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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維光評論】中共統治下無所不在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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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聽眾朋友們大家好，這裏是海內海外名家談，我是德國的仲維光。
我今天想跟大家談一點感性的題目，就是在中共統治下無處不在的恐怖以及對抗它的方法。所有研究極權主義的專家們幾乎一致都認識到，恐怖和謊言 聽眾朋友們大家好，這裏是海內海外名家談，我是德國的仲維光。
yyy我今天想跟大家談一點感性的題目，就是在中共統治下無處不在的恐怖以及對抗它的方法。所有研究極權主義的專家們幾乎一致都認識到，恐怖和謊言是極權社會的兩個最重要的特點。中共用恐怖和謊言來統治社會，在最近這六十年來實際上沒有任何改變。
我這樣說是因為有一些人在一些輿論中說中共有所變化了，中共改革了，中共放鬆了一些，已經在許多方面有所改善了。實際上大家可以從恐怖問題裏就能看到，今天的這個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和幾十年前的中國共產黨基本上沒有什麼改變。他們所改變的隻是自己實行這些恐怖的行為方式而已。在采取恐怖行動方面，中共也是如此，隻有方法的改變。
在這裏我想跟大家舉幾個例子，大家實際上都能夠看到。比如說台灣有一個李敖，他在台灣敢大罵國民黨，但是他到了中國大陸以後，他自覺的就收斂了。這就是大家能夠看到這個中國共產黨的這種恐怖和肆虐要遠比國民黨大上幾百倍、幾千倍。李敖現象實際上是心理恐怖的一個典型的案例。
還有一個現象，就是說比如今天在香港出了一本《重讀劉曉波》，但是編輯在約稿告訴我用我稿的信中沒有一個編輯署名，這也可以看到中共對於中國人的這種威脅實際上不僅在大陸，而且存在於海外的每一個地方。大家還可以看到比如說許多法輪功學員在講述他們在大陸被迫害的真相，在歐洲各國、在美國、在加拿大的街頭向他們發一些傳單說明的時候，很多大陸來的旅遊團甚至連接一下這個傳單的勇氣都沒有，還有很多人當面接起來，一轉身就把它丟了。實際上這樣的現象用不著法輪功學員去說，這些人應該稍微有一點思索、有一點思想的話就應該感覺到那個共產黨的殘暴，他們自己已經膽子都被嚇破了。這些個不接傳單的人難道不應該想想，人怎麼可以這樣生活？一個在這種情況下生活的人幸福嗎？
這種恐怖行動我自己也親身經曆過。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自己的經曆。我和我的太太都是被共產黨吊銷護照而不準我們回國的。共產黨為什麼對我們采取這樣的行動呢？
采取這樣的吊銷護照的做法是在具體的曆史環境下產生的。我們大家知道在八十年代的時候，當共產黨覺得自己強大的時候，那個時候當它發現留學生思想有問題的時候，他就會把這個留學生綁架到使館，然後送回國內去整治他。但是到了八九年以後，中共感到自己統治不穩了，於是他們在想製服海外學生的時候，讓他們服服帖帖的時候，就隻好間接地采取另外的一手，就是不給他們延期護照，使他們失去自己的身份，使他們不能夠回到中國。這樣一種手段實際上也是一種恐怖手段。
九二年我太太的護照被拒絕延長，為什麼呢？隻因為我太太在八九年以後在公開的媒體上談過一些對於中共天安門大屠殺的譴責，另外我太太和我一起訪問了台灣。當時的使館拒絕給她延期護照的時候，就講，你做了沒有經過組織上批準的事情，你知道做些了什麼，你必須得好好檢查。當然如果我太太要是寫了檢查了話，也就是說被中共的套子套在了脖子上，以後這個套子就會做為終生威脅你的一種恐怖手段。但是由於我們已經生活在德國，我們已經在一個自由的社會，所以我太太拒絕寫檢查，為此她就失去了護照，整整有三年的時間她沒有任何的證件。
