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传崔永元发飚：“我们的电视台是全世界最脏的”
网传崔永元发飚：“我们的电视台是全世界最脏的”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
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
《超级女声》的那些评委一塌煳涂
人物周刊：先求证一下，“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确实是你说的吗？
崔永元：那天通知我去开一个播音员和主持人的会，去了后看到标题，才知道是《抵制庸俗化》。这个会我可以参加，我有话要说，我也想听听别人的说法。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时统宇说的，他是很有名的媒介研究者。他讲这话时，既有前提，又有论据，而不是喊口号。我说不是我说的，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我是坚决同意他的这一说法的，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场合正式说这话：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没有问题。
时统宇准确的意思是片面追求收视率会造成很坏很坏的影响，他说之所以出现电视节目低俗化，是收视率闹的鬼，所以“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说这话时，我注意到现场有很多记者，大概20多家媒体，他们在那儿聊天，发短信，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听，当时我就想，可能会出问题。
那天两个人的发言最精彩，一个是时统宇，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尹鸿，他们的发言对我们从业者是最有帮助的，但是后来的报道几乎没有他们的声音，都是我和李咏、朱军的。这就是媒体的问题了。多万恶啊你说，一个很好的学术研讨活动，那么多明确的、清晰的、真实的观点，最后给描述成一个批判会、批斗会，这不万恶吗？非常万恶。
人物周刊：你觉得《超级女声》庸俗吗？
崔永元：那天时统宇也只说了一句：《超级女声》这样庸俗的节目，对电视节目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我记得大意如此。为什么不利，他没有解释，因为当时会议快结束了。在我、朱军、李咏3个人的发言中，好像我跟朱军提了，李咏没有提。我提的是，比如央视十套《人物》、《探索·发现》这样的节目，它的收视率是没法跟《超级女声》比较的，在那之前我还有很长的铺垫，讲什么是公共电视，什么是商业电视。我认为我那天的发言真的非常好，是我人生发言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笑），但是都给写成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大概过了五六天，好几个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老攻击《超级女声》呀？我就回想我怎么攻击《超级女声》了，可能性很小啊，因为我都没有看过《超级女声》，我从来没有看过《超级女声》。
人物周刊：你没说过《超级女声》庸俗？
崔永元 ：我当时就是说，像《人物》、《探索·发现》跟《超级女声》这样的娱乐节目做收视率比较是不公平的。《超级女声》无疑是娱乐节目，严肃节目和娱乐节目是没法比收视率的。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节目收视率的。比如《焦点访谈》和《新闻联播》。对全世界的电视台而言，晚间7点到9点档，都是高收视率时间（中央台的广告收入绝大部分是 7点到9点挣的，而且都是一套节目挣的，其他那么多频道，那么多时间挣不了几个钱）。如果你把《焦点访谈》安排到凌晨1点半，它再尖锐也没有现在这个收视率，这是毫无疑问的。离黄金时间越近，你的收视率就越高。
人物周刊：你后来仔细看过《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人家老说我骂《超级女声》，后来我就看了10分钟。这个时候不能退，男人不能退啊，不能说“我没骂过《超级女声》，对不起我特别喜欢《超级女声》”，我才不是那种人呢。我看了10分钟，确实不好，节目不好，就可以骂，没有问题。
我觉得那些女孩想唱歌想表演，青春活力，特别可爱，但那些评委一塌煳涂，我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资格坐在那儿指手划脚。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你可以告诉她们应该怎样；为了活跃气氛，你也可以开些善意的玩笑，作为娱乐节目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在说什么呢？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侮辱人家，甚至有评委说你多看她两眼就会爱上她。下面观众哄声四起，我认为非常恶心。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个话呢！
又回到了我在会上发言的话题：什么叫公共电视？什么叫商业电视？我认为目前中国所有的电视都是公共电视。公共电视就是一个公共平台，收看不受限制，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看。电视机前还有很多不接受《超级女声》理念的人，包括孩子，他会问为什么看两眼就会爱上这个姐姐呢，爱上是什么意思呢。
国外这种纯商业节目，都有个告知的义务，你愿不愿意参加？如果愿意，你可能遇到如下问题，这个节目将给你带来什么后果。参与者要有知情权，甚至要签合同。在做《实话实说》时，我们也没有规范，不签文本什么的，但是我们都会告知。很多人第一次上电视，可能不清楚媒介的力量。在国外，这是用法律界定的，比如BBC，我们国内是靠道德。显而易见，《超级女声》连这个都没做，那些评委想说什么他们自己都不清楚。
人物周刊：一定要在区分了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之后，才能讨论《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一定要这样，否则《超级女声》的事儿永远说不明白。公共电视，它有非常严格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教育。我们看到“教育”这两个字时很刺眼，因为中国观众现在最烦的就是“教育”，说你教育谁啊，你就让我们高兴就行了。但是国外的公共电视起的就是教育作用，宣传民族传统、民族文化，表述各党派政策，不做评论，他就干这个事，服务人民。
