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绥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45 毛发觉被监听
.一九六一年二月，也就是春节後不久，我们乘毛的专列前往广州。
汪东兴一上路似乎就有不好的预感。毛此行带了更多的女人。汪东兴出发後便跟我说「两个女的赛过一面锣。」
这次随行的，除车上的女列车员之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托儿所的幼儿老师（她教过我的大孩子李重）。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位很善良而老实的年轻幼儿教师。原来她在中南海的舞会上，多次与毛交往，从而密切起来。她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离开北京最远的地方只到过香山。毛这次带她出来，是让她开开眼。
一位高级军官的妻子也同行。她看上去有四十几岁了吧，黑黑的，头在脑後挽了一个髻，面容沉郁。那位妻子和毛在延安时就熟识了，一九四九年以後，被送去苏联学习，回来以後同军官结婚。
江青知道这段「往事」，一直想整她和她丈夫。彭德怀做国防部长的时候，江没有办法。一九五九年後林彪上台当了国防部长，江借林彪的手，要整她丈夫。这次，这位妻子是向毛求援来的。
一路在火车上，毛曾叫军官妻子到他的车厢几次，每次出来，面色都很忧悒。到杭州的当天晚上，毛又叫她到他的住室去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清晨，一位女机要员来叫我。她说，军官妻子一夜没有回房间。我们去找她，发现她坐在湖边的石头上哭。毛当天便叫人给军官妻子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北京去了。这事我一直弄不清原委结局。
离开杭州，去武汉，中经长沙，火车停在长沙郊外黑石铺机场。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张化平和省委几个人到火车上谈话。
毛与幼儿老师在他车厢内厮混很久後才姗姗出现。张平化和湖南省省委书记之一王延春在隔壁车厢等了很久。
王是河北省人，保留着农村中蹲着谈话的习惯，一直蹲在沙发上。会谈开始後，我、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到火车下面散步。
机要室录音员刘凑过来，同我们一起走。大家正在说说笑笑地走着。刘对着幼儿老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她愕然问刘「你听见我什麽话？」
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
她又问他「还听到什麽？」
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这时不止是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都呆住了。幼儿老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上去。
张平化他们谈过话後，毛说休息一下就开车。幼儿老师马上去找毛。她向毛讲了火车上安装了录音机设备。
随後毛把汪叫去他车厢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汪向毛讲，他调回来，这是第一次外出，不晓得谁让录音的。汪出来以後，专列便向武汉全速驶去。
叶子龙和高智都下放劳动去了，机要秘书只有罗光禄一个人。汪将罗和录音员刘叫来。
汪说「主席问我，是谁让录音的。我说不晓得。我这次调回来，第一次外出。原来带些什麽人，照样带这些人。录音员是以前都带出来的主席让我审你们，录音到底是怎麽回事情。还说，要将录音员关起来。我说，不要关了，跑不脱。」
汪让罗光禄说说，录音是怎麽搞起来的。罗说，他也不清楚，为什麽装，什麽时候装起来，都不知道。这事要问叶子龙。
汪说，叶子龙已经下去劳动了，怎麽问得到。汪又问刘。刘说，领导指示他每次跟出来录音，他照领导的指示办，别的都不知道。
汪瞪了刘一眼说「领导上叫你录，你就录。主席同身边人随便谈，你录下音来，也是领导上置的？」刘不讲话了。
汪又说「这简直是没有事找事。你们要录音，事先又不告诉主席，又乱录一阵。我怎麽同主席讲？」汪让罗和刘坐着等他，又到毛的车厢去了。
车到武汉是清晨四时多。大家下车到了梅园招待所。汪带着刘和招待所的一个电工，又赶到火车上去拆除录音设备。
我因为很疲乏，到招待所後，立刻进房睡下了。等我睡醒，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我走到二号楼汪住室旁的会议室内。室内桌上摆着录音机、录音带、电线、各种小收音喇叭，一大堆放在那。毛命令汪东兴、康一民（机要秘书室副主任）、罗光禄、录音员刘站在桌子背面，拍了几张照片，明是对毛进行秘密侦察录音的人物，并将照片存档为。
康一民是乘飞机从中南海赶来武汉的。康对汪很不满意。康说汪应该明白，没有中央几位领导人同意，无论杨尚昆或者叶子龙都没有这麽大胆。康认为汪没有在毛面前说点好话遮掩过去。
汪说，这个事，以前没有任何人打过招呼，这次是毛发觉的，怪不上别人。吵的结果，由汪去向毛报告，就说是机要室会议科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後好写党史。
毛听了以後更加生气，说「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以窃听他私人对话的方式撰写的「党史」，只有可能是「黑报告」。
毛的私生活放纵早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毛经常出巡全国各地，会晤地方首长干部的作法是种政治策略以此来越过庞大的党的官僚体系，直接和地方领导接触。毛不愿意在地方上的谈话被传回中央。他不愿意他随时讲的话，被当作中央制定政策的依据。当然，毛更为愤怒的是，背着他录下他的讲话，可以作为以後反他的黑报告的依据。
毛又要汪将过去录下来的材料全部收缴焚毁。毛说「不要留着将来做黑报告的材料。」
刘录音员「坦白交代」，杭州汪庄也装有录音设备。汪报告了毛，又派了一中队丁队长去拆除。
对有关人员的处分，康一民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机要秘书罗光禄调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由机要室调回徐业夫（徐原先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公开谈论李银桥说江青去杭州「躲风」的事）做毛的机要秘书。刘下放陕西省劳动改造。
毛自然也清楚，康一民、罗光禄、录音员刘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对於火车专列、武汉梅园招待所及杭州的汪庄中的人，毛都没有过问。毛说「这些人什麽都不懂，什麽也不知道。」
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史达林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
使他更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後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
自此後，毛对我便没有再像以往那样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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