑和跳跃，神出鬼没的林中小溪，还有林区工人抬原木时唱的号子声，节奏铿锵，很有味道。我最缅怀的是森林里的宁静与各种生命形式相互间的和谐。这一切你肯定是熟悉的，我想我们都不会在树干上刻下‘ⅹⅹ到此一游’，树木是有灵性的，它们会记住谁是珍惜和尊重它们的朋友。”（1983年10月29日）“以往几十年我痛苦的时刻是不少的，但每当我有机会投身大自然时，特别是在森林里行走时，我就像里里外外换了一个人，这时Tschaikovsky，Rachmaninoff的某些乐段就会在我的耳边响起，我觉得他们的心和我的心贴近了，似乎听见了他们构思那些作品时的呼吸声，突然间我会感到我更深地理解了他们的忧伤和痛苦。有一次，我在林间小路上忍不住唱起老柴的《祝福你啊，森林》这首本来属于男中、低音的曲目，真想不到我竟然会放声大唱起来。真正的艺术就有这样的力量把人推入忘我的境地。还有一次我站在一片红松林的山坡上，听着风掀起的松涛声，我想起了杰克·伦敦在《荒野的呼唤》中刻画的那个了不起的狗――布克，当牠面对阿拉斯加广漠的雪原和森林时，牠再也不愿留在人类社会当一条被人豢养的狗，而毅然决然回到荒野和森林里去成为一匹狼。当时，我禁不住想得很多、很多……我自以为有所悟了。”（1988年12月12日）……张先生给我的书信中，这样的段落多得引不胜引。我不禁在想，是否正是这些段落中流露出的某些东西才促使我从一位普通的听众成了张先生的朋友，进而又成为她30多年的至友？是否也正是这些东西才使真正的艺术家得以同那些仅仅是靠艺术谋生的艺术匠人或是以艺术为工具攫取名利的艺术掮客显出了质的区别？张权先生的生涯是奉献型的、而不是攫取型的。她处事待人中给出来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没见她玩过什么虚以委蛇或八面玲珑的虚套子。她完成的是一个艰辛坎坷、但却脚踏实地的人生。帘子终于垂落，张先生回天国去了。但她的精神依然留在人间，留在亲友们、听众们的心里。作为朋友，如果我应当用一句最简约的话来概括我眼睛里的张权先生的一生，那么我不能不求助于古代的先哲了：处其实而不居其华。――选自《张权纪念文集》莫纪刚等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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