我们这儿没人研究商业电视，为什么？因为商业电视不用研究，商业电视和任何商品的销售都是一样的，就算投入产出，就算利益最大化，只要能多挣到钱，又不被人抓到尾巴，那就是商业上最大的成功。卖衬衫是这样，卖袜子是这样，卖电视节目也是这样。回过头来说《超级女声》，如果它是商业电视台的一个商业节目，任何人都不要说三道四，管得着吗？卖得好就是好；如果它是公共电视平台播出的一个节目，那就不止骂，必须要封掉。
人物周刊：我们国家现在没有这样的区分。
崔永元：对，那天讨论会我说的就是这个事：为什么严肃节目收视率低会被攻击？娱乐节目收视率高会被攻击？弄得电视人没法做。我认为我们首要的工作是把电视台划分出来，分清楚谁是公共电视台，谁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有没有公共电视台？有没有商业电视台？比如中央电视台，我们都认为它是公共电视台，但是它的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这叫什么公共电视台呢？你说它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想做很多挣钱的节目，没人同意我们做，得台里立项，上级批准才可以，哪有商业电视台是这样运行的呢？在体制不理清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做严肃节目，还是做娱乐节目，都会面临种种困惑。我当时希望解决的是这个问题，被媒体描述成我攻击《超级女声》。
人物周刊：你不承认《超级女声》有非常高的收视率？
崔永元：我不承认。如果说它收视率高，你一定要把最科学的数据拿给我。我去过日本，我专门看过它的调查公司，日本人口1亿多，它的收视仪有一万一千个，一万一千个收视仪！我们也做过测试。而我们的样本采集少则500个，多则2000个，用这么少的采集量来推论十几亿人口的收视口味和收视率！既然大家觉得收视率重要，就要花力气去做，一边觉得它重要，一边又不用科学态度，对不起电视制作人，也对不起观众啊！
人物周刊：好像有数不清的人在看《超级女声》，你不怕你这样的批评是“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吗？
崔永元：我不怕，首先我不觉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件坏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党代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只有这个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我对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评述，将来终有一天会证明我说的是对的，这不是《超级女声》节目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体制问题。其实我也为《超级女声》的操作者鸣不平，因为在本土将一个外来的商业概念实验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
人物周刊：不容置疑的是大家都在谈论《超级女声》。大众的喜好有那么可恨吗？
崔永元：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超级女声》很好看，所以街谈巷议都是这个话题；第二，是《超级女声》操作过程中出现的事情多，议题操作得多。
比如说我投资5万块钱，就可以让《电影传奇》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为什么？只要崔永元在拍摄《电影传奇》的过程中，每两天出一个绯闻，那《电影传奇》就是街谈巷议的议题。这些东西是可以操作的，没有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央视栏目的生存是否也是靠收视率决定？
崔永元：如果你问主管领导，他们都说不是，有观众评价，领导评价，还有成本回收是否成比例等等。他们说很多，但是节目制作者感受到的，只是收视率。收视率低，你就没有什么资格说话。
我反对的是公共电视庸俗化
人物周刊：你是否给电视赋予了太多的社会责任？也许大家今天更需要的是开心和娱乐。
崔永元：我女儿快9岁了，看到我天天这么难受，她也不是很开心。我不在家时，她在看美国、日本动画片，我回家了，她说，哎呀爸爸回来了，咱们看爸爸喜欢的节目吧。那天晚上国家地理频道连续播放了两个纪录片，其中一个讲海洛因，讲美国毒品市场的演变过程。这是个非常严肃的节目，又用了非常好看的方式，但看这个节目时，我女儿又说爸爸咱们不看这个行吗？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很多血腥场面，贩毒、杀人、毒瘾发作，她受不了。一个严肃电视台的严肃节目里都有孩子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镜头，何况商业电视，那种无节制的所谓娱乐？
人物周刊：前几年你就开始炮轰中国电视节目的庸俗化了，现在看来，我们的电视节目是更庸俗了，还是相反？
崔永元：越来越多了，不可抑制，庸俗到头了，要复苏了，很可能向严肃这个方向复苏，如果复苏不了，就会往荒诞这个方向走了，已经到头了。我没反对庸俗化，大家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再明确表述一下，我是反对公共电视庸俗化。现在大家都不界定清楚，所以老瞎争，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做商业电视，我只会考虑市场效应，不会考虑其他事情的。如果这个前提不解释清楚，我觉得大家永远是乱打一气，一点意义都没有，对谁都不公平。
人物周刊：你觉得电视节目的庸俗到头了，你能举个例子吗？《超级女声》可以作为例子吗？
