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成功转型的秘诀在哪里？
沁霈博客最近读了网友“阿妞不牛”的一篇好文：《西洋镜照中国：最长命的法西斯与西班牙的民主化》。在这篇文章里，作者以其敏锐的专业视角，以丰富、翔实的历史地理资料，将西班牙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领袖人物等方面，客观、公正地作了综合分析和比较，试图从西班牙极其复杂和诡异的历史变迁中抽丝剥茧，给中国以及其他专制国家，提供一些独特的借鉴与思考。
西班牙曾经是欧洲最落后、最保守的专制国家，它能及时适应全球民主化的潮流，在短时间里如此成功转型，确实令人称奇。“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完全赞同并响应作者对中国民主政治前途的认定和呼唤：“法西斯都能和平演变成民主自由，共产党能脱胎换骨去掉专制暴政吗？今天中国的共产党，能把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理念与实践，告诉中国民众吗？能把这个“兄弟党”现实做到的，许诺给中国的工人农民与社会其他劳苦大众吗？”
在读这篇文章的同时，我又读了一些其它有关西班牙这段历史的资料，从中得出一点不太成熟的感想，草拟此文，试着从几位参与这次变革的主要人物的背后来了解，到底什么是西班牙成功转型的秘诀？
佛朗哥以独裁遗臭于世，但他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同样著称于世。他是在军营中成长起来铁腕人物，所以习惯并喜欢军令如山的作风，对看似散漫的民主作风非常反感，在他执政期间，竭力反对民主体制，一意孤行他的铁血独裁统治。尽管如此，他没有像其他独裁者那样无法无天自立为王。虽然反对民主，许多行为却又与此相矛盾，特别是对胡安.卡洛斯国王的培养，让人匪夷所思。这就是他与其他独裁者的主要不同之处。不可否认，他是位明智的独裁者。他从心底确确实实意识到：民主化是大势所趋！所以，他处心积虑，精心栽培卡洛斯，希望让这个年轻的继承人去推行民主政治。
一次，卡洛斯曾要求旁听政治上层的会议，佛朗哥是这样回答他的：“这对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不可能去做我要做的事情。”。还有一事足以证明佛朗哥的明智。卡洛斯有位侄子娶了佛朗哥最钟爱的外孙女，当时卡洛斯还没有登基，很多人提议并支持立这位已是佛朗哥外孙女婿的王孙为国王。换作其他有专制传统的国家，这显然是轻而易举之事，但佛朗哥没有这样做，依然坚持他原来的决定。他亲手为西班牙人民扶植了一位英明的国王，间接为后来的民主成功转型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实际上，在佛朗哥执政的后期，西班牙的国内言论，已有相应程度的自由，经济也有很大幅度提高。
正如文中所述，佛朗哥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不抽烟，不喝酒，重视家庭，寡言少语，举止温文尔雅，整体来说，身心平衡健康，这与世界上那些无宗教信仰的独裁者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是迄今为止西班牙人民心目中最伟大的国王。他自小在佛朗哥的安排下，接受欧洲传统教育，尤其是天主教伦理教育，一生敬重父亲的政治理想，并且完成了这一理想，即：团结所有的西班牙人，使整个国家政治和睦共处。正是这位时年37岁的少俊国王，开启了西班牙走向民主政治的变革大幕，而且以不到两年的时间，成功地将独裁专制体制和平过渡到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令世界瞩目称奇。
佛朗哥统治后期，西班牙的政治环境虽然有所松动，经济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因铁血专制所产生的社会矛盾，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而且日益积聚，到1975年佛朗哥离世时，社会状况实际已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而且，政府中除了他以外，全部是专制体制的原班人马。胸怀改革大志的卡洛斯，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登基，无疑是非常巨大的严峻考验。基于对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正确判断和认同，他深深感到，要使人民真正幸福、自由，国家真正团结、统一和富强，唯有采取政治变革，实行民主政治体制。所以，他要利用佛朗哥留给他的权力，尽快完成体制转型。
首先，他让所有的反对派，特别是最大的反对党西共，从地下转为地上，公开参与到和平的政治改革中来。其实对此，他早有深谋远虑，在他还是储君的时候，他曾经冒险派心腹秘密传信转经齐奥赛斯库，联系当时流亡的西共领导人卡里略，希望将来得到他的支持，并且允诺设法让西共合法化。后来，这一承诺在苏亚雷斯的积极努力下得以实现，使西班牙历史上最大的两大反对党，共产党和社会党，能够与执政党平起平坐，共商国家大计，确保了民主体制的漂亮转型，直至后来政权的和平更替。
卡洛斯的另一英明之处，是他在完成转型后没有继续眷恋权力，而是及时将权力交还人民，效法英国女王，心甘情愿做他的虚位君主。