而我為什麼在九二年延期的時候恰恰就是過去了，到九七年二月才被吊銷護照呢？因為在九二年我是在七、八月的時候，中國的所謂政策由於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造成的國際上對他們的製裁使他們稍微有些收斂，所以我在七、八月的時候就得幸過去了。但是到了九月，他們覺得他們現在又重新有了一些底氣的時候，他們又開始重新收緊，所以我太太在九月、十月的時候延期護照就被吊銷了。這個不同也可以讓人們看到，任何一次中共的放鬆和收緊，都不意味著他有了什麼實質性的變化，不過是他的一種臨時政策的不同而已。
到九七年的時候為什麼我們護照被吊銷了呢？因為在九七年二月鄧小平去世前後，中共又經曆一個非常緊張的時候。當時他們拒絕給我延期護照的理由也是說我說了不該說的話，做了不該做的事。我當時跟他們就講，你們也說言論自由，我隻是用言論表達了我想說的，你們為什麼不給我延期？由於我的態度很強硬，因此使館管這個的人倒是對我表示客氣說我們實在是無能為力，這都是國內的人做的，國內的人說了算。這種拒絕延長到那個時候實際上已經作為當他們沒有別的直接迫害你的辦法後，采取的最後的一種迫害手段。
在九七年的時候，我母親正好病重，病重以後我就無法回到國內，結果致使我母親從九七年到零零年三年臥床不起，最後一直到去世，之前、之後我都沒有能夠最後見到母親一眼。這實際上是中共拒絕延期我的護照在我心靈上，在我整個一生的經曆上造成一種恐怖的一種痛苦的記憶。我相信很多的中國人都有我這樣的經曆，即使你沒有直接經曆過這樣的事情，我相信你的家庭在過去多少年你去問問也都有過這樣的恐怖經曆。
這一點，我可以再從我們自身的例子來給您講一講。比如說我太太她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才十三、四歲，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的父親就因為所謂有曆史問題就被關進了牛棚，結果十三、四歲的孩子就得獨自在家，而且由於工資扣發造成了生活上一係列的困難。而且你可以想一想，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如果她的父母被關起來了，在她的心靈上造成了多少的恐怖？而她父親在一九七二年的時候就去世了，在恐怖的文化大革命中去世了。那時整個一係列的迫害在她心靈裏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而且這些恐怖、擔心、悲哀這些東西伴隨她整個一生。人們也可以想見，她父親去世的時候的心情，自己所有的孩子都在邊遠地區，剛剛成年的女兒在舉目無親的、貧困的農村……
對於我自己來說也是，我自己我的家庭沒有經受過什麼像其他人那樣重大的迫害，但是實際上我也體會到恐怖一直伴隨著這個家庭。到現在為止我不知道我的爺爺是幹什麼的，我不知道我的父親在前幾十年是幹什麼的，到底我們仲家家族是一個什麼樣的家庭？我都不知道。實際上我們仲家家庭是一個書香門第，但是我們的祖上他是孔子的學生，它有著一個非常悠久的曆史，一直到我的上兩代人。但是到了我們這代人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呢？就是家長怕這些事你知道了以後，你出去講的哪一句話不慎，就會遭到迫害，遭到整肅，就會給整個家庭帶來滅頂之災。
因此實際除了這樣一種整個家裏關係不正常的恐怖以外，而在我心靈裏造成更深層的毀滅，也就是我們這一代、二代中國人心靈裏，我們實際上對我們自己那些以前家庭的傳統，以前中國社會文化這些傳統，在這種恐怖底下都已經斷絕了。
而共產黨利用恐怖來統治中國，來統治每一個角落，並不是自文化革命，自最近才有的。在它的曆史上它是一貫使用這種恐怖手段。這種恐怖手段，大家知道在共產黨建黨初期有一個叫顧順章的，他叛變了共產黨。但是在周恩來的策劃下就把顧順章的全家都滅門了，全家都殺死了。為什麼要殺死他全家呢？就是要造成一種恐懼，給其他的那些想要離開共產黨的人看，讓他們看你們的下場。顧順章叛變，但是他家的其他人並沒有罪責，這件事讓人們看到人的生命對共產黨來說，隻是一個工具。所以他們可以隨意地擴大殺屠。