崔永元：说实在的，我就看了10分钟，我还不敢说它是最庸俗的。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在做谈话节目，采访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现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出来后他跟我说，这傻B真配合今天。我说过，有些人根本不配当主持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人格。但是观众看不到这些，比如，策划会上有人会说，这丫呢，挺聪明的，咱们得找点招，弄弄丫，设点圈套，这叫策划会。讨论会上又有人说，这种傻B以后不要让他来了，找他又费劲又不讨好，还不如做做流行歌星什么的呢。做流行歌星时，会跟他的经纪人谈，经纪人说你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他说行，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点钱，如果你给我们节目组5万块钱，我们还可以在现场推销一下你的唱片。好多好多，我下次再乱说时，我就给你揭行业黑幕：一个电视节目是怎么做出来的！一部电影的票房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都有数据和证据。我在看这个节目时，他（那个主持人）在哭，我就呕吐。真恶心，太恶心了！观众不知道，全蒙在鼓里，大家所说的人民，被他们像傻B一样对待，你知道吗？我们心里怎么能踏实呢？
人物周刊：这是你绝对不能容忍的？
崔永元：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尤其是谈话节目主持人，他的节目的人格，节目组的人格和这个主持人的人格应该是统一的。尤其是节目是好的人格，他是坏的人格，这是不能接受的。
人物周刊：可以用你的这个标准衡量央视吗？
崔永元：在央视就不要提这样的要求，奢望。
人物周刊：在哪儿能用这样的标准呢？
崔永元：到哪也不要提这样的要求。BBC，NHK，也许可以，但他们也有问题，只是比我们好得多。科学家贩卖人口，博士剽窃别人的论文……我确实是悲观的，我已经无数次重复我的悲观了。
人物周刊：节目是否低俗，标准是什么？应该由谁来制定这个标准呢？
崔永元：如果是公共电视，这个标准是可以制定的，我给你准备了些资料，你可以看，非常清楚，什么是低俗，制定得非常明确。商业电视的标准无法界定，比如花花公子台，我们怎么能评价哪个节目好呢？做爱时间长，姿势多，就是好节目吗？《超级女声》该用哪个标准呢？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湖南卫视是商业电视台，还是公共电视台。
人物周刊：我们经常听到一种逻辑，说一个孩子因为看了电视，开始学做坏事了，这是电视人的某种自大吗？
崔永元：绝对不是。以低级趣味博取收视率，绝对不是公共电视的发展方向，势必会造成恶果，如果我们假定国内所有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的话。因为已经有一些案例出现了。即便在公共场合讨论这个问题，也有人反驳我，说那只是极个别的现象，整个社会还是平稳的，没有因为电视受那么大的影响。我非常反对这种说法。我知道对社会来说，它只是极个别现象，但对这个家庭这个人来说却是灭顶之灾。中国的看客太多了。很多人都说，不就是一个孩子自杀吗，那又怎样？你想没想过，如果他是你的孩子呢？你不会觉得问题非常大吗？所以对公共电视应该有极高的要求。
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
人物周刊：《手机》“事件”后，你一直没有接受媒体采访？
崔永元：大概一年了吧，我把手机什么的全换了，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媒体知道我的手机号，大概只有三个记者知道吧，即使这样，还是经常看到对我的“采访”：情况可能分两种，一是他（她）从别人的采访里编一些，这个还说得过去，起码是你的意思；有的就是瞎编，根本没这事儿，也没给我打过电话，没提过这问题，我也没有回答过，就编出一整篇“报道”来。
人物周刊：你说的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区分，是不是有点像电影的分级制？
崔永元 ：当时我批评冯小刚的《手机》，也是类似的讨论，我认为是一次非常平心静气的讨论，最后就被媒体渲染成人身攻击，当时我真是焦头烂额，非常难受，因为我的意思被无限曲解了，完全变成一个小心眼的人，特别没有意思。我以前也说过这个看法，作为3级片来看，《手机》太差了，该脱不脱，该上床也不上床，那叫什么玩意？作为无限制级播放的电影，它也有问题，里面已经有性暗示等等，那是不行的。我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现在电影局在酝酿电影分级制，这就是进步。到那时候，我会大摇大摆地到电影院去看我该死了，你谁也说不着我什么，社会允许。
人物周刊：即使过去这么久，我还是很想知道，你当时那么愤怒是因为“严守一”影射了你吗？
崔永元：那次我主要针对的是电影的分级制度。我当时说了，崔永元的生活可以比这个更糜烂，可以比这个更龌龊，但是艺术家没有权利把它搬上银幕，这是我的原话。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活品性可以是堕落的，但是影视作品、公共作品，要对受众负责，尤其是电影还没有分级，男女老少都买票去看的时候，不能这样做。我觉得那部电影是在美化婚外恋。
人物周刊：你还是认为《手机》对你来说是个凶险的圈套？
崔永元：起码让我看到冯小刚的为人。我后来就跟他没有接触，我对他的评价还停留在《手机》之前跟他的接触上。比如他请我到他家，给我包饺子，说想拍一个主持人题材的电影，不知道主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希望我给他提供一些好素材。我问他拍的是什么电影，他说是喜剧片。后来我把自己工作中的一些苦恼啊什么的都讲给他了，他当时咬着手指头听，上映前一周我们俩还坐一块吃饭，他说你看吧，你肯定喜欢这个电影。他给我讲了这个电影的故事，把脏的部分去掉了。为什么？他心虚，没说。等到电影出来我才看到，连那个主持人的接班人，都是他的情人。所以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和晶是个弱女子，我好歹还是个男子汉啊，我不拍案而起，谁拍案而起呢？既然说了，就说个明白，所以冯小刚的为人，电影分级制度，影视文化的价值取向全谈了，但是后来媒体描述出来的是一场人身攻击。
人物周刊：之后你没有和冯小刚再聊过？
崔永元：没有，他在报纸上说过一段话，但是我不记恨他，因为我不相信报纸。我说文艺作品起码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孩子，你不管其他的人，你得管自己家里的人吧。然后冯小刚说，崔永元说，一个作品要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孩子，这不是我对作品的要求。我说，MD，这人禽兽不如，连自己父母孩子都不顾忌，哪还能顾忌别人！真是禽兽不如！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对此发表言论？我不敢相信这是他说的，有可能是记者杜撰的，对吧。
