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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运动距今已有十九个春秋，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当要求民主的学生群众力图阻止奉命戒严的部队开进时，遭到戒严部队的开枪镇压，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为六·四事件。六·四事件的发生，为中国八十年代的改革画上了句号，从此揭开了九十年代中共集团极其贪渎腐败的新的一页。在现代的中国历史上，以这一事件为代表，通常把这一时期的民主运动称为六·四运动。
六·四运动起源于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乌托邦制度所进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及其由此而引起的矛盾上，中共当年的改革，是要部分改变乌托邦制度，例如取消对商品经济和私人经营的一些限制，以及后来的包括中国特色的由共产党实行的“市场化”改革、甚至股份制改革等，这种改革的最初动力，起源于文革后中国社会的危机和矛盾上，这种改革打破了乌托邦制度的原有的一些对社会发展的不利限制，由于这种改革，使经济得到了发展，增强了它的国家力量，但是与此相适应的民主化过程却没有完成，反而由于改革对官僚阶级利益的触动和对乌托邦制度的整体否定要求而陷于半途而废，一九八六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这一年学生运动的发生而夭折，它直接导致了一九八七年的胡耀邦的下台，就是这个结局的反映。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中国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它表明，通过直接的上层进行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希望渺茫了。这种改革的失败，为以后的自下而上的改革道路的尝试提供了动力，它直接导致了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从而革命的发生。这种不全面的改革给中国社会的发展留下了后遗症，它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表现在，改革在使经济获得发展的同时，也使官僚阶级腐败不断增长，因此一部分人要求实行更彻底的民主化改革甚至完全废除乌托邦的制度就是必然的了。这种要求——以及对官僚阶级腐败的痛恨，就是当时的学生和一些市民及乡村运动兴起的原因。
不可否认，在以上这些学生运动的发生过程中，确实有一些人提出了取消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口号和目标，但这是事出有因的，这种原因在于共产党的乌托邦制度本身及对问题的解决不力上，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中共统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但是在处理危机的应对方式声，确是不尽人意的，中国的党官们无力根据他们的那套马克思主义理论构筑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而且还必须冒着反“祖宗”教义的风险从而这种事情，因此，只能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采用没有系统性计划的盲目方针来机会主义地解决问题，这种方式使这种改革从一开始时起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周折和麻烦损失，但是他们又不愿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把它交给别人来处理。因此，面对危机的局势，它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必须调动起一些社会资源，利用知识精英智库来为自己出谋划策，为自己重新充血打气，以便才能让自己的统治继续维持下去，而自己事实上是坐享其成，这是因为，对于这些用马列主义理论驯化出来的党官们，却只会也只能懂得要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至于其它的什么民主、自由、民生问题，这些党官们却只能一概知之甚少，有些问题甚至根本不在他们的思想考虑之内，他们的实际政治运作，也就是在表现出累累谬误的同时用自己的个人智慧来不断证明党的一贯正确和彼此之间为了个人和党的利益而互相斗争，也就是在把自己树为至高无上的独裁者的同时，作为党奴为党看好专制的宝座，不让它落入他人之手，而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政府该给人民以何种地位，懂得最多的，也就是强调那种没有自由而只有平等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民主，这种没有自由的民主实际上是只能存在于纸上的民主，因为如果它要授予的行使民主权利的对象如果连自己表达个人意见的权利都没有，那么这种权利关系中的所谓的平等也就无以为存在的可能了，因此实际上它是根本无法兑现的，只能是一种空壳民主，以至后来的党官们，对这种所谓的民主理论的强调只是越来越流于形式，谈得越来越少，相反，在实际上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却越来越倾向于简单武断地使用暴力，因此，以这样的水平管理社会，只会使问题越来越多，不仅如此，这种坏局面或后果一旦造成，就只有使自己望着这一大堆问题干瞪眼，而显得束手无策，因此，单凭中共党官们的那一点本事，即使智慧用尽，也根本无力解决现实问题，所以，每经过一次危机后，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求助于别人，请别人帮忙为自己说话出主意来解决问题。这也为以后的事实所证明（见下面最后一段的分析）。