共產黨的這種恐懼實際上在延安的時候也是到處存在。當時在延安的時候有一些異議的知識分子，那種異議，說句實話吧也是非常有限的。而對這種非常有限的異議的知識分子，例如王實味這些人，在稍有風吹草動的時候共產黨就立即把他們槍斃了。槍斃了一方面是要消滅這些反對派，另一方面實際上就是要給活著的人造成一種恐怖的心理。
這種恐怖心理在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在四九年以後，就更無處不在地在社會各個角落裏存在著。而且共產黨一直是利用這種恐怖來統治著民眾。
例如在開始的時候的土改運動中，在三反、五反，在反右。這種恐怖還不僅包括對於那些所謂有問題人的整肅，還包括在對於這些人家庭的那種迫害。這種恐怖在家庭裏造成了家庭中的夫妻反目、父子反目、母女反目，互相揭發。而這樣一種恐怖就使中國人整天生活在一種提心吊膽當中，誰也不敢跟誰說心裏話。在這樣一種狀態下生活的民眾，幾十年下來以後中國這個社會當然就徹底變得不正常了。中國整個這個社會就造成了人都不能夠說真話，不能夠說你的心裏話。很多人甚至已經喪失了說實話的衝動與能力。這就更讓我們看到，恐怖和謊言是極權社會這個統治的兩個基礎。
現在對於這個恐怖，我為什麼要再次強調呢？就是因為人們對此還在隨附，還在繼續放縱共產黨的這些做法。因為就是到現在為止共產黨利用的還是同樣恐怖手段。
從表面上來看，中國大陸好像是寬鬆了一點，好像是你什麼都可以做了。但是實際上你做什麼都還是在共產黨的套子裏頭，如果你稍微走遠一點的話，它就會用它的權力、用它的經濟及其它的手段來整治你。這種無聲的迫害和整肅甚至潛移默化的滲透到海外，甚至滲透到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
我剛才講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在前五十年，在中國人的家庭裏互相監督、互相揭發這樣的現象，而這現象實際上是把共產黨的恐怖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到今天為止這樣的現象也沒有去掉。這樣的現象可以包括到比如說我剛才前面講的，你出來旅遊團有一個人敢於去拿一張傳單的話，他為什麼不敢去拿呢？因為他周圍的人可能揭發他。這就是我說的，整個共產黨的恐怖到今天為止，雖然形式上有所變換，但是實際上共產黨的恐怖手段並沒有任何實質上的變換。
在這裏我還要對你講，你不要以為這個恐怖的東西沒有到你身上你就可以袖手旁觀，你就在今天甚至還可以悄悄的協助共產黨來換取自己的好處。在這裏我可以告訴你，這個恐怖的東西、這個迫害隨時隨地的都可能到你的身上。我們大家可以看到在整個中國的曆史上，從顧順章的滅門全家，從反右到文化大革命，到一九八九年，到九九年對法輪功的殘酷的迫害，中共實際上一直是采取一種株連的方法。
今天中共的株連有所放鬆是為什麼呢？不是因為中共不想做了，而是因為很多的民眾不配合它再這樣做了。所以在一九五七年反右的時候，一個右派到哪他都感到非常的孤立。而共產黨在那個時候也能夠把它的這種恐怖更深的到社會每一個角落，去掌握每一個角落，延長到每一個角落。但是到了一九八九年的時候，在發生天安門大屠殺的時候，當時北京涉及了幾十萬人、幾百萬人到天安門廣場去進行示威遊行。在八九年以後有幾年的時間共產黨的恐怖行動就被迫有所收斂，為什麼呢？就是民眾不去配合了。民眾不去配合就迫使它的恐怖不能夠得逞。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民眾能做的應該盡量去做的就是不去配合它。大家可以能夠做的，我認為最低的限度就是保持沉默，就是你守住底線不去配合它，然後在可能的時候大家都去碰它那條紅線。比如說一個旅遊團當有人發傳單的時候，如果大家都去伸手接，那麼法就不治眾了，那麼最後這個恐怖也就能夠隨之被破解了。你至少保證在旅途中減少了很多的不必要的自我約束。