人物周刊：当时大家都很明显地感觉到你的愤怒。
崔永元：愤怒，非常愤怒。后来我还看了一些影片，比这个还要脏，还要恶心，特别特别恶心。社会在进步，为什么影视却不断堕落呢？社会往前走，他们往后走，我当然愤怒了。可以说，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手机》也吃了没有分级的亏，如果有分级制，就敢拍露骨的镜头了，对票房大有好处。
人物周刊：国外影视作品也有影射或者直接批评名人甚至总统的，比如《9?11》，你怎么看？
崔永元：要看有没有法律保障。在那之前我还打过一个官司，维护自己的名誉权和肖像权，那官司打得也是一塌煳涂，让我体验到了司法的腐败。
人物周刊：名誉权的案子你赢了吗？
崔永元：赢了。但是他们挣了3000万，赔了我10万，你觉得我赢了吗？这个案子一个礼拜就可以结案，用了3年，你认为我赢了吗？
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人物周刊：你离开《实话实说》，和失眠抑郁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节目话题面临瓶颈，越来越脱离现实、不痛不痒吧？
崔永元：对，非常对。这说明我们当时多么浅薄，认为我们已经引领了时代话语的风潮。我做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自己退下来。
人物周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崔永元：对，根本不是实话实说，这里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个人能力微不足道，无法逆转，我们可以容忍《实话实说》说得不是那么精彩，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人物周刊：你离开《实话实说》后，收视率一路下跌，仅仅是因为主持人的原因？
崔永元：没有人能证明它的收视率一路下跌，我主持时用的是日历卡调查方式，现在是收视仪，两种不同的统计方式，无法比较。
人物周刊：但总体的印象是，《实话实说》不怎么好看了。
崔永元： 一方面，这样评价和晶、阿忆非常不公平。现在的《实话实说》是在近200个同类型的节目里竞争，而我主持时，只有一两个；另一方面，我也认为他们做得确实不如我。昨天我还跟和晶讨论这个问题，她说有一个观点认为崔永元做的《实话实说》就是有意思，和晶的呢，则过分强调意义，所以就不好看了，没意思了。她问我，“你是这么做的吗？”我说，“不对，和晶。用‘有意思’的方式表达‘意义’，当然是最完美的方式，如果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应该把意义放在前面，把有意思放在后面。”她说她明白了，也接受了。和晶目前的节目可能在“意思”方面欠缺一些，但“意义”方面肯定没有什么减弱。
人物周刊：能具体评价一下和晶的表现吗？
崔永元：女主持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矫揉造作，辽宁的黑龙江的，都说香港话，和晶没有，不浓妆艳抹，得体，值得赞赏。还有一点，她的心理素质特别好，跟我不一样，我那时像惊弓之鸟，听到非议会紧张，她应对自如，她根本不在乎这些声音，她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呢，这是她的优点，是我不具备的。
人物周刊：缺点呢？
崔永元：她生活中就是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严肃的人，不爱开玩笑，可能大家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大家习惯了在《实话实说》中有意思地探讨话题，如果不叫《实话实说》，改个名字，大家可能一下就接受了。
人物周刊：你给她的主持打多少分？
崔永元：在女主持人里可以打80分以上。
人物周刊：在《实话实说》里呢？
崔永元：勉强及格。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阿忆？
崔永元：阿忆不及格。阿忆是个特别好的人，我们很熟悉，他的文笔非常好，学识比我高，我很喜欢看他的文章，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阿忆的学识在主持节目时显露不了呢？阿忆可能不适合做主持人，他就适合做学者，写文章，做学问，给学生讲课，当他面对镜头，还要化妆吹头发，这些可能彻底摧毁他的自信心。我觉得生活中的阿忆是100分，镜头前30分都不到，差异很大。
我跟阿忆开玩笑说，你看这本书我看3页，我能发挥出5页的内容，你看100页，但你连个前言都说不上来。人和人有区别，他在口头表达能力上可能有点欠缺。还有一点不好，就是他极力希望做到有意思。生活中他不是个特别爱开玩笑的人，很严谨，电视机前非要开玩笑，可能节奏就很难掌握。
人物周刊：你现在做的《电影传奇》很接近你的理想吗？
崔永元：《电影传奇》特别近，它离我的理想特别近，只是不被市场认可，大家不觉得它是个好节目，这是个问题。《实话实说》人民认为它是个好节目，但是我觉得它离人民越来越远，我每做一期就觉得离我的理想又远了一步，这也是我自己不能接受的。
《电影传奇》就是干事，因为没有人愿意干这个，费力不讨好。中国电影100年，我们有多少关于100年的资料呢？我们采访了1000多位电影人，其中几十位现在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再也没有他们自己的影像资料了，等到中国电影150年、200年时，只能到我们这儿来找到他们的资料了。我跟我的伙伴们说，咱们不功利，咱们做一个资料收集，采访每个人都是从他记事开始谈起的，说的跟电影毫无关系，但是我们把它完整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对整个中国电影史是有意义的。但是把自己累得半死，也挣不了钱，不盈利，也没人说这个节目受欢迎。我也可以做《超级女声》呀，我要去做主持比他们主持棒多了，我有这份自信。
现在这个节目已经被中国电影博物馆收为馆藏作品了。据我所知，这是电影博物馆惟一的电视作品，这就说明了它的史料价值。现在，起码电影圈的老人，天天都在鼓励我，每次我见到他们，都像摸自己儿子似的摸我的脑袋，说小崔，你干了一件好事，你帮我们干了一件好事，这应该是我们电影人自己干的，让你给做了，我们得感谢你。他们对我特别好，还给我寄吃的，寄治病的药，我特别感动。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在《电影传奇》里的演技如何？
