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如何向东北投放冰毒？（图）
2011年6月20日，国家禁毒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做客“人民网”谈“中国合成毒品问题”。
刘跃进介绍，合成毒品发生蔓延的重灾区在东北低于。“东三省查获的合成毒品人数要占到所有吸食毒品人数的70%以上。”合成毒品是相对鸦片等传统毒品而言化学合成的毒品，冰毒即主要的合成毒品。
既非沿海地区、也非毒品产地的东三省成为重灾区，颇为国人意料。与东三省接壤或为临近的俄罗斯、韩国均为毒品输入地，而非重要产地，只有朝鲜自1990年代以来在大面积种植和制造毒品。大量证据表明，来自朝鲜的毒品，尤其是冰毒，在东三省泛滥成灾。
靠近朝鲜的边境地区，更是论为重灾区。新华社曾于2010年报道称，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已成为毒品主要走私通道、中转站、集散地和消费地”。
中国“发怒了”
2011年7月，韩国第二大报纸《东亚日报》报道称，中国“发怒了”：2010年中国当局没收的朝鲜产毒品价值达6000万美元。针对朝鲜产毒品，中国开始暗中与韩国调查当局密切合作。
《东亚日报》引用韩国政府方面消息称：“这只是被披露的数目而已，实际上在中国内地走私的朝鲜毒品规模比这个大很多”。
尽管大陆官方一直秘而不宣，但研究者们和相关部门早已意识到了其中的危害。
延边大学法学院崔军勇2010年文章认为，近3-5年间，延边地区吸食的毒品中很大部分来自朝鲜。朝鲜公民携带毒品跨境走私犯罪呈快速上升态势。
中朝边境地区除陆地边界线，还有大量以江、河水面为界。冬季冰面可直接行车，夏季枯水期“一步跨”（一步即可跨过对岸的边界）增多，这令中朝跨境贩毒极为便利。此外，中朝边境交通便利、易于逃窜。从近年侦破的涉朝鲜贩毒案件分析，朝鲜毒品入境地点主要是辽宁丹东边境、吉林龙井三合镇辖区边境一带，以及开山屯镇、长白县长白镇等地。
源源不断的毒品，令东北的中朝边境地区首先受害。以与朝鲜联系最为紧密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首府延吉市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从1995年的44人增加到2010年前后的2090人，增长了近47倍。
吸毒人员逐渐低龄化，1996年以前平均年龄40岁左右，如今63%的吸毒者年龄在17-35岁之间，最小的不满14岁。吸毒人员全方位扩大。从过去个体经商、闲散人员，到现在的机关干部，甚至扩大到中小学生。
据不完全统计，从事边贸的商人中约有30%人员吸毒。
朝鲜方面毒品供应结构从传统毒品到新型毒品（冰毒为主）的变化，也带来了中朝边境毒品吸食结构的变化。
根据《2006年中国禁毒报告》，两省吸食新型毒品人数在当时已经超过了传统毒品。崔军勇分析，目前来自朝鲜的毒品主要是冰毒，偶尔有鸦片，主要产自朝鲜咸镜北道的清津、咸兴地区。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劣质的甲基苯丙胺（冰毒），走私者称之为“L体”，也就是冰毒的残渣，吸食后对人体产生更大副作用。
这些都对一水相连的延边地区产生叠加的伤害。
1990年代朝鲜大饥荒期间，大量朝鲜饥民逃亡中国，中国方面给予相当的宽容和同情。但逐渐有偷渡者携带毒品到中国。这使得多数中国边民从过去多朝鲜偷渡者的同情、宽容逐渐变成了警惕、不欢迎。
2000年以来，大陆投入巨资，在延边地区边防一线建设大陆制式观察哨（楼），安装大量高科技数字化监控设备。
同时有针对性地对边民进行教育。无奈国境线太长，且缺乏天然屏障。始终无法禁绝偷渡与贩毒走私等犯罪。
朝鲜毒品生产转型
1990年代初，朝鲜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催生毒品种植。
有关朝鲜毒品的产量，各方说法不一。河北武警学院边防系讲师孟立君提供的数字称，此时朝鲜要求所有集体农庄划出125英亩土地种植罂粟。
美国反毒品局数据则称，朝鲜每年生产40吨鸦片，是世界第三大鸦片出口国和第六大海洛因出口国。
美国国会调查局2004年的报告《毒品交易和朝鲜》称，最近1-2年，朝鲜每年出口5亿美元的毒品，其中一些收入用于军费等。该报告还透露，朝鲜劳动党第39号室主导毒品交易，而且其流通途径也以政府和企业、外交通道、混入一般装载物中等，变得十分复杂。
与其他毒品产地不同的是，朝鲜的毒品种植和生产，被普遍认为是官方行为：朝鲜几乎没有私人经济，除了官方甚至军方，没有任何人有能力经营毒品。