我可以和大家回來再講最初那個例子，就是我們自己護照的延長被拒絕問題。在八十年代初為什麼中共就能夠采取那種把你脅迫回國來迫害你，就是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都對中共沒有認識，都來協助它。而到了九十年代，到了現在，為什麼中共采取把我們屏蔽在中國社會以外，甚至在中國社會裏有異議的人士把他們轟出來呢？就是因為現在民眾覺悟了，民眾比以前不聽話，不來配合它的恐怖行動了。
另外我還要跟大家強調的是，不要以為你的順從中共就能夠使得中共放鬆了對你的迫害。不一定，到什麼時候中共這種恐怖行動就會延伸到你的身上。這裏我可以給大家舉幾個例子。最典型的就是中共自己的領導人裏的一部分，這些人裏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有很多，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例如高崗、饒簌石、劉少奇、彭德懷，包括文化大革命戚本禹、王力、關鋒、姚文元這些人，他們曾經是中共恐怖手段的製造者。但是在中共政策一旦有所變化的時候，他們就成了恐怖手段的犧牲者，而且對於他們的殘酷性並不比對別人更減輕，甚至更要加重。大家都知道劉少奇的遭遇就是這樣一種遭遇。
另外一個也不要以為你說共產黨的好話了你就會逃脫共產黨的這種恐怖。這裏我可以給大家也舉幾個例子。例如說一些民主黨派，那些在四九年以前或者以後曾經協助共產黨，說共產黨好話的人，以為共產黨就能夠給他們好的結果的人，最後在稍有不慎的時候就受到了共產黨的整肅。在五七年反右的時候章伯鈞，我們大陸的人士都知道他的女兒章詒和寫過一本《往事並不如煙》。那裏談到很多的右派，實際上那些右派在過去都是共產黨的朋友，在過去他們幫助共產黨幹了很多事情，他們甚至幫助共產黨貫徹了共產黨那種恐怖。但是一旦在某些方面和共產黨產生了抵觸的時候，那麼大家就可以看到他們馬上就淪為共產黨的階下囚。章伯鈞最後當然他是比別人稍微好一點，就是還沒有徹底的被下放到、流放到邊疆去，但是章伯鈞也是一下子從天上掉到地下。
我還可以給大家舉另外一些例子。就是這些年裏所謂異議人士中也有一些人始終在和共產黨在眉來眼去，以為這樣的話共產黨就會把他們放過去，來打擊那些最反共的人，最不買共產黨賬的人，如高智晟這樣的人，讓共產黨集中精力來殘酷迫害這些人。但是事實上是如何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跟共產黨眉來眼去的異議人士最後也沒有落好下場，例如現在在監獄裏關著的劉曉波這樣的一些人。所以實際上大家要知道，共產黨的恐怖行動不僅是在你我身上，也在各種各樣的各類人的身上。
這裏我可以跟大家講，就是對於共產黨的恐怖行動，大家切切要注意，共產黨在今天有時候是可能好話說盡的，但是實際上共產黨永遠是壞事做絕。
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了一篇有關以前的京劇大師馬連良的一篇東西，裏面講馬連良在最後死的時候反複重複了一句話，就說：共產黨怎麼說話不算數啊？這句問話我覺得極為深刻！實際上是在問蒼天，實際上也是在問自己，共產黨怎麼說話不算數呢？
這裏大家可以回來想一想，共產黨什麼時候說話算了數了？共產黨什麼時候也沒有說話算過數！共產黨從來都是利用這種出爾反爾，利用這種殘酷手段來製造各種恐怖行動，來迫使你屈服。我覺得大家在認清這個恐怖行動的時候，一定要認識到，你怕它也罷，你不怕它也罷，共產黨一定會對你采取恐怖行動。而你要想從這個恐怖中解脫的辦法就是采取各種辦法對抗它。如果大家都起來的話，在所有可能不損害到自己，又能夠不配合它的地方對抗它，我覺得這個恐怖行動就能夠破解了。
而且我這裏還要跟你講一句，在共產黨那些國安裏，他們隻有在對那些吃他們恐怖行動的人，就是說吃這口東西的人他們才會施加恐怖；而跟那些不吃這套的人，他們就會想另外的辦法。所以大家起來抵抗國安這些恐怖行動的作法，迫使他們去采取另外的辦法，然後在這種迫使當中，最後我相信這種恐怖也會化解。