崔永元：我很敬业，但演技根本不值一提，我哪有什么演技呀？
人物周刊：《实话实说》、《小崔说事》、《电影传奇》，你怎样评价自己在3个节目中的表现？
崔永元 ：《小崔说事》就不评价了，不值一提，挺随手的，好像少年时候练过武，老年了再比划两下，这么回事。《电影传奇》非常伟大，将来总会有人写它一笔的，它为百年电影做出了贡献，真的可以这么说，一点都不觉得脸红，也不愧疚。
《实话实说》了不起，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谈话节目方式，但是美中不足的，它是模仿，实际上学的是美国《脱口秀》。《电影传奇》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是我们自己的发明。《实话实说》顶峰时，我特别有成就感，觉得自己真了不起，我是中国第一号男主持人，后来才发现这个想法非常非常愚蠢，那只是在我们通往理想的过程中非常艰难地迈了一步，就误以为自己成功了，现在想来真幼稚，还没到青春期呢。实话说，《电影传奇》真是让我有成就感。
人物周刊：你说过希望自己心态调整好了后，再杀回去做个严肃节目，是什么类型的节目？
崔永元：读书节目。《电影传奇》很严肃，准备做4年，现在已经做好3年的量了，很快就可以全部完成。我们还打算做《歌曲传奇》系列，但也不一定能延续下去，因为这是个商业项目，台里不投资的，很有可能没有人愿意投资，或者没有人愿意购买，就夭折了。
人物周刊：这个读书节目做成的可能性大吗？
崔永元：现在几乎都没有可能了，因为那时候严肃节目还有生存空间，有人喜欢看娱乐的，有人喜欢看严肃的，尤其是40岁以上的受众群。现在是娱乐节目通吃，上到99，下到刚会走，大家都喜欢了，全民娱乐。
人物周刊：你希望自己做主持人做到什么时候？你会以什么方式告别这个舞台？
崔永元：随时可以不做。我希望我做的永远是高品位、高格调的节目。但是如果电视台不需要，那我掉头便走。
人物周刊：人民可能不答应啊？
崔永元：做《实话实说》时人民把我捧上了天，我也没乐晕了头，对吧，现在又有人说我“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所以我就从来没在意“人民”这个概念，哪有人民呀，没有人民呀，只有甲、乙、丙、丁，张三、李四这些具体个体，我希望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我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你听到过的对你最恶毒的评价是什么？
崔永元：骂我的很多，最恶毒的评价是，这小子会玩，既炒作自己，还不露痕迹，显得很有学问，很有修养，很宽容，这是对我最大的伤害。真的，骂别的，比如他长得难看，没有一个女人会喜欢；他早点死，死得越早越好，他怎么还不死，他老说自己要自杀，怎么还不自杀啊，快点啊——这些我经常听到，我根本不在乎，但是刚才那个评论，我认为是最狠的，也可能说到了我的痛处吧。（笑）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是一个优秀主持人吗？
崔永元：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不为自己担忧吗？
崔永元 ：我不担忧。我不说我难受，所以我就说，更多的时候是媒体曲解了我的意思，他们为了制造轰动效应，故意把我的语言妖魔化了。
人物周刊：有没有拍错的时候？
崔永元：我没有拍错过，都是媒体给我拍错的。我最近见到一些大画家、大作家，他们都劝我不要这样，他们说，哎呀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不要老站起来说话。我理解的意思，是他们觉得我根本没有那种学识，话说多了，漏洞百出，被人揪着尾巴多难受啊。
也可能是他们也堕落成那样的人了，觉得洁身自好就是好的了，不用再拍案而起。有段时间我对网络陷入了困惑，只看到了它的负面效应，觉得它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任，后来我看了《南方周末》对鄢烈山的采访，茅塞顿开。他没有说BBS一句坏话，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他说这是个公开的论坛，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智慧。记者接着问他，那你的杂文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他说我们的社会还是需要有逻辑思维的、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我看完后特别高兴，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排斥BBS这种新兴的方式，但是这个社会确实需要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
崔永元：我每天晚上都非常难受，特别孤独，寂寞。我都无法跟你形容我的难受，经常晚上9点就躺在床上，到第二天早晨7点还没有入睡。我老在想这些事，想不通，想不明白：以前有那么多拍案而起的人，现在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我知道崔永元无法跟他们比，这个时代有可以跟他们比肩的人，做人做事都无可挑剔，但是他们都在洁身自好，我见过很多很多，他们不愿意站出来对这个社会负责任。
人物周刊：一个正人君子，一定得要求别人也是正人君子吗？
崔永元：大概就是有病，只能说是有病了。我其实只是希望从业人员要有职业道德，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其他的真的没要求了。
人物周刊：你希望中的自己，希望中的别人，希望中的外界社会，有没有点乌托邦色彩？
崔永元：我才不认为那个是乌托邦世界呢，我认为那是美好的世界，我相信有这样的地方。比如我带我女儿去朗布拉邦（音），老挝一个城市，那地方非常非常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让人特别感动。回来我就想，什么叫文明？什么叫发达？是不是纽约就叫文明？华盛顿就叫发达？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大概就叫文明吧。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你对别人的那些要求了吗？
崔永元：对，我就能做到绑票不撕票，收了红包不塞纱布。主持人请人家来做节目，人家好好配合你，你别背地里骂人家，我就这个要求，这个要求高吗？
人物周刊：你老站出来说话，你的家人怎么看呢？
