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腐败是病状，专制政体是病根
专制政体必然导致权力腐败，汉唐宋明清这些算是长治久安的专制政体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权力高度集中，以官为本，俗称官本位，本身就是个邪恶政体。汉高祖刘邦出身流氓无产者，领导了痞子革命，建立了新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就着手建立家天下，诛杀革命功勋，铲除异己，吓得张良随黄石公逃之夭夭。专制政体最好是不作为，无为而治其邪恶本质无处施展，算是最好的选择。一有作为可就祸国殃民了，例如汉武帝，闹得民不聊生。王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亦不例外。如果不发动朝鲜战争，死的还迟些，一有作为可就竭举国之力了。王莽总想有作为，越折腾权力腐败越是猖獗，权力腐败是病状，专制政体是病根。王莽的失败就在于以民主共和为包装，走的是极权专制之路，搞改革搞死的。则天革命，惩办权力腐败力度也很大，但治标不治本，新生的权力腐败更加凶残。酷吏是专制社会的产物，是非人性的。有为之君无不是残民之君，数次竭举国之力进行朝鲜战争，南昭战争，闹得民不聊生，这就是专制邪恶本性。
北宋虽说是专制政体，只要不折腾，人心向善，就可长治久安，往前推着走。权力腐败是逐步形成的，并非一朝一夕，专制政体可以往前混。可是王安石一变法，专制政体的邪恶性就被激发出来了，酷吏横行，只讲权力，不讲道理。徽宗年间权力腐败达到鼎盛，主流尽可能粉饰太平，还是两宫沦丧，被迫‘北狩’。
明太祖朱元璋与刘邦同样，具有足够的流氓性与痞子无赖性。经历八年抗战，打败了蒙古入侵者。经过三年内战，剿灭了其他的革命武装割据，建立了新中国。于是就着手建立家天下，先得设法除掉神机妙算的刘伯温。刘伯温也想学张良，哪有那等好事？朱元璋利用胡惟庸毒死了刘伯温，下一个目标就是这位功狗了。发动了多次政治运动，诛杀革命功勋十几万，昔日革命家庭都沦为官奴、官妓，这就是恶的发泄。专制政体是建立在假丑恶基础上的，就是丛林社会，强者为王，人人为己。
‘太祖嘗一日讀孟子，怪其與時君言多不遜，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寧得活也？」時將丁祭，遂命禮官勿以孟子配饗先聖。’
孔孟之道是以民为本，民为重，君为轻。民为主，君为客。视独裁专制统治者为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怪不得朱元璋龙颜大怒，将孟子视为思想反动。‘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孔孟之道提倡‘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朱元璋可不听那一套，剐刑、活剥皮等无所不用其极，明清时期的酷吏可不是有数的，而是普遍性的，这就是专制的邪恶本质。
万历新政是一场祸国殃民的改革，权力腐败泛滥成灾，也决定了明王朝彻底灭亡的命运。权力腐败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溃败，假丑恶成为社会主流，无官不贪。权力腐败是病状，专制政体是病根。例如马士英，刚一上任就挪用官银七千两，循例向上面行贿，被纪检所揭露，遭到处罚。这本是官场潜规则，马士英自然感到冤屈。人人都这么做，就抓他一个倒霉的。后来崇祯皇帝也就默认了这种潜规则，重新起用马士英。病根在体制，不在贪官。
海内外高等华人一面大搞权力腐败，一面极力肯定专制政体，就是出于自利。专制理论本身就是邪恶的禽兽理论，是思想垃圾，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采用什么样的包装。二三千年的专制社会，有着无数的教训，权力腐败是病状，专制政体是病根。所有的巧言令色，变幻其说都是屁话，只有走向民主社会，才是接受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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