這個就是我這一輩子的經曆，經曆了將近六十年在共產黨這個社會中，雖然我剛才講了他的恐怖依然滲透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例如我剛才講的旅遊團的人不敢接傳單，神韻演出在海外的人也不敢去看，做買賣的人也不敢接觸海外這些異議人士和海外的那些不同信仰的團體。但是六十年來的曆史使我看到共產黨的恐怖還是在節節敗退，這個節節敗退就是大家可以回頭想想在五十年代人們是什麼樣子，在六十年代人們是什麼樣子。在幾十年裏的變化實際上就是人們不買共產黨賬的變化。所以我覺得如果要我來說的話，就是說我們大家都要起來抗爭這種恐怖才能戰勝這種恐怖，而隻有戰勝這種恐怖，我相信才使我們每個人、每個家庭能夠逐漸進入正常生活的一個正確的軌道。
在結束這篇談話的時候我想再更為具體、感性地回到眼前的問題。四月五號是清明節，我自己因為沒有護照還不能夠回到大陸。當然如果我去申請簽證也許會給我簽證，然而這肯定是有條件的，我絕對不會接受中共的條件。所以暫時我無法回去，我想總有一天我會回到大陸。為什麼我有這樣的信心，這裏我想對我的同胞們說，我剛才講了六十年來中共的恐怖，按照前三十年的恐怖那麼我今天死十個過也死過了，但是今天我能安然的生活在海外，能夠還享受自由的空氣，能夠有希望一天回到北京給我母親掃墓的那一天。能夠有這個希望，就是因為六十年來大家在不斷對抗共產黨這個恐怖的時候，人們從各個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這些努力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間接的。直接的例如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那個學生運動使得中共暴露在全世界人的面前，使得全世界的人起來保護中國海內海外的學生，所以很多海內海外的學生得以留在海外也，也有很多人從此也得以再回去做買賣，能夠來回進出。
另外再就是九十年代以後，很多人在起來抗爭中共，這樣的人起來越來越多。所以中共在今天來說，對於很多不買他們賬的人，他們雖然也想像反右、文化大革命那樣整肅他們，但是已經絕對不可能像以前那樣了可以肆無忌憚，恣意而為了。
所以最後在結束這篇談話的時候，我希望大家不要畏懼中共。當然我也不是說你往刀鋒上去撞，你以頭撞它那個硬石頭。而是采取必要的策略、必要的措施，不買它的賬。你不買它的賬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說你出來不受它這種束縛，你去接受一個傳單，你去傳播一個真相，你去聽一首非黨文化的音樂，你去唱一首非黨文化的歌，這都是對抗它的方法。我認為對抗它的人多了，大家在大陸也能夠看到，如果維權的人多了，那麼中共這個恐怖就會慢慢的消散。所以如果您屈服於它的恐怖，那麼這個恐怖就會加劇；如果您不屈服它的恐怖，那麼這個恐怖就會在大家的對抗之下慢慢的消散。
好，在清明節之前跟大家談這個題目，隻是希望我們中國人在明天能夠回到我們自己傳統的家庭，能夠享受我們自己應有的親情之樂，能夠正常的祭祀我們的祖先，能夠使我們的父母安眠於地下，也使我們的子女不再生活在恐怖之中。
今天我就談到這裏，聽眾朋友們下次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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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6 09: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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