韩国最大报纸《朝鲜日报》于2009年引用韩国治安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柳同烈表示：“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地区政权崩溃后，北韩（韩国对朝鲜的称呼）为赚取外汇，开始在政权主导下生产毒品。金正日1992年甚至将毒品事业称为‘白桔梗事业’加以鼓励。”据推测，朝鲜权利机构每年可通过毒品获得1亿美元收入。
该报道引用韩国有关负责人的话证实，自1997年起，北韩在平北、慈江道、双江道、咸北每个市、郡的合作农场都种植了10町步（1町步约合1公顷）鸦片，这是为赚取外汇的“政策事业”。
曾贩过毒品的“逃北者”崔贤植（化名）透露，清津市的“罗南制药厂”制造毒品一般制造药品的工厂内部都设有毒品制造设备，平南的顺川制药厂也有类似设备。每月共生产约1吨海洛因和冰毒。在毒品制造工厂里由泰国毒品制造技术人员负责生产。“印有红色狮子顶着球的画面海洛因包装袋，酷似泰国本地产品。”
尽管获利颇丰，毒品还是不可避免地令朝鲜再次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各国和国际组织都对其高度警惕。
2003年，朝鲜货船“烽燧”号船员因涉嫌走私价值1.5亿澳元的海洛因而在澳大利亚悉尼被捕。澳大利亚政府为警告北韩的国际毒品走私行为，派出空军战机于2006年在公海上击沉了“烽燧”号。2004年6月，2名北韩外交官在埃及因涉嫌从事非法毒品交易被捕。
毒品贸易均由朝鲜高层控制。《朝鲜日报》报道称，2008年6月，朝鲜保卫司令部要员因为误吸另一高官的哈有毒品的特殊香烟，当场中毒昏迷，很快死亡。该报引用韩国对北消息人士表示：“北韩生产毒品已持续20年以上，毒瘾可能已经扩散到军方和党高层人士。但是，必须向最高领导人隐瞒这一事实，这就是北韩的现实。”
在朝鲜内部，吸毒开始向下层扩散。在韩国的朝鲜流亡媒体DAILYNK，直接将朝鲜称为“毒品共和国”。该媒体访谈的朝鲜咸兴居民称：“你就想在咸兴稍微有点钱的人大部分都在吸毒就可以了。搞贸易的人最多。驾驶长途大客或搬运集装箱的司机也很多。甚至保安署的保安员也吸毒。”
由于药品奇缺，很多居民将毒品当做“万能药品”。“咸兴市居民以为吸食少量毒品还可以治病。感冒引起的发烧或者拉肚子，高血压引起的脸部瘫痪时吸食希洛苯或者药粒（海洛因）效果就很好。都信以为真。”
一位在朝鲜工作数年的中国人向《凤凰周刊》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在朝鲜拉肚子，当地人就用鸦片熬汤当药给他喝。一些朝鲜外贸官员似乎也有销售毒品的压力，曾经多次问他能否“带货”去中国。
近年，迫于国际压舆论、制裁的巨大压力，朝鲜有计划的缩减了罂粟种植面积，但同时大力发展新型毒品的生产加工，令毒品生产结构发生根本变化。
从2005—2007年间中朝边境缴获的不同类型毒品数量变化来看，海洛因从15.88千克下降到3.25千克，冰毒却从13.33千克一跃到59.87千克。
东北成朝鲜毒品国际中转站
从朝鲜流入的毒品，除了东北大部分地区本地消费，还有大量流入大陆腹地，以及流向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这使得原本远离毒品的东北地区，成了毒品的国际中转站。
《东亚日报》披露，朝鲜在中国走私毒品有严密渠道，即所谓的“3—3—3制”。在9至10人一组的贩毒团伙中，3名朝鲜人负责将毒品带到朝中边界，之后由3名朝鲜族中国人负责在东北三省运输并交给3名韩国人，他们再把毒品销往韩日。
2006年，辽宁省禁毒总队破获列为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的“4.03”特大跨国走私贩卖冰毒案，摧毁了一个涉及境外及国内多省的毒品走私、贩卖、运输网络。官方报道称，抓获六名犯罪嫌疑人、其中日本籍2人、“境外某国籍”1人、中国籍3人。
根据公安部禁毒局指示，此后，专案组继续加大侦控力度，尤其对日籍毒贩在辽宁的活动情况进行全时空跟踪侦查，最终将准备飞返日本大阪的两名毒贩在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抓获。之后专案组发现，该犯罪网罗成员复杂，遍及辽宁、吉林、山东多个城市，长期从事贩毒活动，团伙内部结构紧密，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截至2009年1月，至少有28名日本人因涉毒被关押在中国境内，仅东北三省目前就有9人在押。
日本之外，韩国也是朝鲜经由东北的毒品受害者。2004年2月，汉城麻浦警署拘留了李某等17人，他们涉嫌通过中国毒贩集团走私价值几百亿韩元的朝鲜产冰毒，并在韩国贩卖。
