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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核实古今谈 taodax 08-03-06 深圳 [历史演进的信息核实论] 1 信息核实的需求是人类向民主演化的动力 2 民主制度是高效的信息核实体系 信息核实的功能连蚂蚁都有,一只蚂蚁发现了食物,一会儿就会招来一群伙伴,连拉带拽地把食物运回家.一旦发现了外来的蚂蚁,便群起而攻之. 信息有以下五种: 1 数据, 2 图像, 3 事实, 3 观点, 4 知识, 信息核实的内容有: 1 判断是非的原则, 2 逻辑判断能力, 3 信息核实的方法, 4 诚信资本. 如果其中之一遭到破坏,信息核实的功能就被破坏,严重的甚至会引发强权的崩溃. 历史上愚蠢的例子有很多,最严重的几例有:赵高的指鹿为马,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和鸦片战争中的奕山骗道光. 赵高破坏的是“判断是非的原则”,继而丧失了他的“诚信资本”,在胡亥自杀后，赵高准备宣布登基时,文武百官竟皆低头不从;随后赵高终被子婴所杀. 周幽王为了博爱姬褒姒一笑,戏弄诸侯,违反了烽火信息的约定,也就丧失了他的“诚信资本”,在犬戎兵来进攻时,点燃烽火却叫不来援兵,周幽王逃跑中也被砍死. 奕山在广州战败,私下给英军赔款议和,然后向道光皇帝谎报战功.清朝的信息核实方法实在太差劲了.以致鸦片战争中的清廷官员和将领都可以对皇帝撒谎.之所以如此,学者易中天分析说,是在专制制度下,当时统治者沉浸在一种“天朝大国”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而我要补充说:从信息核实的角度看,专制制度的致命弱点是它的信息核实系统不行. 用“信息核实论”回看[万历十五年] 自从中华书局1982年5月出版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他提出的大历史观还原了常识和科学方法对历史的解释,使历史人物的困境在技术观点下加以观察,再与世界其它民族的历史对照,与历史发展的趋向对照,使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对今日国家处境的理解. 初读大历史时,这种跨越式的分析使我对历史有拨云见日之感,直到我现在研究环境与生态危机时,发现落后的“信息核实”是危机逐渐加重的症结,而这正是制度的内在因素.昨天重读《万历十五年》发现,黄仁宇先生已经把焦点放在了“数目字管理”,“财政核实”,“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等问题上: 以下摘自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 ---“整个国家可以以数目字管理”.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去鸦片战争尚有253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 ---“从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应该在读我书时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 --- “ *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结束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 links）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1689年革命后，普通法的法庭，更受首席法官的指示。以后与商人有关的案子，照商业习惯办理。这样一来，英国的内地及滨海、农村与工商业中心距离缩短，资金对流，实物经济变为金融经济，可以交换的条件（interchangeability）增多，分工较前繁复，所以整个国家可以以数目字管理。同时英国传统上又有司法独立及议会政治的沿革。这样一来，其高层机构及低层之间可以以最灵活的商业原则作联系。一时控制经济力量之雄厚及其效率之高大，世无其四。大英帝国因之称霸世界到好几个世纪。” 这些问题,都是一个社会最主要的“信息核实”的内容: 经济体系: 靠价格来传递供求信息,靠利润来衡量经济效率;(当苏联和毛泽东的试验打乱的价格体系,整个经济就趋于死火.) 法治体系: 从社会汇集的信息,凝聚成法律,(独裁者胡乱定的法律例外),为社会运转中的纠纷提供判明是非的标准,是司法的信息核实中的依据.(斯大林毛泽东蔑视法律,使整个社会陷入恐怖和混乱.) 高低层机构间制度性的联系: 依靠资金核算和法律规范,现代社会建立了制度化的报告、审议、辩论、听证会...,还有来自人民自由结社和舆论的监督.这些不都是信息核实吗?(大跃进-大饥荒不就是缺乏这种“制度性的联系”吗?) 而黄仁宇先生提到的英国1689年向现代化演进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国家可以“以数目字管理”,司法独立及议会政治使“其高层机构及低层之间可以以最灵活的商业原则作联系”,这样,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不就可以理解为“信息核实”制度的发展吗?