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蔚：走过六年高考1.2： 天黑了爸，妈还不到幼儿园来接我
刘蔚：走过六年高考1.2： 天黑了爸，妈还不到幼儿园来接我刘蔚 2013年4月
我3岁时被送到幼儿园，实际上我不想去那里。那里没有给我们孩子玩的真正的游戏，最多的时候是老师们给我们讲或表演所谓革命故事，那是讲共产党怎么打下了江山的。我不喜欢那些演示，不仅因为那是杀戮，而且因为我们的生活不好。如果革命就是让我们普通百姓住得这么差，吃不饱，那革命有什么意义？那是真正的革命吗？那时是1973年。幼儿园就在我爸爸工作的医院范围内，就是我家宿舍楼的旁边一幢楼的底层。
我仍然记得在一些阴冷的天里，当天亮着但开始变暗时，大约是在下午五点钟，一大群成年人站在幼儿园门口，这时其它的孩子就奔向他们。那些成年人把他们的孩子抱在胸前。“妈妈—”“铃—铃—”“爸爸—”“姗—姗—”这些欢乐的声音不断传来。我不能分享他们的快乐，我妈妈，爸爸没有出现。他们在哪里？他们忘了我吗？我继续无所事事地望着欢乐的相聚。五点钟就是父母们来接他们孩子回去的时间了。幼儿园的老师们觉得他们一天在幼儿园的工作到此为止。没有人来看顾我，我就是聪明或愚蠢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我妈妈，爸爸的身影的出现。天空是灰色了，仍然没有我妈妈，爸爸出现的迹象。楼房，土地，幼儿园的墙都看起来有些黑了，天空也有些黑了。幼儿园孩子们和他们父母欢乐的相聚场面已经过去很久了。甚至老师们也离开了这里，可能还有一位老师在这里，没有看顾我的迹象。我害怕了。如果我妈妈，爸爸今天不来接我呢？我今天晚上怎么过？我只是站在那里。
没有人给我一个板凳坐，我三、四岁大。我妈妈，爸爸还是没来，我已经绝望了。四周越来越黑了。我看不清建筑物，地面和幼儿园的墙了。肯定六点半了。除了等在那里，我没有别的事可做，似乎永远是这样。我不知道怎么的，一个年青的女人把我领出了幼儿园，带回了家。
“老蔚蔚，你爸爸在医院卷入了文化大革命，”她说。
她没有对我说更多的。我猜她是幼儿园的老师或工作人员。从广播里，我听到那时文化大革命就是去打击共产党的敌人。我不知道我爸爸是被别人打击还是在打击别人。我周围的人都叫我“老蔚”，“刘老蔚”，喜欢我的人叫我“老蔚蔚”。我不知道为什么周围人喜欢叫我“老”，我才几岁。我也愿意被人叫“老”，表示我还知道些事情吧。其实我妈妈，爸爸给我取的名字是另外一个wei，我讨厌那个字，觉得它争斗的意味重。后来我就用“蔚”作为我的名字了，我喜欢蔚蓝色。
我觉得我爸爸诚实，工作努力，对病人好，善于给病人治病。但他不断地用一根棍子来打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又没告他，其它人没有理由找他麻烦。他从不告诉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任何事情，这让我感到困惑。那时每个人都说文化大革命好，好，好。既然是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给我讲讲呢？暗自里，我并不喜欢文化大革命。看看，就因为它，我妈妈，爸爸该到幼儿园来接我的时候都不来了。妈妈一定是受到爸爸的事的影响了。
我经历了黑黑的幼儿园好些天，我哭，我妈妈，爸爸也听不见。他们就是根本不出现。我回到家里时，他们也不提这个事，象什么事情把他们拌住了，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也不提它，因为一句话就可能使爸爸来打我。
我妈妈也不保护我，她的理论是她需要和爸爸保持一致。所以当我爸爸打我屁股时，她就站在旁边看，有些时候她还参与进来使我不能动，象抓住我的手臂，使我跑不了。有时她还自己来打我。如果她来保护我，情况就会好多了。我家就是20平方米的一间屋，所以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她肯定知道。
我喜欢我妈妈，不包括她打我或者让我爸爸打我的时候。在我眼中，我妈妈相当高，有一米六三吧。当我想触摸她的脸时，我必须爬上她象一座山的身体。当我成功地爬上去时，通常在她的帮助下，我能得到酬劳。她的脸光滑，脖子又光又白。她的体型属平均或稍微丰满一点。我紧紧地抱着她的脖子，她搂着我的背。在那一刻，我觉得她真是我妈妈。我喜欢她的气味，有些香。她鼻子上戴着眼镜，每只眼睛四百度，只要她醒着，眼镜就在她脸上。她那时约三十五，三十六岁。她在重庆市中区桂花园五十二中学教政治，她领我去了她的学校两次。那真是远路，离我家有将近一公里。