崔永元：我的家人也觉得我像个疯子，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讲像个疯狗，见什么都要咬一口。看电视时在骂，看报纸也在骂。比如前些日子黎莉莉去世了，那是个对中国电影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人，报纸上连个豆腐块都不愿意给她，把那么大的篇幅给王菲(专题)、李亚鹏(专题)、《七剑》。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起码是个文化不高的社会。
人物周刊：医生建议你换个轻松的、不需要太多责任的职业，你觉得自己可以离开吗？
崔永元：当然可以，这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这个行业？
人物周刊：但现在你还是在干这一行。
崔永元：我能做什么呢？我没有别的手艺啊。比如我想过做房地产，那样可以挣很多很多钱，那时候崔永元是个商人，在商言商，我就挣钱，你管得着吗？但是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我又不能容忍，就没法去；也有一些企业找我做形象大使，推荐这个药那个保健品，干那么三五档就够这辈子花了。但这东西行吗？真是虎骨做的，蚂蚁泡的吗？我会跟人较真，一较真就会露馅，然后心里又不平衡，所以简直是没法选择，非得坏了良心。我要坏了良心，我就不要换职业，我就可以在这个圈子里如鱼得水，我水平比他们高，这我知道。
分享 《实话实说》当然不好看啦！——名不副实嘛！！！！！！！！！崔是在黑暗里倘佯久了，渴望一线光明，终于良心未泯呀！！！！！！！！ 崔永元：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尤其是谈话节目主持人，他的节目的人格，节目组的人格和这个主持人的人格应该是统一的。尤其是节目是好的人格，他是坏的人格，这是不能接受的。
人物周刊：可以用你的这个标准衡量央视吗？
崔永元：在央视就不要提这样的要求，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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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这个社会太二，我不跟了！(图）
崔永元：这个社会太二，我不跟了！核心提示：他觉得这个民族经过了漫长的五千年，却基本还在一个“混”的状态，“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他举例子，“比方说犯错误，犯错误也应该有点自主创新吧，你不能老犯别人犯过的错误。前面有一矿难，你又来一矿难，这有意思吗？我们把人的生命尊严放在一边不提，只说矿难这一件事，都没劲。我们看到身边的人，包括管理我们的人，他们犯的错误通常都是元朝、明朝、清朝、中华民国就犯过的，还在接着犯，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多年来对历史的淡漠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歪曲造成的。”
在主持人身份之外，崔永元做的事情更接近于个人理想化的尝试：8年时间，采访3500个老人，收集口述历史影像300万分钟，纪录影像300万分钟。他制作的纪录片《我的抗战》将在央视播出，这在他庞大的影像资料中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人们记得2002年的崔永元，是因为他在抑郁症与失眠的困扰中突然离开了《实话实说》。吃了两大箱子的西药、中药，病好了，回不回去？他选择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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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做《实话实说》非常偶然，他们找不到好人。我比他们找到的人多少强一点，就我做了。我做了六年半。在做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好人。但是我发现从九六年到零二年这六年半，我要和好人告别了。因为当你在场面上做事，你必然要应对或者应付。你得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得会写报告，你得会回答你的上级、你的同级、你的对手的质问。我发现我的为人越来越圆滑，已经跟我做人和我父母对我的要求越来越远了。”
也就在2002年，他开始筹划做些其它的事。“我的心理医生说你喜欢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想到了电影，还有历史。
随后在央视播了五年半的《电影传奇》，是从小痴迷电影的崔永元转向口述历史采集者的开始，“为了做节目同时要采访老艺术家，很快，两三个月后我们就觉得原来的采访方式不行了。采访我们当时很功利，这个导演拍过哪几部电影，演员演过什么，够节目用就行了。但是他们坐在摄像机前实际上滔滔不绝，讲很多与电影相关或者无关、完全是自己人生经历的事情，特别打动我们，我们忽然觉得其实它是历史，而且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电影的历史，它是人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历史。”采访的时间越来越长，为做节目15分钟就可完成的任务，崔永元却让老人们撒开了讲，讲他所经历的时代，历史事件，以及风暴，“我们开始学习口述历史搜集的方法、分类、考证方式，整个团队陷了进去。这是一个很大的深坑，本来5块钱能干成的事，一下变成5000块钱了。”
八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经采访了3500个人，其中大部分年龄超过了80岁，90岁、100岁的大有人在，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300万分钟，纪录影像300万分钟，历史老照片超过300万张——数字还在不断更新，因为采访每天都在继续。
如果有孔子的采访，谁还听于丹心得？
他成立了一个公司，叫“清澈泉”，原来是在央视的体制下做“制播分离”的尝试，做了《我的长征》、《小崔说事》，渐渐的却整个重心都转向了口述历史采集、整理。2008年他们成立了四个采访小组，分别做电影、战争与回忆、外交与留学、共和国发展史方面的口述历史采集；今年，一个新的方向已经开辟：民营企业家口述史；崔永元希望队伍还能壮大，每天能有20个小组同时采访。