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自序] 中说: “即是中国革命业已成功，全国已经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如果中国历史过去全靠自辟门径，今后则可以像太空的人造卫星一样，和其他人造卫星在空间联系，虽有所谓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差别，也无妨大局。” 资本主义是靠价格传递信息的经济制度,今天的中国和前苏联东欧集团国家都程度不同地走上了这条路. 难道是黄仁宇先生只局限性于“数目字管理国家”而未能看到“信息核实”的更宽广的图景吗? 中国的GDP漏算了环境生态健康成本.比如,2006年公布的国家“沙漠化”973项目研究成果《中国沙漠与沙漠化》报告中的重要数据:“沙漠化致年均经济损失逾4700亿”.可是国家林业局副局长祝列克1月24日在防治荒漠化国际会议闭幕式上说:“因土地沙化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五百多亿元人民币”.---两个数据相差近10倍. 由此可见,我们的“数目字上管理”只是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吧. 认识到了民主制度的本质是其高效的信息核实机制,种种假民主的设计也就原形毕露,而围绕着民主的神秘感和恐惧感就无法继续困扰我们了. 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举出几例来说明: 一 判断是非的原则 《万历十五年》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明朝最高的是非判断标准是孔孟之道 : "以抽象道德代替了法律"(P170,P209,三联版), "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道德问题", "使全部文官按照[四书]的教导...."(P94). "本朝的政治组织是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P195) 当时在皇帝之下管理着1100个县1.5亿人口的文官集团(2万名文官,2千京官,)这些官员,(特别是京官和110名监察御史),可以对皇帝和各级官员实行监督;他们竟然依靠孔孟的"长幼有序"的道理,靠反复奏请万历皇帝,迫使他放弃了废长立幼的企图. 当时的官民比例是1:7500,我们今天是1:28.(当时生产力太低,而现在是负担过重). 用[四书]的伦理来统一臣民的思想和精神,依靠文官集团和耆老士绅来管理人民,洪武皇帝朱元璋制定了俭朴行政的原则,"意在使行政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黄仁宇先生指出了一些明朝统治者的失误或无法超越的局限: 1 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断争端的根据.(p94) 2 没有法律上的程序可供参考以找到答案(p94) 3 首辅申时行,"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资遵循".(p127) 4 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p209) 5 地方官在处理刑事案件中,有时只能依靠情理上的推断来代替证据的不足.(p180) 6 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p172) ............ 7 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依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结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 宗教,伦理道德,法律,乡规民约,程序规定,...都是公共事务争端和辩论中的依据. 比如今天我们社会的许多问题,根源都在于架空了[宪法]第35条(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使我们看不到民办的媒体和出版社,听不到公开的辩论,许多事情辩不明是非,阳光照耀不到之处,就必然腐败丛生,任各种危机在暗中发展.其中环境与生态危机最为势不可挡. "判断是非的原则"是"信息核实"过程要考虑的第一项内容. 二 逻辑判断能力 《万历十五年》中讲到了几例人与事在逻辑上的缺陷: 1 职位相当于宰相的首辅申时行"懂得为臣之道.如果皇帝说他的问题在脚痒,首席大学士就一定要相信这问题在脚痒."(p57) 皇帝和最亲近的大臣之间的信息沟通尚且如此,缺少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2 "皇帝的力量带有宗教色彩,其神秘之处,就在于可以使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 (p117)这种粗放式的管理方式必然造成一些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皇权至上,谁也不许反抗;上行下效,问题却会越积越多;参政的人数太少,而文官集团具有"双重性格",名义为公,私下侵占百姓利益,腐败必然逐渐扩散开来. 