早在2003年前后，韩国方面就已经注意到，不断有“逃北者”从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一带获得朝鲜的毒品，再代入韩国贩卖》“由第三国生产的毒品的危害，要由其他两个无辜的邻国出手，这确实无法让人接受。”崔军勇称。
2003年之后，国际上与朝鲜有关的冰毒和海洛因的缉获量总体下降。一些国际报告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替朝鲜“背黑锅”：“考虑到中国犯罪分子与朝鲜毒品生产走私的联系日益密切，有人认为来源于朝鲜的毒品缉获量的减少是因为许多来源于朝鲜的毒品被错误地当成是来源于中国的。”
一个例证是，截至2006年初，日本已经连续三年没有缴获来源于朝鲜的兴奋剂。但是2006年的1月，日本警方在横滨，在来自中国大连的轮船上缴获14公斤海洛因，最终被认为来源于朝鲜。
被掩盖 的危害
尽管危害甚大，但中国在高调反毒品的同时，对来自朝鲜毒品向来保持奇怪的沉默。
延边媒体人士介绍，历年来众多贩毒案件中的毒品几乎全部来自朝鲜，但在报道中，朝鲜通常以”边境某国“代替。前述“4.03”特大贩毒案中，被抓获的日本毒贩的国籍被点明，却又有神秘的“边境某国籍”一人的说法。
《东亚日报》认为，中国虽然认为朝鲜产毒品走私案件的增加趋势有危险，但考虑到中朝关系一直没有公开毒品走私问题。
不过，随着贩毒日益猖獗，中国也难以持续替朝鲜掩盖。甚至已出现朝鲜官员在中国贩毒被抓。
韩联社2010年6月报道，从事贸易工作的一名朝鲜新义州官员（林某），因涉嫌毒品交易在丹东被逮捕。韩国媒体引用反人道犯罪调查委员会共同代表Do Hui-yun的话称，“其间也有北韩的对南工作间谍涉嫌贩毒而被捕的事例，但北韩贸易局干部亲自进行贩毒而被捕，这十分罕见。”
丹东的禁毒支队在逮捕林某过程中查获了2千克病毒。据悉，林某在从新义州前往丹东时将毒品藏在了泡菜盒里。报道称，林某在中朝贸易方面具有很高的权力。Do Hui-yun称：“林某被捕，揭露了北韩国家机构参与贩毒这项国际犯罪的事实。”对此，韩国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的确得到上述情报，但中国政府并未给予证实。
国际社会对朝鲜贩毒行为的监督、报道和跟踪使得朝鲜的毒品走私越来越难。结果就是朝鲜的毒品走私不得不和邻国的一些犯罪组织组成的公司合作贩毒，尤其是俄罗斯、中国、韩国和日本的犯罪组织。
多个国际报告分析认为，由于合作通常是五五分成，朝鲜的毒品利润减少了一半，因此被迫增加交易量。
面对如此局面，一直照顾“中朝友谊”的中国也被迫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打击。
《东亚日报》于2011年7月披露，中韩之间进行了毒品走私防御工作的秘密协作。有解释称，虽然中国在外交问题上一直庇护着朝鲜，但两国的反毒品协作表明，中国再也不能放任不管威胁着东北三省地区的朝鲜产毒品走私问题了。
该报引用外交消息通报称：“中国十分愤怒，中国认为从去年开始朝鲜产毒品问题更加严重。”中国当局在强调毒品防御工作时，虽然没有提到“朝鲜产”这一词，但实际上针对的是朝鲜产毒品。
在朝鲜活动的韩国民间团体“好朋友”则表示，由于朝鲜产的大部分毒品走私到中国，中国一方面严厉打击流入境内的毒品，一方面也要求朝鲜严厉打击国内的制毒贩毒行为。朝鲜并不希望毒品成为两国的外交问题，并于去年秋天捣毁了3个制毒、贩毒团伙。
DAILY报道称，由于朝鲜产毒品大量流入中国，中国政府指认咸兴的兴南制药厂为毒品生产工厂，要求朝鲜政府关闭工厂。据悉朝鲜当局接受了这一要求，部分关闭了兴南制药工厂的实验室和工厂。
事实上，早在2005年，北京朝阳区检察院毒品专家组甚至向媒体公开点名批评朝鲜：“2005年上半年，朝阳区检察院受理的毒品案件中有3起案件涉嫌跨国贩毒（海洛因和病毒），这些案件涉毒数量巨大，每宗交易数量都在1000克以上。犯罪分子通过与朝鲜境内的贩毒分子相勾结，将从朝鲜地下加工厂生产的毒品，通过吉林省延吉市偷运至境内然后再运往全国各地贩卖。”
这一罕见的公开批评，被认为是尽管大陆政府尽量隐忍，执法部门却早已对朝鲜无法容忍。（实习生汪家玮、姚雪鹏对此文有贡献）
凤凰周刊
【周晓辉】朝鲜制毒贩毒 效仿中共赚黑钱