随着知识精英智库的启用，中国共产党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一次登上了参与政治决策的地位，同时，由于这种实际的需要，也为中国社会实行一些言论开放提供了必要的可能和现实的需要。这种改革时期的言论自由实际上是共产党当时实行的一项社会政策，和下面我们指出的事实一样，它仍然是由共产党组织通盘控制下的一种社会行为，而且从一开始到以后的事件的最终结束，都是处在当地各级共产党组织的有政府的施加影响和周密的监管约束下，而不仅仅是民众的个别行为或某一社会团体的行为，那种类似自由国家的那种民众团体的自主行为，在当时的中国上不存在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后来也并未因此而说明这个问题和表示要承担相应部分的责任，而是把过错全部推给了被赶下台胡耀邦和赵紫阳，而党本身和实际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则成了一贯正确形象的代表，这个结果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真实的！
因此，从上面的一开始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改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是导致后来矛盾激化的关键，一九八六年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就是这种新的革命的条件，它直接导致了一九八九年人们聚集起来，以实际行动要求政府进行改革的学生运动的发生，即一九八九年革命的发生。这次革命的目标，一方面是为了解决上面所说的这种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改革以来由于通胀而使物价不断上涨，一般百姓在未尝到更多改革好处的同时，却先尝到物价上涨带来的生活困难。面对这种新的危机，面对日益发展的学生运动，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最终选择了不仅是用武力镇压解决，而且是使用屠杀方式的武力镇压解决，实际上事情本来是可以有其它方式解决的，而未必需要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当时党的一些官员，害怕这种革命会使自己失去权力，因此极力唆使党的领导人邓小平采取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些人有胡乔木、邓力群这样的有着正统思想的元老，也有李鹏这样的新官僚，他们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只是从表面上看来，在他们的这些内心的各自目的转化为外在的行为目标的时候，才表现为是只有一个这样的共同的目的，即尽一切最大可能来保住共产党的这个制度，而且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在必要时可以不惜使用武力、通过屠杀方式来实现这一要求；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源于他们对民众权力的惧怕，这种权力不仅历史上对他们造成过伤害，而且现在又威胁到他们的目前的统治的地位，我们暂且不提那些新官僚以及他们的个人成长过程中的经历对自己以后的观点的形成和所造成的影响，而只说像邓小平这样的元老级别的人物，这些文革后恢复地位的元老，对文革中自己遭受的打击感到愤恨和恐惧，但是，他们不是把这笔帐记到该记到的人的头上，而是记到了老百姓的头上，他们认为一个有现代社会权利的人民将是对自己地位乃至生命安全的一大威胁，不用说，这只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想法，中国的老百姓在共产党统治时代直至今天从来没有作为独立的权力主体真正行使过自己的权利，他们所能做的事，就是作为这个政权的一部分人响应党的号召，而且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都是如此，即使在文革中也是由于响应党的主席的号召才从事的那些冲击党政机关及其官员的活动的，至于后来的局势失控，那是因为他们是独立的个人，而不是木偶，不可能总按照别人的意志行事，而且党政机关和官员本身也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可供别人指摘的，因此，拿仅仅享有这样一点可怜权利的人作为指责对自己随意施加无政府行为伤害的对象，显然是不公正的；如果要讲追究责任的话，这个责任首先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其次，更基本地，它实际是共产制度本身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它显然不打算管这些，而是要镇压和报复这些曾经“伤害”过自己的百姓，作为这种报复的第一步，首先就是取消宪法所规定的“四大”，也就是剥夺百姓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基本人权，使他们完全变成自己制度的奴隶，这种做法的害处在今天已经暴露出来，今天的中国民众在面对官僚阶级的特权侵犯和损害的时候，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的地位都没有保证，包括共产党统治的以前的时期，其次，面对改革以来的乱象和人民的不满与抗议，使它觉得这样还不足以震慑住对方，使他们完全顺从自己，还必须有其他方式辅之以配合才行，学生运动发展就是这样一个适当的机会，因此必须加以利用，因此，用血腥的恐怖手段镇压是它的一项最合乎自己需要的选择。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和使它不曾事先充分预料到的是，随着军队的开枪，倒下的不仅是学生和市民，而且还有共产制度的“灵魂”——即它延续自己统治生命的能力，从此以后，它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的尴尬境地，这使它真正开始陷入了绝境，“人民共和国死了”，尽管当时它的死所造成的印象还深埋在在人们头脑中的意识深处，不易为人们一下子察觉，但是它确实是死了，在许多年后，它的腐烂才日趋明显，逐渐开始弥漫了整个中国社会，直至今天。
