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anfei 发表于 2009-6-9 06:23:06

我的国,我的年代

作为一个在外闯荡的大陆学生,难免经常遇到各种丢人的场面。

比如在南加州大学的电影讨论会上,现场的大陆学生质问导演李杨﹕

“你难道不认为《盲井》这部电影抹黑了中国的形象,会让外国人误会我们国家真是那样黑暗的吗?”

我当时听了就想掩面躲出去。

又比如在某个国际学生会议上,18岁的大陆学生一边吃汉堡,一边像大佬一样对24 岁的台湾学生说﹕

“台湾当然不可能独立,我们大陆从来没有说要放弃武力。”

我在一旁又想赶紧走开。

如今大陆学生在港大为中共辩护,我只能对着电视机叹气,

心想﹕“这下可好,全香港人都要以为大陆学生就是一帮傻瓜了。”

丢死人,真是丢死人了!

其实我很能理解这些大陆学生的反应,因为我曾经和他们一样。


都有一个过程

从小学到中学,我无数次担任光荣的升旗手,在众目睽睽之下庄重地升起国旗。中二那年,邓小平逝世,校长打电话到我家说﹕“明天你代表全校同学在‘国旗下讲话
’追悼一下。”可怜我一个初中生,与“邓爷爷”非亲非故素未谋面,哪有什么哀思?可这是校长交待下来的任务,所以我硬是听了一下午的哀乐,回想了许多伤心往事,再配合“春天的故事”歌词,才终于炮制出一篇悼文。星期一拿到早会上对着全校同学念,居然把我自己也感动了。

那一年我破格入团(共青团员规定要满14岁,我13岁就当上了)。全年级只有我一个人不用戴红领巾而是戴团徽,走起路来也神气。这以后我一路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过关斩将,从一所名校拼到下一所名校,政治和历史一直是夺分重镇。(在香港上学,我的社会学教授——鑑于我对于马克思后期理论以及其他西方哲学的无知
——曾经十分讶异我对于马克思前期理论的熟悉和掌握程度,我只好告诉他,我的整个中学时代都在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80年代出生品学兼优的学生,一般都是政治正确的﹕爱国爱党爱人民。

记得我21岁第一次出国,在美国的一个夏令营工作。我见那里从来没有接收过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到那里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纪念品陈列室里挂上一面五星红旗,就在青天白日旗的旁边。我的旗子比它大。

那年夏天,在我们夏令营里共有三个华人﹕香港女生,台湾女生和我。开营那天,每个国家的大学生都要代表自己的国家作一个文化介绍,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三人应该一组,台湾女生说﹕“我为什么要代表中国?我要代表台湾!”香港女生见状也不跟我干了,说要代表香港。她们的不合作把我气坏了,觉得这两个人简直不可理喻,“国将不国”了。

于是我们三人分别上台做了三个内容差不多的文化介绍,观众们看完后不解地问﹕“中国、台湾和香港,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三人就站在台上开始吵起来,各持一副外交部发言人的辞令,被大家打圆场劝下台去。

过了几天,同一间屋的几个女孩子决定集体搬到另一间屋去,因为和我们同屋的3个非洲女孩十分让人讨厌,我顾及到中非友谊,婉拒了她们的邀约,勉强留在了第三世界人民的身边。

好几个礼拜里,那间屋里只有我和3个黑人住,她们三个见我一人留下,反而对我很客气。后来营长知道了此事,称赞我为人友善大方,其实我当时真的只是为了“顾全大局”才没有和别人一起搬出去。

那年夏天之后的几年,我一直在外面。时间长了,见多了世面,终于可以稍微卸下代表党国的包袱,听进去一些不同的声音,也不再那么容易生气,可以冷静地思考我要代表一个怎样的自己了。

关于六四

香港人对于六四的执着和情绪,于我来说是很陌生的。我比较熟悉的是天安门上安插假游客的名堂,看到那则新闻的时候会心一笑。

我们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松地活在一个沉重的国度里,靠的就是这种忘性与抵赖。当我看到今日北京城里严阵把守的制服与便衣警察,还有坐在天安门广场上忍着暴晒等待下班的假游客(这情景使人不禁产生某种历史荒诞感),他们的年纪都不轻,大概对六四还是有记忆的吧?如果他们是老北京,那么也许还听到过枪声,看见过坦克,甚至同情和支持过学生的行动吧?你看,20年后的今天,他们就能够抽离地把自己看作一个符号,一个党徽——完全没有难度。我看着他们,以及我们这些别过脸去的沉默的大多数们,不禁想﹕这是一个党的问题,还是一个民族的问题?

此外,我们还擅长“说一套,做一套”,并引以为智慧。自从邓小平发明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后,我们触类旁通,大肆宣传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
”以及“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什么是“中国特色”?我在东莞的工厂做调查,得知老板在赶工的时候给女工吃避孕药来提高效率;电视新闻上,代表们总是在开会,而会议的表决结果,不管多少票赞成,总是“1票弃权;0票反对”;至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今天中国的每一个城市与乡镇,看起来闻上去,都是那样的着急与不顾一切。

最近几天的“中国特色”,就是“该页无法显示”与众网民的“翻墙技术”。在网上论坛与大陆朋友打声招呼﹕“咦,你怎么上来的?”答曰﹕“翻墙上来的。”为什么我们连上个网都要比别人费劲,总要把宝贵时间浪费在与“网管”斗智斗勇的内耗上?

可是在别的地方又处处讲究效率。比如——

“为什么非要一党专政不可?”答曰﹕“因为我们国家人多,一党专政能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最快把中央精神贯彻到各地方上去。”

“为什么不能给每一个公民投票的权利?”答曰﹕“民智未开,普通老百姓怎么可能有判断力?再说我们中国人那么多。”

“为什么言论自由不能实现?”答曰﹕“因为中国人民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自由民主都是吃饱喝足以后的事情。”

“照你这样说,那现在我们吃饱了,为什么还不能讨论自由和民主?”答曰﹕“你看看苏联,看看台湾党禁开放以后,不都是愈搞愈乱吗?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些问答,早已是这20年以来的滥调,一直这样重复着,像“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庙”。

六四至今,不过是这场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的一段,下面的故事依旧是﹕“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庙”。什么时候,当我们大家能够不再把对方仅仅看作一个符号,不再只是义正辞严地向对方挥舞自己手上的符号,而是愿意去看见对方符号的后面那个其实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直面那些让人恼怒的人性,然后想,现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什么,怎样才能够开始和对方有效地展开对话。就算对方不把我当人,我也可以把对方当作人来研究和对待。那么,我们的事业也许能成。

有些事情,如果讲究不了效率,而我们又十分想做的话,便只能讲究方法了,互相生气叫板终归是没有用的。所以,每次看到叫我丢脸的大陆学生,我心里就想﹕“慢慢来,总会改变的。”

至于六四于我,那就是一群天真爱幻想的人为了让别人听到他们说话而付出了生命;而我的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让一代人不曾天真幻想,亦不会说话。

那一代人,就是80年代生的一代,我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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