花了一亿两千万，“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这就是清澈泉。所有的款都是我和我的团队厚着脸皮筹来的。”他们建立了实体的资料室与在线的数据库，做完采访，再做笔录，一校二校三校，当事人校，所有文本、影像、相关书籍照片、老杂志的扫描都录入系统，“这些资料不仅是对我们有用，未来的研究者、历史爱好者都能很方便地查询”。小崔的理想是，建一个口述历史博物馆，人们登记证件便能进馆查询、借阅，“学生们能写出很好的论文”。
他做了很多似乎应该由研究所来做的事：从日本搜集各种侵华战争时期出版的老画册；重金从美国购买回五十分钟的滇西抗战影像；一些重要的历史亲历者，他们愿意花一两年时间去说服他接受采访，即使这些资料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都未必能够公开。
崔永元把他们做的事比喻成“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后还能跟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于丹论语心得为什么火？是因为没有孔子的采访。如果《见证·影像志》一天一集孔子的采访，谁还听论语心得啊。《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了。我们做口述历史就是直接听孔子说，然后你发表心得，别听别人心得了。我们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
他觉得这个民族经过了漫长的五千年，却基本还在一个“混”的状态，“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他举例子，“比方说犯错误，犯错误也应该有点自主创新吧，你不能老犯别人犯过的错误。前面有一矿难，你又来一矿难，这有意思吗？我们把人的生命尊严放在一边不提，只说矿难这一件事，都没劲。我们看到身边的人，包括管理我们的人，他们犯的错误通常都是元朝、明朝、清朝、中华民国就犯过的，还在接着犯，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多年来对历史的淡漠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歪曲造成的。”
听爷爷奶奶讲过去的故事
一切并不顺利。这个月起，清澈泉要停发工资了－－实际上，崔永元自己以及部分高层管理者的工资已经停发了两个月。
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那天，公司正在“分家”。崔永元说最近挺苦恼，“因为我的团队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我，甚至很大一部分人都不理解我”。公司里很多80后，平时他们管崔永元叫崔桑、领导、小崔、崔大爷，而崔永元谈起同事喜欢说“那些孩子们”。“那些孩子们说，如果咱不做口述历史呢？如果咱做电视剧呢？咱做电影呢？哪会发不出工资来啊，只会一年比一年挣得多。”崔永元和其他创立者决定把公司分了，一分为三，各干各的，“有专门做实业的公司，有专门做电影电视剧的公司，然后我这清澈泉公司只做口述历史不做别的。所有的员工自由选择。我不要逼着你天天跟我做历史，你看着我的面子还不好意思说你不喜欢，实际上你真的不喜欢。”
为了多少回收一些资金，也为了那些采访的老人能在去世前看到自己的影像出现在电视上，崔永元和他的团队正在制作一部30集的纪录片《我的抗战》。采访记者张钧这样描述他们的工作方式：“好比炒菜，做一盘宫保鸡丁，别人是为了做宫保鸡丁只找这些材料，我们是几年里搜集了各种各样的材料，看看比较充分了，抓取一点点先炒个宫保鸡丁。”纪录片所呈现的只是他们口述历史素材的冰山一角。
《我的抗战》总导演曾海若接近80后，他确定了这部片子的风格：“第一，使用动画；第二，强烈的故事性；第三，情感至上，所有的片子必须有情感点，不能做得漠不动心。”曾海若坚持认为口述历史的节目应该做给年轻人看，“年轻人知道得太少，并不是他们接触得少—上课学这个，考试考这个，节假日还会去烈士陵园扫墓、去纪念馆看展览—他们接触得很多，但是为什么他们恰恰不了解呢？”他觉得大多数时候接收到的历史具有宣传色彩，年轻人看到，总觉得生硬，假，正因此他们的节目才更要做得有意思，有感染力。“定位就是听爷爷奶奶讲过去的故事。跟所有编导开会时我就说了，我们不是要重新写一部抗战史，我们不过是要去讲30个离奇动人的故事，或者说，要做30个小电影。”
这未必完全符合崔永元的理想，“要说我心目中的片子是什么样的，就是一个老先生往镜头前一坐，说30分钟，休息10分钟，插点广告，再接着说，一口气说两天，那就叫口述历史，但是全世界也没有人这么做片子，也没有必要这么做片子。”他接受同事们面向市场、商业化的尝试。“做片子这件事，本来就出于功利的考虑。”口气里多少有点无奈，但他也有近乎苛刻的坚持：绝对不准在片子里下结论，不准有华而不实的文艺腔，“把事情讲清楚就行了，观众一个比一个聪明”。审片时只要看到一句空泛的大话，他都要打回去重改。
在大历史里，多一些“人”的影子
《我的抗战》依然是一次“更接近口述历史”的纪录片尝试。不得不为之的背景交代、历史影像，为补足影像缺失而制作的木刻风格动画，串联起来的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亲历战争的回忆。他们大多是当年的普通一兵，其中90%的人可能既是一生中第一次接受采访，也是最后一次，曾海若形容：“他们在做一生的终极回溯。”
“战争与回忆”口述历史的主要采访者是张钧与郭晓明。他们都强调口述历史里丰富的个人生命细节，对于宏大历史叙述的补充与匡正。细节是历史，感受也是历史。尽管回忆难免带有个人的视角、生命的陈染、记忆的误差、甚至自我美化和出于现实利益考虑的虚构，但“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希望搜集到尽可能多的样本，在场的人越多，对事件的描述就越全面、具体，有助于对历史的原貌进行判断。”张钧说。
张钧给记者讲了两个故事：同事郭晓明在重庆采访一个抗战老兵，老人刚坐下就开始哭，问他为什么，他说，“从我参军以后，我就给我父母寄了83块大洋，之后再也没见过他们。”83块大洋怎么来的？是他把自己卖给部队，得到的“卖兵”钱。战后，家人已经不知逃难到何处，再也寻不到。