3 "开国时理想和所提倡的风气与今天的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从开国之初时按"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为原则的文官集团,"缺少随着形势发展而作调整的能力",各种技术力量,诸如交通通讯、分析统计、调查研究、控制金融、发展生产等等则更为缺乏."(p105) 如果从现实的需求出发,就应该引起一系列的改革,但统治者由于制度上有内在的逻辑缺陷,而无法获得复杂社会的实际信息. 4 张居正的十年新政,其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这一文官制度受各种环境之累,做事缺乏条理....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p70) 5 大儒朱熹的思想有逻辑上的问题,"假借现实的形态以描写一种抽象的观念." "以类似之处代替逻辑".(p256) "他的结论已作出于观察之先,而且作出这些结论的也不是他自己,而是孔子和孟子." 从思想家到皇帝和大臣,不按逻辑设计制度,不按逻辑办事,看来在中国政治历史上源远流长,直到今天,一张假虎照,通过了县、省政府,省政协人大、国家林业厅,在诸多的监督机构眼皮下巍然屹立了近5个月了;尽管科学家和民众都给出了鉴定,但政府官员却不予承认,缺乏起码的逻辑性.回想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的悲惨历史,把"逻辑判断能力"单独列出一项,作为信息核实体系的内容,大概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比较罕见的吧? 三 信息核实的方法 以皇帝为中心,群臣所在的各机构掌握自己的权力和情报来进行工作.既为了皇帝的利益也为了自己的利益."君主专制和文官制度相辅相成."皇帝担心官员有腐败行为,官员也担心皇帝有越轨失德的异常作法. 网上有文描述明代皇帝对信息流的控制: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多疑的人，正是他的多疑，才在明时制定了一套算是完善的官员监督体系。除督察院及东西二厂外，还有一个六科廊房和一个通政司，六科廊房派出给事中到各部监督，将各部情事上报于皇上，从而让皇上能了解各部实情。通政司的行政职能与六科廊房多有交叉重复，做的也是下情上达的工作，只是通政司不派人常驻各部。利用职能的重复性，皇上就可以通过个部门上传的两份情报进行对比，加以判断真伪。 内阁这一新型中枢权力机构是明统治者的一个创造，其与以往的丞相府、“三省”或中书省不同，内阁大学士只对皇帝负责，只同皇帝发生工作关系，而不能与六部、都察院等其它行政权力机关直接沟通和联络，更不能指挥它们如何工作，因此明代的内阁大学士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执政大臣。 明朝设置内务府,其下12监,为首的是司礼监，有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皇帝口述的命令，再交内阁撰拟诏谕,由六部校对颁发，起牵制内阁的作用。司礼太监代皇帝“批红”，是在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政府机构的施政活动，以确保皇权的利益不受损害和侵犯，并防止任何违背皇帝意图的行为出现。 司礼监下有东厂,东厂下有锦衣卫.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 450多年前的司礼监经厂，居然有1200多人的印刷厂，而且分工细密，实在是当时世界出版印刷业上的奇观。” (以上引自百度百科) 《万历十五年》中有几个非常有趣的事例,说明了当时中国的信息核实的水平,看来官员之间的彼此争斗最让皇帝难搞清楚: 1 大兴县令责打了太常寺的乐舞生,被发交三司法(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问.东厂大下属机构镇抚司派出两名锦衣卫校尉旁听,却被刑部尚书借口阻拦.这引起了皇帝的震怒,刑部尚书只得向皇帝赔礼道歉.(p138) 2 管理东厂的宦官张鲸被检举受贿,皇帝只是对他口头训斥一番了事.于是廷臣进而参劾全部大学士来施加压力,还有一位下级官员上奏指责皇帝"想必也接受了他的贿赂".皇帝只好将张鲸免职. 3 大学士张居正在父亲去世后想按规定离京停职丁忧,万历皇帝不让,劝阻再三,"这些文书从文渊阁到宫内来回传递，距离不过一千米内外，但是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奏章或者朱批还都要送到午门的六科廊房发抄，使大小官员得以阅读原文，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 官员们不相信张居正请求离职丁忧的诚意,"翰林院的几十名官员请求吏部尚书张瀚和他们一起去到张居正的私邸向他当面提出劝告，想让张居正放弃伪装，离职丁忧。...还直接向万历参奏张居正。 而参张的官员一律受到严惩。倒张不遂的官员大批挂冠离职，北京城内还发现传单".朝廷的文武百官分成了拥张派和反张派,一直斗争到张居正死后.