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下）（原创）
应该说中国的政治格局决定了很多秉政者并不注重自己民意基本盘的建设，毕竟权力的拔受是从上至下的。但孙进入地区一级权力圈时，正是中国自下而上的民间舆论力量开启权力结构真正多元化进程的时期，这对公权力的自我改善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迫力，它在根本改变官员们的注意力结构，他们再也不能只关注上方了，对民间的敬畏由此变得真诚。据来自孙身边的人透露，恰恰因为既没有士大夫阶级后台，也没有和新旧官僚千丝万缕的联系，孙始终有种“大葱味”的平民官员基调。他要想在政治舞台上有所成就就只能紧紧依靠提拔他们的上司并尽最大努力广为联络尽可能多的官场同僚。同时，由于原本就出身农门，对底层民众带有朴素真挚的情感。因此，他在实际工作中十分注重巩固自己的民意基本盘并将其当成政治操守的一个重要选项。而且随着职务的不断升迁，这个选项的的分量会越来越重。这一点在实际做法和效果上，这类中共官员倒是不折不扣地与国际“接了轨”。实际上，回顾孙政才的政治生涯，无论是在地方基层摸爬滚打抑或执政一方部委，无论是到集安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还是在农业部纪念农村改革3 O周年理论研讨会上大谈不断提高“三农”政策理论研究水平……抛开他的中共政色，仅从单一的施政面上看，其执政手法实际上都从学者型施政者的角度，精致地演绎了西方政治学定义之下的政治游戏：鲜明个性的政治语言、与传媒的良好沟通；更加敢于公开表达自身的政策主张、更加善于展示个人形象、更加娴熟于对媒体的利用、更加懂得如何收集民意、如何迎合民众需求等等……
如此，经历了自然、社会的多重磨练，孙这样从中国最底层走上来的官员无疑得到多方面的历练和提升。而他周遭那些竞争者，即使最初拥有丰厚的政治资本，善公关、广交游，高调而身有所动、“志远”而心有所谋；媒体行销、政要站台、观众欢呼，所有西方竞争性政治的必须要素，也都在其政治运作中被调动到最大程度。但这些人往往缺失了对法制精神的尊崇和为民施政的源动力而最终败下阵来。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用普世眼光看待中共官员群体，实际无需跨越价值观差异的百转千折，只要真切感知中共体制内相当一部分学者官员坚守准则，自我约束的儒家道德传承和扎实做事、踏实做人的内心需求，也就紧紧抓住了孙政才这类官员人生轨迹中的一抹亮色。由此，我们也就打破窠臼，摆脱了对独载体制官员的定势观瞻，更加客观地看待他们独立的人格和由此在中共现实的施政版图上显出的新意。而只要我们不带偏见，从这些轨迹中也就能发现：通农学、专业性强、颇具年龄优势的学者型官员孙政才，经过全面历练后，其政治发展空闻实际上确实相当巨大。
当然，孙政才的上升并不完全来自于内因，这与他所处的大环境也密切相关。我们常讲中共的政权遭到“四面夹击”，
分别是高层权斗、民间抗议、领土争端、经济恶化。尤其是近年来，上述危机正在加快向政治和社会领域扩散、渗透和发酵，催化各种潜在矛盾相互联动和相互激荡，彰显威权政治下各种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和政治制度的弊端弱点，危机的综合性和深刻性目显突出。而独裁体制下这些根本性矛盾的复杂性，正在于这类问题和矛盾只能控制和管理，而不能最终在体制肉得到解决。
由此，中共施政的合法性也不断受到质疑。这样的大环境决定了政权安全的稀缺性。而为获取安会，中共无可选择地要围绕经济发展不断发起一波接一波的全力冲刺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全体人民切实分享了臣大益处，也让中国的发展跨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正是“改革”二字总能点燃激情、获得关注，触动思考的重要原因。因此，全力推动经济发展，无疑已成为中共维系政权的重要一环。这也直接促使中共在实践中逐步创建了一套“以科学发展(实际是经济发展)论荚雄”的识人、察人、选人、用人机制。正是得益于此，孙政才这样一大批学者型的干部由于善抓经济、能抓项目、有带领地方脱贫致富的实招而快速跃升，引起关注。
中共这一择人机制的核心是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标杆，以“赛场选马”式的考评任用机制，通过经济建设的实绩来给干部打分，以此当成官员升迁降免的重要依据。当然，中共所强调的德才兼备与侧重经济并不在一个维度上。其中的民主集中制、党管干部等组织原则属于体制层面，是“硬杠杠”；而“以经济论英雄’属于机制层面，是“软办法”。从理论上讲，两者复杂的交集，才是中共圈定干部升迁的光环。
据此，我们考察孙政才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部委，或是一方诸侯任上，在经济发展上都可圈可点。尤其是2008年7月，国务院原则通过《吉林省增产百亿斤商品粮能力建设总体规划》，将吉林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由目前的500亿斤水平提高到600亿斤。这项总投资260亿元、5年完成的大型农业工程是吉林省创新农业的一大体现。对于长期从事农业工作，并由农业部“空降"吉林的孙政才来说，这也着实是一条仕途攀升的新跑道。事实证明，他在这条“跑道”上展示了学者型领导的过人才能。“硬杠杠”过硬、“软办法”不软，再次赢得高层青睐。孙全力在硬、软指标上冲刺，是他时常处在基层一线，由此感知到中共早已在十分仔细地维护经济发展这条挑选官员的“跑道”并以此把各级官员的注意力“向下”集中，以期调动积极性，最终在国家治理和政党生存上寻求突破困境。显然，孙在这一点上率先破了题，而那些“温水煮青蛙”的同僚们，却在对中共用人手段、方法和关注点的“识变、适变”上输了一筹，远未察觉到中共对生存危机的深切焦虑以及由此对嶙选官员标准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变化。
事实上，不论围绕孙政才的褒贬或真或假、亦真亦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由于中共官员的产生是没有经过公开政治竞争程序所形成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易碎性，极易为不良的政治竞争行为所显露。现在网上围绕中共大小政治人物的是是非非，正源于这种制度缺陷所诱发的不良竞争。非依制度所形成的秩序，由于缺乏制度所具有的公开、确定的属性，所以基本不具备程序化的定纷止争功能。而中共如果不能从培养模式、选拔机制，尤其是根本制度建设等多方面，系统培育优质官员成长的良性“土壤”，那么就不可能常态化地结出孙政才这样的“准甜果子”，更不可能孕育出赖以脱困的大片治吏、廉吏和能吏的人才“森林”，反倒会不对地冒出薄、王一类品行不端的“歪脖树”。而在这样的田地里，孙政才这样的稀缺物种又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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