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绥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二篇 1957年--1965年(31)
毛的攻勢仍未結束。一九五八年秋天，毛坐飛機、專列、遊艇等來回巡查各地農村的大變革。每到一處，群眾的歡迎程度就更熱烈。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上午，毛乘飛機去武漢。前國民黨將軍、高級民主人士張治中和安徽省第一書記曾希聖在武漢和毛會合。毛邀張治中一同巡查，張極其高興。張治中很會說話，談到當時的「大好」形勢，張捧毛說﹕「這可真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哪。」
曾希聖也善於投毛所好。原籍安徽的張治中，便和曾一起鼓動毛到安徽去看看。於是由武漢乘船至合肥。
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往後轟動一時的「後院煉鋼」——原來是在省委機關院子裏，搭起磚頭和泥疊成四五米高的「土高爐」「土法煉鋼」。土高爐的爐火通紅。煉鋼的原料是些鐵鍋、鐵鏟之類的家庭用的鐵器，甚至還有門上的鐵荷葉、鐵門把。
毛問煉出鋼沒有。曾希聖拿了一塊鋼錠給毛看，說這不是煉出鋼來了。這簡直是使人不容懷疑的了。
毛號召全國用多快好省的煉鋼方法在十五年後超過英國的鋼年產量。何必花費鉅資興建鋼鐵廠呢？於是「土法煉鋼」的空想誕生了。
● 這個景象很使我迷惘。煉鋼的原料原本就是
● 家用品；煉成鋼錠後，再做成家用品。煉鋼做
● 鋼，煉刀做刀，豈不荒謬？全安徽省的土高爐裏
● 所看到的，都是一塊塊粗糙不堪的鋼錠。
在離開前，曾希聖向毛提出請毛乘坐敞篷車，讓群眾夾道歡送。理由是可以讓更多的安徽人親眼見到毛。一九四九年夏天，北京市民夾道歡迎毛進城解放後，毛乘過敞篷車。一九五六年九月印尼總統蘇卡諾來訪時，毛又乘過敞篷車一次。但往後就少再公開露面。毛每次至各省出巡，都是神出鬼沒，警衛森嚴。毛巡視工廠時，工人都經過政治過濾和控制。毛一向只接見黨高級領導人及「民主人士」。就連他每年兩次在天安門上露臉，廣場上的群眾也經過挑選。毛不願在群眾前公開露面，不只是為了安全上的顧慮，也怕被別人說在搞個人崇拜。
毛相信領導本身的形象，就是鼓舞廣大群眾的革命意志的無限力量。而毛也需要一種「群眾自覺」的行動方式，公開為他歌功訟德。極會察顏觀色的張治中替毛解決了這道難題。張說﹕「我這次有幸跟隨您出來，一路上覺得您有著一種戒心。」毛問張什麼戒心。
張說﹕「您好像隨時隨地怕造成個人崇拜，在這上面有戒心。」毛注意聽著。
張說﹕「您是中國的列寧，不是中國的史達林。您和列寧一樣，領導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推翻反動統治，取得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勝利。可是列寧在革命勝利後八年就去世了。您身體這麼健康，全國人民認為您可以繼續領導三、四十年，直到進入共產主義大道。這是中國人民最大的幸運，這又和列寧不同。
「您不是中國的史達林，史達林繼列寧之後，開始個人專斷、個人崇拜到極點，越到晚年越厲害，以致犯了嚴重錯誤。而您一直堅持民主領導的作風，強調『群眾路線』，沒有絲毫獨斷專行，怎麼會有個人崇拜呢？
「今天中國建設成就這麼偉大，人民生活改善得這麼快，人民自然流露真誠熱烈的愛戴心情，這是人民熱愛自己的偉大領袖，決不是個人崇拜。」
張這番說詞大獲毛心，毛同意公開讓合肥市民夾道歡送。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合肥總共有三十幾萬市民夾道歡送毛主席，個個競相親眼爭睹這位偉大人物。毛由招待所到火車站乘敞篷車緩慢行進。我懷疑這些「自覺」的群眾也是經過篩選的。他們穿著彩衣，頸上掛著花圈。敞篷車所到之處，一片花海，載歌載舞，群眾歡叫著「毛主席萬歲」、「人民公社萬歲」、「大躍進萬歲」的口號。曾希聖事前做了萬全的準備，安徽省公安廳負責挑選群眾。這些群眾是真心愛載毛主席，一見到毛，欣喜若狂。
毛開始在思考供給制的可行性。毛說﹕「糧食太多了，吃不完怎麼辦？實行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的供給制。」