反张派终于使皇帝籍没了张居正的家,褫夺了他三个儿子的官职和他身前的太师头衔.(p24-42) 这应该是场文官们为了捍卫儒家原则、制约张居正而引发的冲突呢?还是众多文官们不满张居正的改革措施而借机向他进攻呢?恐怕连皇帝最后也搞不清楚.让皇帝不由得心恢意懒. 4 中央对很多边远县份的实际情况无法直接获知,只能依赖地方官的报告.这种文书从地方送达中枢就常常需要一个月。执笔者铺陈情事，动辄使用自古以来最为华丽的辞藻，可是他们却足不出户，所引用的统计资料也许已经一百年没有修订过。中枢的大厦坐落在无数含糊暧昧所叠砌的基础之上，...(p65) 5 以“责任”二字为交代。一个地区发生了问题，府县官自然责无旁贷。...凡是发生事故，中枢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已无关宏旨，上级总可以归罪于下级地方官。周密的调查既费周折，而如果受罚者又提出证据为自己辩护，如所出事情，在他到任之前滋生，或者其差错在于邻府邻县，或者由于上级指示错误，则法庭也无法结案。案悬不结，责任不明，必将破坏全部文官机构的规律，失去以后赏罚的标准。(p66) 6 邹元标在1577年得中进士，时年26岁。当时他还没有任何官职，然而根据圣贤的教导，他竟上书指出张居正的不肯丁忧的可耻可恶。这一封奏章使他在午门外受到廷杖，进士的头衔革去，降为士兵，流放于贵州的穷乡僻壤。一去5年，直到1583年冤案昭雪，他才被召回北京，任命为给事中，职司监察，穿上了绣有獬豸的袍服。此后屡次批评万历,使万历勃然震怒.万历的看法是，邹元标和其他诤谏者并非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这些人把正直当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 (p68-69) 7 我们所称为制度，往往只是一个理想。比如说，官方所用度量衡和民间所用的就有大小的不同。又比如，很多县份的耕地几个世纪都没有作过系统的丈量，其间有的增加，有的减少，甚至该地区的地形都有了改变，过去所定税粮数额，可能已与现在实际情形大相径庭。至于土地的所有权，经过几易其手的典押，有时也难以认清谁是真正的地主。(p71) 8 一个县官无法长期和成百成千以拖拉方式拒不纳粮的户主抗衡。旧税未清常常是新税之累，所以官方只好用种种名义把未收的部分减免，其后果就等于鼓励拖欠而拒不纳税。县官对欠税的户主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拘押一些人在官衙前拷打，以为其他欠税者戒。然而这些欠税人也另有对付的办法，他们可以贿赂衙役，雇佣一批乞丐代他们挨打，称为“倩人代杖”。(p71-72) 9 在名义上张居正是皇帝的顾问，并无决策和任免的权力。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他经常以私人函件的形式，授意于他亲信的总督巡抚，要他们如此如此地呈奏皇帝，然后他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票拟批准他自己的建议。为了鼓舞亲信，他有时还在函件上对他们的升迁作出暗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他自己作中心，另外形成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以补助正常行政机构之不及。这在旁人看来，就是上下其手；以气节自负的人，自更不愿向他低头，以免于趋附权势的讥讪。 (p73) 10 张居正既不能撇开文官集团而自起炉灶，他的所作所为也就无法避免矛盾。举一个例子说，他个人物质生活的奢华惹人议论至多。数年之前，小皇帝万历听说张先生要改建住宅，增修一座阁楼以便悬挂御笔，于是就亲自下令由内库拨发白银一千两以为资助。因为在小皇帝的心目中，他的老师官俸并不丰厚。但是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皇帝才听说北京张宅的增修费用，竟为白银一万两。(p74) 11 皇上要振作，当然是好事；然则他的动机却出于疑忌。这又增加了左右大臣职务上的危险性。申时行也很清楚地看到，在他前任8个首辅中，只有李春芳和张四维可谓能全始终，其他翟銮、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和张居正6人，或遭软禁，或受刑事处分，或死后仍被追究。表面看来，所有处分出自皇帝的旨意，其实所有案件，无一不产生于文官集团中的矛盾。首辅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或是个性太强而引起嫉妒和仇视。技术上的争端，一经发展，就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 (p78) 12 为什么张居正这样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这正如他同年王世贞所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P81) 13 就在这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他觉察到养虎将要贻患，就派兵征讨，但是师出不利。他认为失败的原因，在其部下开原道参政不照命令行事，而坚持其个人改剿为抚的主张。