随着这种民主化改革的失败后对民主力量的镇压和它的国家统治的物质基础力量的增强，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了更加专制的统治，事实证明，六·四后建立的以取消自由和提倡社会主义观念为特征的江泽民政府，不是比原来更好一些，而是变得更坏，不仅吏治进一步败坏，表现贪污腐败和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盛行，而且使社会的广大普通阶层遭受着空前未有的掠夺和损害，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造成腐败的原因并不像有些中共的理论家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偏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即使提倡社会主义正统观念也解决不了中共的腐败，相反，在大肆提倡这种制度宣传的同时，却是腐败更加变本加利，九十年代的腐败和犯罪事件，比八十年代呈几倍乃至几十倍的速度增长。然而，更令人感到吃惊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带头破坏这一制度的，并不是只有中共的官方媒体所的中下层的那些地方上的各级贪官污吏，而且更有中共的高层领导人自己，这个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享有完全的法律豁免权的中共高层官员及其亲属，实际正是蛀空这一制度大厦、导致社会全面腐败的主要黑手，这些高官的子女如今是中国最富有的阶层——一些身价为千亿资产的富人。从上面的这些事实我们可以明白，这种腐败的发展的真正原因在于专制制度本身，而不在于它的政权的领导人以怎样的具体方式运作这种专制制度，人们不应忘记，当年的中共，当人们助它度过那场难关之后，它反过来却是以何种方式报答给人们那些自己当初向人民所说的自由承诺的，当它觉得自己有了一些家底，可以对内对外扬一扬自己的国威和党威了，需要别人的帮助不再是当初那么紧迫的事情了，而别人的那一些争取自由的观点又是对自己“有害”了的观点的时候，就不仅是用文化和法律的封口方式来制止人们的要求，而且还用屠杀来强迫人们闭口。那时，它认为自己翅膀硬了，不需要别人帮忙了，于是就甩开别人，搞自己的一家独言，而令其他人都得闭嘴恭听，或只能跟自己“鹦鹉学舌”，于是，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只听到中共领导人一家的声音，再也听不带一点来自民间的“杂音”；这种官权的极度膨胀和民权的极度衰微，是造成官僚阶级失去必要社会束缚的一个根本原因，从而使使腐败急剧增加的重要原因和基本原因所在。另一方面，制度的原有的那些不合理的乌托邦规定虽然有了较大的改变，但基本的观念仍然维持着，这种观念的束缚妨碍着社会思想的进一步变革，成为阻碍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的思想障碍和牢笼，而且同现实的专制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两个互相依托、互相支持乃至互相强化的两个方面，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束缚力量。因此，要解决问题，只能彻底废除一党专制和乌托邦式的制度，否则，任凭怎么再忙，也达不到目的。
面对世界民主化变革的大势所趋的历史形势，中共并没有真正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相反，却是从反面总结经验，无论是当年的江政府，还是现在的胡温政府，都把加强自己对社会的控制看作是解决问题、应对危机和麻烦的有效方式，中共领导人不认为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在于他们的乌托邦制度的根本缺陷和实行专制的必然结果，相反，却认为是这些共产党国家的控制力度不够、乃至软弱妥协的结果，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力剥夺人民的自由和权利，采用无情的方式镇压一切敢于向自己提出权力挑战和冒犯自己的人，通过制造“无声”的环境强迫民众闭嘴，甚至抬出帝王的幽灵来毒害侮辱人民，以期来最终稳住自己的统治，中共领导人也为自己的如此“杰作”好不风光了一阵子，自持从此天下太平，百姓皆已顺应，遍地皆是顺民，再也无人敢和自己讨价还价乃至较量争雄了，于是，胆子就大了起来，从九十年代开始，先是往百姓的头上加上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经济担子，后来加经济担子也嫌不满足了，接着就用鞭子抽，用棍子打，直至街头公开打死人命，以为“顺民”永远就只会是顺民，奈何自己不得。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即不能挽救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命运，也同样没有可能挽救中共的垂死命运，如今睁眼一看，天下已经大乱，这才慌了手脚，只得不顾脸面，再次向百姓万民们祈求新的救“世”良方，所谓的准许人民“独立思考”不过是又一次向民众和智库抽取新鲜血液而已，然而，看惯了中共的那一套的人，又有谁敢再去帮忙？不仅如此，又有谁人愿意把已经垂死的专制魔头再重新救活过来来残害自己？！
[ 本帖最后由 Accg0000 于 2008-4-13 12:33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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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2 13: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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