西班牙民主政治的成功转型，除了卡洛斯首当奇功外，首相苏亚雷斯可算是最重要的功臣。这是一位充满活力且富才干的年轻人，他尊崇保守的天主教传统伦理道德标准，在佛朗哥执政时期，就是个埋头苦干、廉洁奉公的角色。他为人谦虚、待人亲切和善，个人道德和操守几近无可指责。所以，在改革过程中，他的这些品德使那些对他“离经叛道”行为极为不满的保守派无话可言，尤其是那些被他掌握了把柄的既得利益的保守派。有人说，西班牙民主制度的顺利转型，一得益于苏亚雷斯的开明，二得益于他的清廉。当然，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成功，把功劳记在一个人身上，看起来是不恰当的。人民创造历史固然不错，但英雄是人民的一份子，英雄必须代表人民的心声。在社会历史行进的关键时刻，往往需要代表民意的英雄，勇敢走到改革潮流的风口浪尖，来推动历史的前进。这个时候的英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我不禁思想，这个英雄可曾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事件中出现过？
苏亚雷斯与卡洛斯可谓是志同道合的黄金搭档，对于国家的政治前途，他们始终保持高度的体认一致。他与卡洛斯一样都成长于战后，没有历史包袱，没有前辈间的恩怨瓜葛，有的都是新思维、新观念。他思维敏捷，具有非凡的谈判应变能力，所以能游刃自如于各党派之间，常常在美酒加咖啡的浪漫氛围中，以轻松自然的方式，化分歧为合作，变政敌为私友，使改革措施得到最大可能的支持。
改革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让共产党合法化。在旧体制中的保守派看来，共产党就是恶魔，是西班牙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无法原谅共产党在内战时的暴力，如对数千囚犯的大屠杀。而卡里略恰恰是当时负责马德里治安的人。为此，苏亚雷斯与卡里略进行了长达8小时马拉松式密谈，使共产党接受了西班牙君主，同意改变其在民众中的形象。最终，西共得以合法化。
最值得称赞的是，在他被任命为首相的那一刻起，他就清楚明白，他所推行实施的民主改革，将会断送自己的既得权力，却依然坚持不懈地推行改革。
在此需要特别着墨的是西共领导人-卡里略。卡里略虽然一生从事共产主义事业，但西班牙是个天主教国家，所以，不可忽略他在骨子里流淌的，与生俱来的欧洲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血液。
巴尔达维奥是一位前佛朗哥政权情报机构的负责人，西班牙民主化后，他仍然与卡里略分属左右两端阵营。但他在一篇回忆录里，对卡里略的钦佩溢于言表，从中可以看出与我们中国人非黑即白思维的反差之大。卡里略是西班牙内战时最后一个撤离马德里，流亡38年后，又是第一个潜回马德里。当时佛朗哥去世才两个多月，国内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继任的阿里亚斯同样铁腕，政府内保守派与改革派明争暗斗，人心浮动，民间极端左右翼组织活动猖獗，卡里略在这个情形下非法潜回，其危险度可想而知。但他义无反顾，为了争取民主化，只有铤而走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卡里略与流亡前的卡里略，已然判若两人。早在接替“热情之花”伊巴露丽担任西共领袖时，他已决定放弃原先的武装革命策略，主张民族和解。漫长的流亡生涯，给他提供了更多的反思时间。他深深认识到理性、包容、妥协和克制的重要性，以致应用到后来的参政议政之中。之前，他出版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在这部著作中，他宣布了与苏共划清界限，在“欧洲共产主义”名义下，实现半社会民主党化。
西共内部曾经分裂出一个信奉暴力的极端团体，在改革的当口，他们绑架了两个政府官员。这一举动激怒了极端右翼分子，于是他们在马德里杀害了五人，其中四人是共产党的劳工律师。右翼这一行动的真正目的，希望以此引起左翼的报复，从而达到破坏和中止和平改革的进程。此时的卡里略，表现出了一个领袖人物应有的胸襟和智慧，他呼吁所有的人理智、冷静的面对仇杀。在其组织的声势浩大的葬礼上，左翼群众表现镇静，场面秩序井然，庄严肃穆的沉默哀悼，令包括右翼人士在内的所有人震惊，使民众对共产党刮目相看，也使当时的首相苏亚雷斯深为感动。
所以有人认为，当时西班牙的成功转型其实存在很大的变数，“如果卡里略不回国，与佛朗哥一派有血海深仇的国内西共地下势力，在过渡期的动荡中会不会乱来，没人能够把握。而卡里略回国，如果只是要乘乱从地下发动暴力革命，那么，不管是革命成功后以暴易暴，还是佛朗哥后继者以镇暴为名延续铁腕，西班牙的民主化都将难以实现。”
在后来的几年里，西班牙的民主转型，在苏亚雷斯的英明领导下，在卡洛斯国王深明大义的支持下，在左右派积极互动下，尽管“两岸猿声啼不住”，但“轻舟已过万重山”了！
纵上所述，再回到阿妞的原文来对照中国，面对几乎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仍然在专制中蹒跚学步，是因为至今没有出现一个上述中的人物？还是中华民族本来就是这个宿命？
我相信，历史终会使时代的潮流波及中国。同时，我也相信，不久的未来，必有中国的卡洛斯、苏亚雷斯、卡里略出现，甚至包括佛朗哥，也许已经存在于当前的体制内。1911年推翻了帝制，中国算是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100年，不算太久，更不是太短，虽不能只争朝夕，但我们要举一反三，好好思考，为什么迈不出那第二步、第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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