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自嘲：唯一一代只与锄镰打交道的读书人
有人预言，用不了二十年，读书一词将会在语汇中逐渐消失，取代它的将是光盘、软件、网页。纵然人们可以不必再捧着厚厚的书苦苦研读，就能从另一种更简约、便捷的方式中得到其中所有，我仍会怀念老书，怀念读老书时那种执着、扎实的学风，怀念老书曾给予的生存底蕴……
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学生，都经历过一段无书可读的时光。号称是学生，却没有书包、没有课本，不上课又不准脱离学校，整天在报纸社论、政治传闻的引导下批来斗去。
后来，这些没读过什么书的读书人，被冠上一个漂亮的名字：知识青年，统统被赶到农村去接受也是不必读书的再教育。越是遥远、偏僻、落后的山乡，越能见到稚气未脱的“知识青年”。于是，世界上出现了唯一一代只与锹镐锄镰打交道的“读书人”，以广阔天地为最好课堂，将贫穷落后、目不识丁的农民尊为最好老师的学生。
无休止的繁重劳作、困苦的煎熬、对亲人的思念使许多“知青”开始警醒，对这种教育产生了抵触：打倒了老师、砸烂了桌椅、烧毁了课本，追慕一种践踏规范的狂热，冲锋陷阵地否定了古今的一切文化行为，最终却否定到了自己！这时他们才想到了学生的天职——读书。
在“知青”的群体中，不乏对知识的崇拜者，远行前，仍忘不了带上几册自己心爱的书。他们的父母也不乏优秀的文人，虽然为儿女打点的行囊已很沉重，仍会塞进几本注满企盼的书，他们看来，书、远远超过多带几包牛肉干、几件御寒衣的关爱。
我的年龄没有赶上“大串联”，但我读中学时，家乡的小镇突然涌进二百多名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的知识青年。那时，学校的课本是《毛泽东选集》、《马克思列宁全集》，镇上也没有书店，图书馆，学校的阅览室早已门窗皆无，存书也不知去向。当与小镇的“知青”们渐渐熟起来，才发现他们竟有那么多好看的“老书”。我第一次借来的是《林海雪原》，于是那段日子满脑子都是林海的苍茫、雪原的晶莹、威虎山的凶险、老爷岭的神秘……
课外有书可读了，但“老书”无论如何是不敢带进学校的，这时，破天荒地出版了一批供批判用的“大毒草”，我不知当时出版的决策者是怎么想的，这里面是否融会着文人们为延续文化的机敏和智慧：一边是广播、报纸天天口诛笔伐，一边是轮转机轰鸣，一捆捆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毒草”被发运全国各地，与原版唯一不同的就是加了张扉页：供批判用。
那好，我们就开始批判，老师拿出本崭新的《上海的早晨》，先让一位同学念一段，然后大家批判。说是批判，倒不如说是一场热烈的研讨会，批来批去竟把资本家的财富来源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上了号，老师无奈的摇了摇头：“这一段不适合批判，接着读下段。”最终，倒是把一本“毒草”
弄得明明白白，还渐渐懂得了些文学创作的结构、意境、主题、层次等基础知识和人物、事件、景色的描写方法。
老书读得多了，渐渐与有书的“知青”来往开始多了起来，最密切的当数肖强。他是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父母都是教授。那年月的教授，哪一个不是被圈在“牛棚”里挨批斗，写检查呢！他唯一的姐姐也被发落到四川接受“再教育”，据说他家的成份极高，相当于我们本地“恶霸地主”之列。肖强没有什么家当，唯一的财产就是满满一木箱“老书”。从那木箱里，我认识了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也读到了《青春之歌》、《红岩》、《苦菜花》、《红旗谱》……肖强不但读书，还能讲书，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讲述书中的道理，写作的背景和中国有关书的历史，如汉代的太学、唐代的崇文馆以及岳麓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天一阁藏书楼等等。但又一天，肖强突然从“青年点”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只说他走时行李都没拿，却带走了书箱。
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的灾难，知识青年的迢迢迁徙，令人啼笑皆非的批判，给人们心中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那时痴痴迷迷、毫无目的地读书，说是文化生活的匮乏，不如说是精神空虚的寄托，不去偷偷摸摸地读书，又能去做什么呢？但无论社会如何荒谬、世事如何虚伪，老书是真的，它给予的引导、启迪是真的，它留在人生旅途中的影响、帮助也是真的。
如今，出版业空前兴旺，几乎所有的“老书”都已再版，且印刷装帧得十分精美。我们汲取、传播知识的方式也有了质的变化。有人预言，用不了二十年，读书一词将会在语汇中逐渐消失，取代它的将是光盘、软件、网页。
纵然人们可以不必再捧着厚厚的书苦苦研读，就能从另一种更简约、便捷的方式中得到其中所有，我仍会怀念老书，怀念读老书时那种执着、扎实的学风，怀念老书曾给予的生存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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