巡抚参劾这参政的奏折一到北京，被参者反而取得到了京中监察官的同情，他们又出来参劾这位主剿的巡抚。申时行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调停，建议皇帝视双方的互相参劾业已彼此对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于是这位酋长今后得以为所欲为，而且还能够继续利用本朝内外官员的不和来发展他自己的千秋大业，此是后话，也不在本书叙述范围之内。这位酋长并非别人，据当日记录称，他名叫努尔哈赤。若干年之后，他的庙号则为清太祖。(p134) 类似的例子遍及《万历十五年》全书,每个人都猜不透他人的心,因为大家都口不对心.官员们的心思都被消耗在这无尽的智力较量中去了,结帮成派,彼此攻击,文过饰非,使海瑞式的清官寥若晨星还遭受排挤.申时行一心要当和事佬,靠温和的政策,把外交手段用于内政,谁也不得罪,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用心极细;但是却在重要问题上出现了最大疏忽,---放过了开始积累实力的努尔哈赤! 在专制制度下,皇帝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而精心设计了情报系统,故意封锁信息以维持神秘感.明代的社会没有冲动和知识去建立测量和调查机构,去积累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为全社会正常运转的高效信息核实体系要再等100年,在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后才开始形成. 四 诚信资本 明代的皇帝那么费尽心机地设计了他的信息控制与核实系统,1949年毛泽东掌权后是更是登峰造极地把信息控制得牢牢的,让人民生活在尽管四周帝国主义强国环绕、但中国即将领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幻觉中. 万历皇帝始终也搞不清张居正是否真有意图谋反篡位;1603年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所施的反间计,以为袁崇焕谋反而将他处死的;同样,毛泽东把以前的战友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先后打为"反党集团"则说明他受制于彻底的怀疑狂;现在人们是否已经看清历史的教训--因为[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提供了初步的信息核实必备条件,所以它才是长治久安的保证? 和事佬申时行自得其乐地沉迷于政治平衡游戏,却放过了努尔哈赤正在崛起的迹象。周恩来应和着毛泽东独裁式的幻想,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中国和世界的差距迅速拉大.今天是谁、如何忽略了拉尼娜的预警导致雪灾重创中国?,猪蓝耳病是如何在暗中蔓延导致猪价暴涨而触发通货膨胀?还有什么危机在暗中潜伏和发展着? 产生于落后的制度混沌不明的信息,导致了政策失败,引发了诚信危机,加大了人们交往的成本,更增加了施政的难度,使国家陷入恶性循环.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了美洲。 1543年,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创立了日心说. 1582年,弗兰西斯．培根取得了律师资格，158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607年被任命为副检察长，1613年被委任为首席检察官，1617年提升为掌玺大臣，1620年发表《新工具》,马克思称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第一个提出“知识 就是力量”的人。罗素尊称培根为“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 一场知识革命正在欧洲兴起,1603年在罗马成立了欧洲最早的学院--猞猁学院,其中的成员有伽利略.知识界(科学界)是现代信息核实体系的重要部分之一. 1641年英国议会废除了专门审理对国王和政府"政治诽谤"案的"星座法院",首次实现了报刊书籍的自由出版. 1644年弥尔顿出版了[论出版自由]. ..... 这波现代信息核实体系的巨浪在400年间席卷了全球,现在已经到达了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在人为因素使环境和生态危机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及时地来救我们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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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8 14: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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