另一个，关于时代洪流裹挟下偶然的个人命运：“抗战初期人们都面临着选择，但这种选择又不全是我们想象中完全自觉的。很多人参加抗战就是因为要找出路。战争开始了，工人没法工作，农民也没法种田了，这部分人跑出来，怎么办？要糊口要找事儿。有一个场景挺能说明这些问题。在开封火车站，卢沟桥事变之后，很多平津的学生都从北京跑到了这里，是继续跑，还是维持自己的生计先干点什么？正好来了一列火车，往哪开不知道，呼呼呼就上去了。有的火车开到了武汉，这票人很多就加入了国民党的队伍，有的火车开到郑州，很多人就加入了共产党。你上不同火车，可能你未来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在做的，是抢救性的采访。“早十年（开始）的话，抗日战争我们能访到战役的指挥者，现在可能只能访到一些士兵。抗战爆发到现在已经73年了，结束也65年了，当年20岁的小伙子现在已经90多岁。20岁的小伙子当时能做什么？就是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但也暗合了我们的愿望，做普通人的口述历史。”张钧说，“我小时候读历史课本，里面有一句话印象特别深，‘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可当我有机会读过去的书，进入历史的时候，发现在里面很难找到人民的影子。不管是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人民一直是身首异处，在中国大概只有‘民’而没有‘人’。我们如今有机会做这个事情，能不能在大的历史语境里多出现一些人的影子？”
我还是想改变这个社会
时代周报：你的团队里有四个采访组，分别做电影、外交、战争、共和国发展史，为什么选择了这四个主题来采集口述史？
崔永元：这个事儿我当时还跟心理医生请教过。因为我关心的领域特别多，我想做民间手工艺，造纸、织布、甚至种田，想做民间曲艺、戏曲……这样想啊想，就想得自己又跑回医院去了。我跟心理医生说，我现在比以前还累，觉得我的事情干不完。他说，那也不是你一个人干不完，就是把全中国的记者都配给你，你也干不完这事儿，你凭兴趣出发吧，你不要管它对中国历史重要不重要。
所以后来我们做的这些，大概有这么几个因素造成：一个是兴趣，我的兴趣，团队的兴趣；第二，采访的难易程度，它一定是适中的，如果每个（受访）人我们都需要两三年去说服，我们受不了，效率太低了，尽量选择能接受这个方式的采访人群。我们还做过音乐和中医方面的，音乐的采访了100个人就停下了，中医的只采访了一个，因为觉得结果不理想，我们的首席记者在这些方面不够专业。
时代周报：现在做民营企业家口述史，是不是也希望通过它为其它口述史项目筹集一些资金？
崔永元：我们的初衷就是你这个想法，做做民营企业家的口述史，他们又富有，希望能让他们支持我们一些钱，做其它的项目。开始采访后，发现没那么简单，这些人真的不白给（笑）。现在我们把这两方面分开了，民营企业家口述史是独立的项目，其它项目的资金我们再想办法。我最近在跟高满堂老师（著名编剧）合作一个电视剧，电视剧里会有些植入广告，我接触了十几个投钱植入广告的企业，80%的都说口述历史的事情他们愿意无偿支持，让我很感动。
时代周报：《我的抗战》看片会上，柴静说以前总听你讲“这个社会太二，我不跟了”，于是你转身研究历史。
崔永元：社会分工特别明细，谁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社会就很正。如果这个社会不是这样，就会被我认为非常二。比如说，主持人是主持节目的，你要把节目主持好，不是用来出名的，也不是为了混成脸熟以后出去捞钱的。什么是捞钱的呢？私募基金是，股市是，主持人这个行业不是干这个的。但是我看到的呢，大家正拿这个行业当期货，当私募基金。医生是干吗的？是看病的。医生的简单原则就是对症下药。现在很多医生是卖药的，我才不管这个药对你有没有用。警车是干吗的？出警用的，哪发生案件，赶紧鸣笛去帮助老百姓，不是出去跟哥们儿喝酒也可以鸣着笛走，送孩子上下学也可以鸣着笛走。整个社会都错位了。所以我就觉得这社会真二。
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谈话也说：现在是转型期，就是这样。我怎么就不相信呢！凭什么转型期就得这样呢！所以我就觉得特别二。所有人都二的时候我站起来振臂高呼，我就是这里面最二的一个。我不要干这些事了，转过身踏踏实实来做这些研究吧。如果有更多人对这个研究有兴趣，或者通过我们研究的成果能明白一点什么，他们就会转过来，整个社会就不会这么狼狈。
时代周报：这些年你似乎越来越少“拍案而起”，你说“2002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你已经觉得，以一己之力改变社会是不可能的了吗？
崔永元：这可能有个误解。我从来没改变过我的态度，我还是想改变这个社会。我希望它更文明、更民主、更适应人的生存，也更适应动物和植物的生存。假丑恶的东西我历来就看不惯。但是我觉得方式在变。以前我是媒体一线的人，我觉得我们振臂高呼、呐喊、拍案而起可能是最有效、动静最大的。现在我改变了方式，我觉得不一定用那么激烈的方式，也可以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梳理的方式、沟通的方式、交流的方式、观点碰撞的方式、沙龙的方式，这样不像以前动静那么大，但效果也许会更好。
时代周报：有人说你在中央电视台里正被边缘化，也有人觉得你对“主持人”这份工作不够“专心”，你自己觉得呢？别人眼里的“正职”，现在在你生活中摆在什么位置？
崔永元：应该说是一个熟练工种，没什么挑战，这也是我不满意的地方。比如我现在做《小崔说事》，还是一档谈话节目，跟《实话实说》也差不多，我经常觉得我采访一个人，提一个问题，我都能想起来1996年我怎么提过这个问题，开一个玩笑也能想起来1997年我怎么开过这个玩笑。就是这样重复、机械的劳动，如果我还要每天忙到天亮去准备，那我是不是太矫情了？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些采访，包括《小崔会客》，我准备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十五分钟，我也能够高质量地把它完成，因为这些都经历过了，没有什么。也许有人听了会说：小崔的职业素质不错；但是另一个方面来判断，他肯定没有了职业新鲜感，他会觉得不刺激、没劲了。而且我也不用谦虚，《小崔说事》不怎么样，也没发现比它好的谈话节目，谈话节目整体都比较落魄。
至于你说的“边缘化”的问题，早都跟我没关系了，我觉得那个时段我早都过去了。当我跟3500个80岁以上的老人打过交道的时候，谁会跟你算那个呢？现在随便到下面磁带库里拿出一盘磁带，随便抽出一个采访笔录看看，那里面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根本不是我们这代人能经历的。接触这些以后，我就看得特别淡了。你不争风吃醋，你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边缘化这个词。你自己的事情都忙不完。
说句实在话，现在让我来评个金话筒什么的，填表的时间我都觉得很耽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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