朝鲜2月12日的核试验不仅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激怒了不少中国人。一些人还将朝鲜另两项长期以来危害中国和世界的罪恶，即制毒贩毒和制造假币，公布在网上。如一网民援引韩国报纸的消息称，朝鲜毒品大量流入中国，2005年上半年，整个东北查获21起，截获毒品200千克，均来自朝鲜。香港《凤凰周刊》2011年12月号的封面文章《中国发怒了：朝鲜毒品攻陷东三省》对此有着更详尽的解读。文章称，大量证据表明，来自朝鲜的毒品，尤其是冰毒，在东三省泛滥成灾。靠近朝鲜的边境地区，更是沦为重灾区。2011年7月，韩国第二大报纸《东亚日报》报导称，2010年中国当局没收的朝鲜产毒品价值达6000万美元。不过，报纸引用韩国政府方面消息称：“这只是披露的数目而已，实际上在中国内地走私的朝鲜毒品规模比这个大很多。”也就是说，毒品价值远超6000万美元。
文章还透露，朝鲜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地区政权崩溃后，为赚取外汇，开始在政权主导下生产毒品的。金正日1992年甚至将毒品事业称为“白桔梗事业”加以鼓励。目前来自朝鲜的毒品主要是冰毒，偶尔有鸦片。据推测，朝鲜权利机构每年可通过毒品获得1亿美元的收入。而美国国会调查局2004年的报告《毒品交易和朝鲜》称，最近1-2年，朝鲜每年出口5亿美元的毒品，其中一些收入用于军费等。
朝鲜制毒贩毒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危害就是东三省毒品泛滥，边境地区成为毒品的主要走私通道、中转站、集散地和消费地，东北地区吸毒人员激增，而且吸毒人员呈低龄化趋势。吸毒人员的增加导致更多家庭深受其害，许多人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然而，尽管中共政府对于朝鲜制毒贩毒的政府行为以及其给中国和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带来的危害心知肚明，但在高调反毒品的同时，却对来自朝鲜的毒品保持着少有的沉默，并对破获的朝鲜贩毒案保密，即使有媒体披露，也只说“境外”人员，只字不提朝鲜。
无疑，中共政府的沉默主要是源于“中朝友谊”。对于这个频频给自己找麻烦的无赖小弟，中共是能忍则忍，原因就在于中共与朝鲜建立盟友的关系是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考虑，比如在一些中共不方便出马的事情上，朝鲜小弟可以代为出头，为中共在与西方国家讨价还价时获取筹码。
事实上，在不少西方人的眼中，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也是个不讲信义的流氓国家，与朝鲜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分。更何况今日穷困潦倒的朝鲜为了赚取黑钱制毒贩毒之举，其实与当年的中共并无差异。
1935年中共主力被蒋介石和国民党赶到西北后，因不抗日反打国民党军队，破坏了国共一致抗战宣言，而被国民党断了经济来源，经济因此捉襟见肘。为了实现发展壮大的目的，中共领导人遂在南泥湾开荒种鸦片，并贩卖到国统区和日占区，自称“大生产运动”。原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记》亦提到：“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
关于这个鸦片专员对种植鸦片的看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一份供中共高级官员看的“内部参考”中有这么一条新闻：延安，30年代初秋的一个傍晚，红军专员任弼时和美国记者斯洛顺着延河边一同散步来到了宝塔山下……任专员继续着他的话题：“往年，我们延安苏区根据地生产出的棉花、布匹，一车车拉出去，换不到什么根据地急需的用品；近些年来，我们改为种鸦片，一车车鸦片拉出去，一车车的枪支弹药、食盐和医药等急需品满载而归，延安苏区根据地一天天地扩大着……”
正如时任中共党魁的毛泽东所言：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据莫斯科特派员的日记记载，“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中共将鸦片生产和贸易合法化、并将鸦片不断地运往国统区和敌占区去戕害同胞的行为，与今日的朝鲜又有何差异？而导致二者如此罔顾人民生死、为保政权不择手段的根本原因正是其制度和意识形态使然。不消除一党专政，中国和朝鲜人民就永无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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