從紅軍時代到一九五四年，中共內部實行供給制。一九五四年以後，改成幹部資金制。毛決定重新實施幹部供給制，叫中央辦公廳先實行，而由一組的工作人員開始。
這時上海市市委的《理論月刊》，發表了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張春橋一篇歌頌供給制的文章。毛對這篇投合心意的文章，大加讚賞。要張春橋立即趕來，與我們同車去北京。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張春橋，後來他的權勢在文革時迅速竄升，文革後被打成「四人幫」。張這人對人冷漠，不易接近。我從第一次見張就不喜歡他。他大力提倡重新實施幹部供給制會使我的生計陷入窘境。我有很大的疑慮。我與嫻從澳大利亞轉香港到北京後，在前兩年的供給制中，早將從國外帶回的儲蓄用光了。這時再改回供給制，我們便沒有錢可以墊作家用。
我們必須贍養我的母親、嬸母、舅母、表妹、我們的兩個孩子和嫻的父母。我改成供給制後，只靠嫻一個人的薪金，怎麼養得活她們呢？她們都是老的老了，小的還小，沒有自己謀生的能力，這怎麼辦呢？
一組裏也沒有人願意實施供給制。同行的葉子龍忐忑不安，葉的薪金極高，自然不願意改制。葉子龍說﹕「大夫，你有困難可以告訴毛主席。」
我想，葉的心裏明明也不同意，他無非想讓我說出不同意的話。如果毛決定不改了，他可依然拿薪金。如果毛決定要改，我在眾人心目中自然就是「落後分子」了。
我明白，毛意圖用供給制代替薪金制，是認真想這麼辦，並不是隨便說說就算了。毛之讓大家討論，是想先聽聽我們這些人的意見，他認為這些人會講真心話，這樣可以有助於他做出決定。
我走進毛的車廂內，毛正躺在床上看書。他看見我進來，說﹕「大夫，有什麼新聞？」
我說﹕「我們討論了改供給制問題。」
毛說﹕「怎麼樣，有什麼高見？」
我說﹕「改成供給制，我有點困難不好辦。」我接著說明了我家裏的情況，並且說，如果改了的話，這些人不好辦。
毛說﹕「如果城市裏，按街道都成立了公社，大家在公社中參加一定的勞動，不就解決了嗎？孩子放在托兒所，公家給錢。」
我說﹕「還有難處。我舅母年紀輕一些，她可以這樣辦。可是我母親和嬸母年紀都老了，有病，身體很不好，沒有勞動能力，公社怎麼會要她們白吃飯？孩子都要國家養，公家出的錢，恐怕比發工資還要多。」
毛點頭道﹕「這倒是要算一算細帳。要算一算公社集體勞動，能掙多少錢，能不能養活公社裏的這麼多的人。老人和小孩太多，恐怕就困難了。我已經向中央打了招呼。也讓一些秀才——就是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討論這些問題。如果目前實行不成，那麼等以後再說。」
我走出來，一名衛士正在門外聽著。他看到我，伸出了右手大拇指，悄悄的說﹕「大夫，還行啊，有希望不改了。」
這事顯示毛此時仍很理智，「大躍進」的歡騰景象使他振奮激動，但他對土高爐煉鋼仍是有懷疑的。他曾一再估量，能不能在十五年以內，鋼產量超過英國。他納悶說﹕「如果小高爐可以煉鋼的話，為什麼還要那麼大的高爐呢？難道外國人都是笨蛋？」
田家英對這一點保有謹慎的理智。
田說﹕「張春橋的這篇文章，造成的影響壞透了。這完全是一篇嘩眾取寵的文章。當權的黨不能隨心所欲，亂提口號，不看我們國家生產落後，不看有幾億人要吃飯要穿衣。好像餐風飲露，赤身裸體就能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真是信口胡謅。我們黨一貫實事求事，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說假話，瞎吹牛，還不以為恥的事。這完全違背黨的好傳統。現在有的省已經吹到糧食畝產上萬斤，簡直是沽名釣譽，無恥之尤。不過也難說，『楚王好細腰，宮人皆餓死。』上有好焉者，下必甚焉。」
田家英這一席話，顯然指出毛的好大喜功，只能聽阿諛奉承的話。在這種壓力下，一級壓一級，不久又出了畝產兩萬、三萬斤的報告。
大眾心理行為學專家曾對中國一九五八年夏末的狂熱做出解釋。他們認為，中國陷入一場由毛所領導的群眾歇斯底里熱潮，到最後毛也成了這神話的犧牲者。到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毛自己也把那些口號當成真理，一心盲進。回到中南海以後，機要室在西樓的後面，警衛局在萬聖殿，都建起了小高爐。入夜以後，片片火光，照得中南海紅光閃閃。
