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国运动员开始挑战政府
纽约时报中国国家青年男篮队13名队员在4月初致信国家体育总局篮管中心，要求更换主教练。这封签署了队员名字并按了红手印的“联名信”似乎预示着，中国运动员开始对中国政府的严控发起挑战，对体制说“不“。
据《纽约时报》8月18日刊文，中国国家青年男篮队的联名信内容直接而简单：因无法忍受主教练范斌在过去三年来，屡次出现的对大家人格上的侮辱与打骂,要求更换主教练。这封信的内容迅速被新闻媒体曝光。
之前在人们印象中都忠诚的履行他们追求爱国荣耀生活的中国运动员现在不愿再默默的微笑，并承受这一任务。近期中国体坛一系列的争议事件显示，年轻的中国运动员开始进行反抗，挑战剥削，拒绝官员对他们职业的干涉。这为体育和国家不能分开的中国带来了潜在的危险。
文章称，中国运动员的抗争是在追求个人自由和专制政府控制之中求生存的当代中国面临的冲突的微观缩影。
就像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一样，中国运动员也在互联网和新闻媒体上找到了发声的地点，开始公布运动队中的冲突，并抱怨政府。
中国《体育画报》主编对此分析，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年轻一代的运动员有许多交流的选择，从微薄到社交网络，他们希望站出来发言。
然而，文章称，这些运动员却面临一个非常令人敬畏的对手，即国家运营的体育体制。中国的体育体制训练学校、队伍以及政府组织，以夺金牌的目的来挑选和训练超过25万青年。
这个体制为许多运动员提供了给他们自己的家庭和国家带来荣誉和骄傲的机会，但是同时也令所谓的奥运冠军光环成为了他们未来必须为国家效力的束缚。中国政府常常忽略他们的学校教育，忽视他们的伤痛，所有这些都是以国家荣誉的名义。这些忽视令许多运动员在退役之后，都无法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上进行竞争。
当然，成功也促使许多有天赋、足以挑战这一体系的运动员进行反抗。29岁的网球冠军李娜在2008年离开国家队，因为体育官员拒绝放弃对其生活的控制。她当时被迫在国家和职业之间作出选择。
李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她在国家队的时候，国家为她挑选教练，决定哪场比赛她需要参加。现在所有的一切她都可以自己做决定。作为一名独立的运动员，李娜只需要将其获得奖金的12%上交政府，而非通常要求的65%。
文章称，不过事实上只有少部分的中国运动员能够逃离这一体育制度，其他一些人不会如此幸运。
当中国青年男篮指责其教练的报道迅速在中国公众中引发关注之后，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篮管中心迅速采取行动，谴责范斌的暴力行为。几周之后，当范斌得以复职的时候，他承诺改变自己的训练方式。抗议似乎起到了一些轻微的效果。
一名同国家青年男篮进行比赛的清华大学篮球队的成员表示，在争议事件发生之后，范斌在场上的行为发生了完全的改变。
文章称，在中国，教师和教练对学生和队员的体罚依然是一个严苛的训练纪律。但是随着争议声的加大，这一局势已经开始令体育官员感到恐慌。
篮协竞赛部管理部长白喜林在接受采访时称，教练对待运动员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父母打孩子非常正常。他指出这代人被宠坏了，现在的年轻运动员只想获得结果，却不愿吃苦。
他没有指责教练，而是指责运动员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反抗是对运动体系的背叛，他们应当相信这些事情可以内部解决。
现任中国男篮国家队主教练邓华德（Bob Donewald）两年前出任上海队教练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队员归队和熄灯时间的限制，虽然他的做法在国家队被制止了，但他获得了队员和领导的尊重，因为他的教练方式注重交流，而非训斥。
文章称，中国政府即使愿意减少对运动员职业训练的控制,也决不愿放弃对其经济的控制。职业运动员和奥运会选手都必须将他们的部分收入上交领导，领导表示运动员应当回报自己多年获得的训练。
姚明被迫将自己N.B.A.收入的8%上缴给政府，政府则不顾姚明与百事公司的签约未经他允许将他的肖像权卖给了可口可乐公司。
其他与这个运动体系没有关系的人如果拒绝为政府赞助的品牌效力，也会被禁赛。中国顶级小轮车选手、23岁的申剑最近与知名运动品牌公司万斯签署独家赞助协约，但中国政府组织的中国极限运动协会却要求他比赛时必须穿上印有该协会赞助商企业标识的运动衣，否则就禁止他参赛，但这将导致他与万斯的合约作废。
文章最后援引申剑的回应称，中国极限运动协会没有教会他任何东西，他不需要穿上这个机构的衣服为他们挣钱，受他们剥削。中国有相似经历的运动员的经历表示，政府的行为是披着爱国主义外衣的勒索，从中获益最多的也是这些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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