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眼睛1989 发表于 2013-2-6 07:57:10

马屁文化系出于◎◎文化

马屁文化系出于◎◎文化,却又包含一系列高妙技艺,非一般庸俗◎◎所能掌握,民间著名打油诗“这个婆娘不是人,九天仙女下凡尘;儿孙个个都是贼,偷得蟠桃奉至亲”便道尽马屁文化一波三折、雅俗共赏的特性,而传说中清代著名的文臣纪晓岚也屡屡以生花妙笔曲意逢迎乾隆帝,着实讨得皇帝欢心,事实上,不惟纪晓岚,历朝历代,少有不以文字向皇帝大灌迷魂汤的高官大臣,马屁人人拍,看谁拍得高明而已。

  虽然身为平民,眼见得官人活得滋润万分,却也能想见权力春药的威力。人一旦做了大官,免不了要端架子,自我感觉膨胀,但人还是那个人,任凭你改了姓,更了名,唤作了汉高祖,你也就还只是那个泼皮无赖的刘三,于是,权力的神化过程就需要大量的高级◎◎敬献各种马屁文章,以维持官人良好的自我感觉,另外也可以使官人与一般平民百姓拉开距离,比如说在毛泽东时代,只要老毛爱玩的把戏——诗歌、书法什么的——在马屁文人的吹捧之下,就会成为该领域最高峰,无人堪敌。

  这便是马上打天下的王侯将相之所以需要文人的原因之一,没有马屁文人对其天赋异秉和丰功伟绩的艺术化吹嘘,没有马屁文人对其“理论”、“思想”的系统化阐释,王侯将相就只是和◎◎们一样的造粪机器而已,这是千方百计自我神圣化的政权绝不能容忍的。

  为此,中华文化中的重要一脉——马屁文化——便历经千年而不绝,并有与时俱进、渐趋化境之势,而高级马屁精作为马屁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以马屁语言神圣化权力的过程中,也会分得权力的一杯羹,有机会被官人赏一块骨头或一顶红帽子,如果红帽子够大,则会多年媳妇熬成婆,便可转身享用别人送上来的马屁文字了。

  因此可见,马屁是巧言令色者通往权力的捷径,是官、名、利链条的重要维系。作为一个低投入高产出的行业,投身马屁事业的人从来是络绎不绝,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哪怕是顶着小丑、佞臣的骂名,也总少不了马屁事业的接班人。

  当然,余秋雨先生从厅级领导的位子上退下来之后,已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官场中人,但作为著名的文化活动家,在通往国家级“文化大师”的道路上,仍然迫切需要权力的认可或扶持,没有权力的认可,如高尔泰、刘宾雁、高行健之流,连名字都难以出现在正式出版物上,只能沦落到被人们忽视、忘记的地步,自此与名利无缘。

  既然与权力融洽相处(至少是相安无事)是文化人的晋身之道,对余秋雨这样的文化人来说,回避敏感社会问题、不刺激权力者的行为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王所作词附后),身为官场中人,更不必说,我们不指望他们有胆量批评上级官员,由一个封建文化熏陶出的文臣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但不逃避权力的赏赐与主动以自贱的方式献身权力犹有不同,更何况,马屁文化的发展在今天似乎遭遇了新情况。

  不能说余秋雨的马屁文章作的不好,其博文开篇便已“含泪”,尽显其真诚、忠厚,继而借“**媒体”的帽子封天下人悠悠之口,再则以貌似公允的立场,展现其过人的“理性”,可以说,放在任何朝代里,只要凑足了这三条,就不必担心什么,剩下的就只是大拍特拍了,马屁文章最怕底下人起哄,有了这三条,哪个不怕死的还敢起哄?和余秋雨相比,王兆山的文学素养显然是等而下之,虽然不曾听说王副主席在文革中有什么过人的表现,但他似乎更直接地承继了“文革诗体”,穿衣戴帽的痕迹过于过于明显,一上来便是“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虽属政治正确,却少了余秋雨的那份含蓄老道,开头便直接宣告了马屁文章的性质,另一方面,王副主席的想象力虽然怪异,却犯了“体育和政治”挂钩的错误,“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更重要的是,王诗透出的信息显示其做人不够诚实,显示他不曾用心去做这篇马屁文章,“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如果王副主席确实认为“十三亿人共一哭”值得他“纵做鬼,也幸福”,何不趁抗震救灾尚未宣告结束,亲赴震区立于一堵危墙之下,体验一下幸福的感觉?

  大灾面前,举国同悲,认识到“生命重于一切”,但在余秋雨、王兆山的笔下,我看到的仍是稳定重于一切、奥运重于一切、政治重于一切,而这些不过是另一层个人意图的掩饰,那便是马屁重于一切,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没有人逼着他们写这种缺心少肝的文字。

  但余秋雨和王兆山的马屁显然没有拍好,他们没想到马屁直接拍上了马蹄子:余文一出,网络骂声一片,直抵余秋雨欣然自得的博客空间,瞬间涌现的反驳、批评、辱骂文字迫使他封了博客评论,到今天也看不到有敢于重开的迹象,而且不得不劳烦国务院新闻办出面替他擦屁股,封杀了各论坛的“群起攻击”;王兆山比余秋雨幸运一些,人们不怎么批评他(因为其文字中的冷血逻辑不值得批评),而是用戏仿之作对其予以嘲弄,一时间诗潮汹涌,这些戏仿之作让我们彻底领教了汉语的尖刻、辛辣一面,各种词汇的“暴力扭结”所产生的讽刺美学效果令人叹为观止,如果说“词”这种艺术形式还要存在下去的话,真不知该感谢还是怨恨王副主席。

  更严重的是,余秋雨、王兆山的马屁文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是适得其反,引起了社会公愤,这种公愤自然也会伤及他们赞颂的对象,在余秋雨博客尚未封锁跟铁帖的时候,我浏览了所有能够看到的留言,其中许多留言不仅讽刺挖苦余秋雨本人,指其为御用文人,更对其拿来吓人的“**媒体”大加赞同,对其笔下重于一切的“稳定”表示不屑,这肯定是他的效忠对象所不愿看到的,至于身为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的王兆山,则以其被网民肆意嘲弄的形象,使封给他副主席顶戴的权力尴尬万分。因此,我敢预言:这样的马屁精不可能再受官人们赏识重用。

  至此,奋力跳出来的这两只大马屁精实际均已宣告夭折。何故?

  余秋雨、王兆山们应该开始明白:党、政府、领导、稳定这些概念在民众心目中已失去了绝对的神圣性,民智渐开,人们开始接受人性、民主、宪政观念,在站着说话的公民面前向官人下跪只会招致嘘声一片。

  看来,习惯性下跪的◎◎们在逐渐成熟和觉悟的民间社会面前有必要保持做人的自尊了,余秋雨和王兆山的遭遇显示马屁文化的风险正迅速增加,◎◎文化、马屁文化的衰落已经开始,因此,请后来的余秋雨、王兆山们不要再往◎◎文化、马屁文化的火坑里跳了,堂堂正正做人多好,何苦主动把自己划归丑类一边、辱没自身,辱没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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