少數清醒的人只能悶聲不響。每個人都爭相跳上這班開往烏托邦的列車，全力向黑暗疾駛而去。原本「反冒進」的人也跟著毛指揮棒起舞。沒有人知道他們心裏真正在想什麼，每個人都困在這場集體歇斯底里症的烏托邦中。
過了十月一日以後，又乘火車南下。沿鐵路兩旁的景象，與一個月以前又不相同了。沿線兩邊的農田裏，擠滿了忙著農活的男男女女。仔細看的時候，男女都是十幾歲的青少年，或是鬚髮斑白的老年人。女人則是穿戴得花花綠綠，像是過節過年一樣。原來農村中的壯年男子都派去煉鋼鐵，或上山搬運砂石，以堆砌土高爐，或去興水壩、水庫去了。
田野的景觀也大變。過去毛睡眠時，停車的地方，都在飛機場，或叉路僻靜處。現在不行了，這些地方，也都有不少人，運料運炭，熙熙攘攘，在大煉鋼鐵。入夜，處處小高爐燃起紅紅的火花，照亮了半邊天。
在沿途又看了不少人民公社。這時的糧食產量，據各公社負責人的匯報，已經高得使人咋舌。到人民公社的食堂去看，都掛上彩旗，設立報喜台，公社內的生產大隊、生產小隊，有了新的更高的產量時，敲鑼打鼓來報喜。
此時毛原先的懷疑和理智已全部消失無蹤。他歡欣鼓舞，真的相信那些不可置信的高糧食產量。他的興奮也感染了我。我雖然很納悶中國的農村怎能在一夜之間有這麼大的轉變？但事實擺在眼前，不由得我不信。只在某些時刻，我腦海中會閃過一絲理性的懷疑。
晚間我同王敬先及林克坐在餐車上，一面看著遠遠近近燃至天際的熊熊火光，一面在閒聊。我說，我很奇怪，為什麼會一下子有這麼多人，這麼多的土高爐，農田產量這麼高。
林克說﹕「我聽田家英講，在鐵路沿線這麼搞，是做給主席看的。省委讓鐵路沿線各縣，將周圍幾十里的人，聚在鐵路兩旁，連夜趕造土高爐。讓婦女穿紅著綠下到田裏。在湖北省王任重讓主席看的那畝稻田，是將別處十幾畝的稻子連根擠插在這一畝裏。所以王任重說，可以站上去幾個人，都倒不了。一根擠一根，擠得緊緊的，怎麼倒的了。王還吹，農民會想辦法，為了讓稻子通風，在田埂上裝了電扇，吹風。整個中國成了一個大戲台。主席還真相信這一套。
「一畝水田，何能產出五萬甚至十萬、二十萬斤稻穀？土高爐無非將家家戶戶用有的鐵器，煉成一堆堆廢鐵而已。曾希聖在安徽給我們看的那塊鐵錠是煉鐵廠裏拿來的。」
我狐疑的說﹕「報紙上可不是這麼說的。」
林說﹕「自從反右運動，《人民日報》受了主席批評，改組以後，他們哪裏還敢登真能反映情況的消息。上面怎麼講，他們怎麼登。」
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名為黨中央報紙的《人民日報》，刊登的消息，並不是真實情況。
王敬先站起來說﹕「不要聊了，快去睡覺吧。」然後他悄悄對我說﹕「說話要留神哪，讓人抓住辮子就不好了。」
我當時並不相信林克。我也被「大躍進」的美好幻象所迷惑。我仍相信黨、毛主席和《人民日報》。但這些談話令我很不平靜。如果林克說的是真話，為什麼沒有人跟毛主席反映呢？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王敬先、林克，甚至周恩來呢？如果大家心裏都明白這些事實，為什麼沒有人敢於明言？難道毛心裏就沒有底嗎？
但從我和毛的談話中，我覺得，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之際，毛澤東最擔心的並不是農、鋼產量的浮誇高指標問題，而是某些領導人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建立後，糧產量激增，有些人以為這下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指日可待。毛對中國農民顯示的沖天幹勁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他認為這現象是好的，但不能急於進入共產主義。
