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咏恩：怀念殖民时代的香港
香港最近，我走进了一家小面馆，付账时，我递过去了一枚印有英国女王头像的殖民时代一元硬币。可是我立即感到一阵懊悔。
我向店主解释道，“对不起，我能把它换回来吗？我想留下那个有女王头像的硬币。”然后向钱箱里投了一枚带有紫荆花图案的一元硬币，拿回了我的旧硬币。店主皱了皱眉，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我为自己的举动感到困惑。我并不喜欢生活在殖民政府统治下的日子。对我们忍受过的屈辱我也记忆犹新：上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个孩子，我记得附近的英国学校学生，总是习惯性地在排队等车时插队。迟至1997年，白人同事公开表现出的种族歧视态度还是会让我感到震惊：一位同事甚至对我说“回家吃鸡脚去”，当我面露愠色时，他竟然笑了起来。
所以，虽然我大部分的成长阶段是在英国度过的，但是我依然期待着香港主权在1997年移交给中国。我在7月的交接仪式举行前数月回到香港，让我的英国朋友十分担心，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与那些努力离开香港的人走相反的方向。从20世纪80年代起，许多害怕共产党统治的香港人都已经移民了。可是我告诉我的英国朋友：是时候我们可以自豪地称自己是中国人了。
那么，为何15年之后，我却紧握着一枚有英国女王头像的硬币不放？
也许，这仅仅是出于怀旧。但是，更可能的，是我想抓住一些能与回归前的生活联系起来的东西。根据“一国两制”的安排，中国政府承诺，我们的自由在香港回归后将保持50年不变，但近年中国内地开始越来越高调地插手香港事务，让很多香港人都感觉忧虑。
可能是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意，香港政府今年试图在学校引入国民教育课程，使香港人的不满情绪爆发，导致数以万计的香港人走上街头表示抗议。
香港政府倡议立法的第二十三条反颠覆法，将会限制言论和出版自由，但它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挂在我们的头顶。这草案在2003年遭到50万民众游行反对后被搁置，但是内地官员近年反复提醒我们，为二十三条立法是香港的宪制责任。
香港的新闻自由也受到了影响。香港在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从2002年的第18位下滑到了2011年至2012年的第54位。长期以来，新闻记者一直抱怨有一只“无形之手”在促使本地媒体进行自我审查。据报道，中国政府的驻港代表机构中联办今年曾直接联系过一家报纸的管理层，对该报的报道表示不满。
香港的民主发展始于殖民统治结束之前。但在200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否定了2012年实现普选的目标后，民主发展的趋势发生逆转。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后来决定，香港特首和立法会（相当于议会）“可以”在2017年由普选产生，但很多人都担心中央政府不会信守承诺。
我们的新任特首梁振英是由1132人组成的团体选出来的，其中大部分人都偏向北京。香港人也将他视为北京派来的人，普遍不信任他。尽管他否认了说他是秘密共产党员的传言，但许多人依然对他持怀疑态度。
当然，除了上述这些令人失望的方面外，人们还抱怨，内地人的涌入正在改变香港原来的生活方式。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内地妈妈涌入香港的医院产子，有2800万内地游客过境，前来已然拥挤不堪的香港旅游，使许多香港人感到不堪重负。
在今年的反政府游行中，有几十名抗议者挥舞着香港殖民时代的旗帜，旗上带有英国国旗的“米字”图样，这引起了北京方面的警觉。一名中国官员甚至警告，“港独”势力“像病毒一样蔓延得很快”。
但北京方面大可不必担心。实际上没有几个香港人相信独立是可行的方案。香港人公开展示对过去殖民时代的怀念，其实并不是对英国统治者的感情，而是对那时代所享受到的自由的怀念。回归前的政府不干涉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没有试图打压媒体、向年轻人灌输思想。
这同时也显示出了人们的无奈：我们的领导人是有北京方面的认可，而不是我们的认可，我们对自己的地方如何管治，也很难发挥影响力。
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坚持已故的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案，允许我们继续享有自由和原来的生活方式。这样，人们就不须再挥舞殖民时代的旗帜，我也不用再收藏印有女王头像的硬币了。
作者余咏恩(Verna Yu)是自由撰稿人。本文最初用英文撰写，发表于2012年12月13日，译文经作者审阅。
翻译：张薇、陈柳、陈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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