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wns 发表于 2011-10-8 09:23:09

两位美国华裔学者评论中国大学政治辅导员制度

两位美国华裔学者评论中国大学政治辅导员制度

2011-10-06

中国一些高校的政治辅导员开始在人人网和微博等社交网站设立个人账户,以便与学生“互通”、掌握学生的思想、生活和学习情况。有在中国读过大学的美国学者表示,这样作的动机有关心、帮助学生的一面,也有控制学生的一面。

中国青年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学辅导员‘潜伏’社交网络,学生喜怒尽在掌握”的报道。“潜伏”一词显然来自孙红雷主演的故事片《潜伏》,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所以,加引号的“潜伏”一词在中青网的报道中也许不是用作贬义词。但是,对于中国高校的政治辅导员制度,许多读过中国大学的人心目中留下的,实在不是一种惬意的感觉。

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表示,中国的执政党历来重视对学生群体思想的掌控。中国大学的政治辅导员工作,既有关心、帮助学生的一面,也有控制学生政治思想的一面:

“中国高校长期以来就是搞社会运动,或者是革命运动,它是一个桥头堡,总归是先锋的一个阵地。所以共产党它本身也是从学生运动发展起来的。所以非常注意对学生的控制。应该说政工干部的队伍尤其是辅导员的队伍,一方面当然对学生有生活上,心理上的关心和咨询的功能,但它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功能是进行一种政治上的控制。尤其在关键时刻,党的权力和信息能够指统到每个学生,我想这是基本的定位吧。”

夏教授说,中国大学政治工作往往对学生的个人领域形成干预,伤害了学生的个性:

“我们如果来仔细分析辅导员制度的话,我觉得我们从它的体制上的设置还有从指导思想上我觉得都有问题。从体制的设置上来看,它在每一个班都设置一个政治辅导员,另外还加一个班主任共同合作,对一个班进行说控制也好、指导也好、帮助也好都行。这种都是干预了它对个人的隐私的侵入非常多。对个人的家庭、生活、还有时尚的不同选择了等等他都进行干预。因为中国的政治指导员制度它基本上是中国党的全权干预个人生活,这么体制中的一部分。这种体制伤害许多人们的创造性、个性和尊严。”

这位学者说,对政治辅导员这个群体的看法不宜一刀切;以业务见长的辅导员,使政治辅导员制度更具人性化:

“由于政治指导员本身他们是年轻的大学教师,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校园里出现的一批政治骨干分子。作为政工辅导员、宣传部学生委员会、党委这条线得到飞黄腾达。这是一批人。但另外一批人就是年轻的骨干教师,他们在专业上在大学桑获得业绩,获得承认,他们来担任政治指导员。这两部分人他们对政治指导员工作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后一种业务类的教师他对业务的政治指导员的工作方式恐怕更多的是对学生生活上的关心,业务上的一些指导。因为尤其在中国的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外地学生比较多,对外地学生同时进入青春期要进入社会,同时他又远离家人,所以大学里很多这些人都需要帮助。由业务见长的这些老师,我觉得使这个制度更具有人性化。”

夏教授认为,美国大学的学生心理咨询服务制度值得借鉴。 他说,在美国大学,教授们也有责任帮助解决学生碰到的问题:

“我们在美国大学,美国的大学是怎么做呢?美国的大学生他有他的问题,我们这边的大学生他有他的心理问题、家里的贫困问题。美国的大学是怎么解决的呢? 美国专门有个办公室,专门有一群学生心里辅导员。专门有个办公室,而且专门由副校长管学生事务的这样来管。他们根据学生的GPA,如果出现下降,拿了政府给的奖学金或者是经济补贴,比如他没来上课,办公室就会去干预。另外我们在教学中发现他有些问题了,我们发现他有些心里上的障碍了,我们这时候就会跟学校联系说这个学生现在有心里障碍,看你们能不能给他帮助,但同时又不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这样不会伤害他的自尊。”

美国克莱姆森大学中国中心主任、政治学教授胡晓波表示,大学帮助和服务学生的方法要与时俱进,要及时了解和回应学生的要求和期待:

“我们从一个教师的角度现在的学生期待我们什么?他期待网上,一送Email出来,你好像整天就坐在Email面前马上就instan massge。所以他对老师的期待不一样,你不能说第二天在回复,第二天在回复他觉得回复太慢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两点可以说,我觉得学校的辅导员,学校的老师包括家长真的应该确确实实地去了解年轻人,了解学生是怎么样想的,他们期待什么?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未来,他们也是这个地球的未来。而且他们的想法对任何一个社会的进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代人的,我们的做法要与时共进,能够适应、能够利用现在科学技术所能提供的方便,真正地为学生服务。为培养出下一代优秀的能够有创造力的、能够领导世界上最多人口一个国家的这样一批优秀人才。”

胡教授说,青年人的个人生活领域不宜过多干预,但是即使是在美国,如果年轻人的穿着被认为有伤风化,学校或社区也会找他们谈话。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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