毛對我說﹕「人民群眾的沖天幹勁是不能否定的。當然，現在的人民公社是新產生出來的，需要充實和整頓，讓它健全起來。有的領導人心是好的，太急了，想立刻進入共產主義。這些問題應該解決。可是現在有人對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還抱著懷疑態度，甚至個別人還暗中反對，我看這些人真是『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了。」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在河南鄭州召開中央擴大會議，也就是所謂第一次鄭州會議。鄭州會議期間，仍然充滿了「樂觀、歡樂」的情緒。會上毛強調，充分肯定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前提下，不能急於過渡到共產主義。他並指出，農民太辛苦了，各級幹部要注意群眾的生活。
幾個月前，毛才大力鞭策各級幹部起來行動，現在他又指示他們放慢腳步。此時毛雖然不承認自己的錯誤，但是想「暗暗」改正錯誤。他對糧產量的浮誇高指標和後院煉鋼未置一詞。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於鄭州期間，毛私生活週圍的簾幕慢慢在我眼前捲起。大躍進時期，毛的私生活變得肆無忌憚。我在旁逐漸看得明白。毛一向住在火車上，開會時下車去，會後在賓館吃飯，休息一下，參加舞會。專列上有個年輕護士成了毛的「女朋友」，公然和毛在舞會中出雙入對，晚上也在毛的車廂內。
這時在朝鮮的最後一批志願軍回國。二十軍的文工團來到鄭州。她們每晚參加舞會伴舞。這些姑娘來自朝鮮前線，一旦見到毛，真是如醉如痴，將毛圍在中間，都爭著要毛同她跳舞。文工團員中，有一位與毛跳得非常合拍。毛同她跳時，步步前進後退、前傾後仰、左旋右轉，跳得大家目瞪口呆。毛是笑逐顏開，越跳越帶勁，常常從晚上九點鐘，跳到凌晨二時。
鄭州會議後，乘專列到武漢。二十軍文工團和那位護士也都去了。毛情緒高昂。王任重仍在火車沿途佈置了擠插的稻米田、熊熊的土高爐和著紅戴綠的婦女。每個人都像快樂地唱著歌似的。
江南水田多。有的田內水深及腰，婦女們都在田內屈身勞動。「水稻深耕」也是大躍進的新生事物之一。自大躍進後，因長期浸泡在深水田中，婦女普遍患了婦科感染病。
毛接著在武漢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毛仍住東湖客舍的甲所。湖北首屈一指的楊廚師每頓飯都表演一道名菜。我們的房間內都擺上水果、煙和茶葉。每夜必備豐盛宵夜，並且擺上茅台酒，盡醉方休。大家都開玩笑說，共產主義也不過如此吧。
在武漢期間，毛說大家離家時日不少了，每人放假一星期回北京城去看看家裏。那是前後服侍毛二十二年間，我唯一的假期。因此有段會議期間我不在武漢。武漢會議會期為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十日，這時大躍進引起的混亂後果已逐漸明顯。毛因而在會中批評各級幹部的「急於進入共產主義」的錯誤。中國仍未準備好過渡到共產主義，資金制維持不變。人民的沖天幹勁是好事，但該實事求是。毛明確指出，經濟指標過高，並壓低來年指標。毛正式辭退國家主席，退居二線。六中全會決議同意毛提出的關於他不做下屆國家主席的建議。
但毛辭去國家主席後仍是最高領袖。武漢會中的批評使毛成為及時制止錯誤的先知先覺者。雖然如此，武漢仍洋溢著一片過於樂觀、幹勁十足的氣氛。毛對人民公社的熱忱仍然未有稍減。
毛批評蘇聯說﹕「蘇聯搞社會主義的經驗是，農業機械化以後，再搞集體化，成立集體農莊，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先公社化以後，再機械化呢？人民公社這種組織好，一大二公，一大是不搞小田塊，打破埂壟，連成大片農田。二公是農田是公社大家的，產出的糧食，給公家納公糧以外，其餘可以由公社留下公積部分，然後公平分配。這不是非常好的事嗎。這就解決了有的富起來，有的窮下去的問題。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要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
當時在幹部中議論最多的，是左好哪，還是右好？大家得出的結論是，還是「左」一點的好，因為「左」的好處在於可以不斷受到毛的表揚。如果因為「左」而把事情辦壞，也不過是「好心辦了壞事」，不會「丟官，受處分」。「右」的結果可就大不相同了，一落到「右」字上，輕的「罷官」，重的家破人亡。