我但愿我能在妈妈的脖子上永远呆下去，因为只有在那时我觉得我有个妈妈，但那只是短暂的一会儿。在其它时候，我妈妈好坚硬。她总是穿一件带点的淡咖啡色外衣。她也不对我好好说话，我不是说她骂我或责备我，虽然那时有发生，我是说她总是告诉我应该听话，听他们的话，应该强，特别是在思想上。我不喜欢。我为什么应该听他们的？他们经常打我。他们打我是正确的吗？在电影里面，坏人总是打好人，好人很少打坏人。
更为奇怪的事是每次我爸爸打我后，在看着我哭，叫喊后，她走过来对我说，“爸爸打你是因为他爱你，是为了你好。”我什么也没说，我无法与这样的逻辑争辩。如果这是爱，我宁可不要这种爱，我的屁股和手都觉得疼。
他们打我的时候我就叫。我叫起来音调高，使我的叫声传得很远。一个女士就住在我家的楼下，我家在二楼，她家在一楼。她叫刘，刘婆婆的二女儿，可能比我大10岁。有一天我到她的家里玩，她对我说，“老蔚，不要在你父母面前那么不听话，他们打你，你就认错，他们就不会打你了。”
我被感动了，世界上还是有人关心我。但我不喜欢她的思想，在电影里英雄从来不对坏人的拷打屈服。我也想成为一个坚持理想的人。我爸爸，妈妈责备我固执，我不喜欢。在电影里，英雄也是固执的，他们叫顽强。实际上，电影里所有的英雄都是固执的。看，他们被敌人关进监狱了，他们仍然坚持他们的理想。各位想一想，一个人因为什么事情被关进监狱了，他还要坚持其言行，这不就是顽强/固执吗？
我不知道我妈妈，爸爸的头脑里面想的是什么。我只是尽量不去激怒他们，或者根本不和他们说话。这样效果也不明显，邻居们还是时不时听到我的叫声。那年是1974年，我4岁。
那时我听说在中国有些地方人吃不饱饭，农村的许多农民在吃黄泥巴。“那能持续多久？”一天我爸爸说。我本来不喜欢吃饭，对于我来说吃饭是个苦差事，所以我并不觉得少些东西吃有多么可怕。在家里，妈妈也不给我讲故事。家里没什么乐趣。
“1.2 天黑了，爸爸，妈妈还不到幼儿园来接我”完
《走过六年高考岁月》系列书之《从出生到小学毕业》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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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人权的中国，民众被投进文革，高考，无限物质，无限污染等一个又一个的角斗场。在1970年代到2010年代的高考角斗场里，我们学生每天学习13个小时，洒下了无数泪水。13亿人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住房，医疗？什么时候才能不受高温，污染之害？什么时候才能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象棋，麻将，名著等自己快乐，别人快乐的好事？实现土地权，福利权，表决权，现金权四项基本人权全民一人一份的民主公平的新中国，才能使13亿人脱离苦海，享有快乐。
那些反对我们观点的人恨不得把词典里所有的贬义词都加在我们公友/觉醒人士/普通百姓身上，但他们从来不愿意民众就他们的观点或我们的观点进行一人一票的表决，而我们是从来愿意进行这样的表决的。这样各位就知道谁是自欺欺人，谁是真诚为民的了。凡是大部分赞成我们四项基本人权观点的人，我们相互称为公友/同志/觉醒人士/民.主人士/普通百姓，就象棋友，牌友，书友一样，不需要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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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友/同志/觉醒人士/民.主人士/普通百姓
刘蔚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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