我在武漢會議結束前由北京趕回武漢。武漢會議結束的那一天，湖北省省委為了表示慶賀，在東湖客舍宴請毛、政治局委員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以及各中共中央局的書記。大家興致極高，真是高談闊論，議古說今。
王任重第一個拍馬屁。王任重說﹕「這份〈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可以說是當今的〈共產黨宣言〉。只有在主席的英明領導下，才能在東方出現這一輪紅日。」
周恩來接著說﹕「伯達同志講，馬克思說，人類社會的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生產力可以提高到『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速度。我們今天不是已經達到了嗎？！」
柯慶施說﹕「所以不能夠這樣說，超不過馬克思。我們現在無論是理論上，或是實踐上，不是早已超過了馬克思？！」
大家哄然說﹕「蘇聯搞了這麼幾十年，還沒有找到向更高層社會發展的門徑。我們短短十年不到，就由主席指明前進的道路。」劉少奇和鄧小平也在席間，但他們在批評蘇聯一事中，未發表意見。
毛平時不喝酒，有客人時，也只是稍喝一點。這天他的興致高，喝了兩杯，滿臉通紅，然後說﹕「總理的酒量好，請總理喝。」
我第一次走到周恩來面前說﹕「乾杯。」周大聲說﹕「是應該慶祝一下。」大家依序到他面前敬酒。周的酒量極大，臉也從不發紅。當天晚上，周喝得大醉，半夜鼻子出血?。
第二天清早，羅瑞卿將我叫去。他一見到我，就說﹕「你們這是怎麼搞的，怎麼能向總理這樣子敬酒。就是大家高興，也應該有節制。你是醫生，也不注意。以後不許這樣幹。」我心裏暗自嘀咕我沒有做錯，我只是聽從毛的指揮。
一九五八年的秋收，創下中國史上最高記錄。隨即在十二月中全國嚴重缺糧。就在中國領導們紛紛向毛主席的偉大領導致敬這當口，醞釀了數月之久的災難終於露出猙獰的面孔。
在王任重的隆重款待下，身在武漢的我們對糧食吃緊程度毫無感覺。在武漢會議當中放假的那幾天裏，我詫異的發現中南海裏沒有肉和油，米和蔬菜也很少見，情況很不對勁。
災難正在蔓延。大部分的稻穀擱置田間無人收割。農村中年輕力壯的男人被調去土法煉鋼及興修水利。老人、女人和小孩無法負擔收割這項體力繁重的工作。這年確是大豐收，可是未收割的穀子慢慢在田裏腐爛。
我那時不知道，中國正蹣跚行在崩潰邊緣。黨領導和各省第一書記只想得到毛的表揚，億萬農民的福祉被置之腦後。上級領導相信了各省所報的浮誇生產指標。但一畝地怎麼可能生產一、兩萬斤的稻米呢？等到交稅納糧的時候，按上報的產量交糧，產量本來沒有這麼多，為了上交糧湊足上報數，只好減少農民自留口糧，甚至顆粒不留，農民大量餓死。吹得越高的省，死人越多。
更諷刺的是，上交糧裏有許多是進口米。當時中國對蘇聯外債高築，許多米都運去蘇聯還債了。
人民公社為了減少損失和保留口糧，編出天災連連做為藉口，原本的高糧產數被壓低。這些人民公社得以按下了一些上交糧，否則國家也會發給它們一些賑濟糧。
後來煉鋼也吹得越來越神。農民的做飯鍋、農具都交出去煉鋼了。到後來，真是夜不閉戶，因為門上的鐵鎖、鐵荷葉全部拆走。沒有了鍋、鏟，飯也無法煮。煉鋼的煤不夠，農民的木桌、木椅、木床都繳出來。煉出來的鋼全都是一些沒有用的鐵錠。毛說中國還未準備好進入共產主義。但一些荒謬的共產天堂已經實現了。私有制完全廢除，農民所有的財產完全味進了土高爐饑餓的火口中。
毛仍處於興奮狀態中。我想，即使到此時，他仍對即將來臨的大災難一無所知。我有不祥的預感。但我不敢直言。毛聽進那些漫天大謊使我憂心忡忡。沒有人告訴毛真話。田家英是毛的內宮中對大躍進的內幕知道得最詳盡的秀才。我想應該由他來向毛戳破這些假象。
但田家英此時在四川調查研究。胡喬木在安徽，陳伯達在福建。毛信任他們。他會相信他們回來時所做的真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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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周恩來的酒量是全中國聞名，他一生中鼻子經常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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