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改革走在中国改革的前面？
在中国“两会”即将在北京召开之际，逾百名中国学者、律师和媒体人等各界人士联署并敦促中国人大尽快批准一项重要的人权公约。这个在中国网络上发布的联署信呼吁中国全国人大尽快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进一步推动中国政改和促进人权发展。联署信指出，这个国际公约代表人类对权利、自由和尊严的普遍诉求，当局应当尽快批准。联署信称，批准公约将“推动和落实人权立国、宪行中国的原则”。
联署信表示，“我们担忧，由于缺乏人权素养，对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没有基本的敬畏和保障，在一旦遭遇全面危机时，会使整个社会陷入仇恨与暴戾”。
目前已有120多人签名，包括贺卫方、茅予斌、何兵、张鸣等学者，浦志强、周泽等律师，戴晴、冉云飞、王力雄等作家，以及王克勤和崔明磊等媒体人士。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于1976年生效，目前已有167个缔约国。中国在1998年就签署了这个国际公约，但签署15年后，至今没有在全国人大批准通过，因此不能正式生效。有分析认为，这与中国领导层的维稳思维有关。
这封联署信提出，自中国签署这个国际公约以来，中国的开放在深化，法治建设在进步，权利意识在觉醒，公民社会在发育，中国批准公约的时机已经成熟。公开信还说，批准这个国际公约有助于创新宪法的多元实施机制，确保宪法中人权条款的落实，并捍卫宪法的生命和权威。
最近在香港诚品书店，来自维也纳大学的教授朱嘉明讲演时表示，中国改革已走上了歧路。朱嘉明是北京人，1950年出生，典型的“老三届”，曾先后在西藏、黑龙江和山东务农做工；1978年考上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受到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倚重，列名“改革四君子”，其他三人是黄江南、翁永曦，以及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朱嘉明2012年受邀担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朱嘉明认為，“新政”应该是新思维重新解决旧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是新政，张居正改革勉强算新政，戊戌变法是新政，大陆改革开放初期是新政，但“习李新政”要看有没有新思维、新思想、新方法﹑新理念和新价值观。
为什么说中国改革走上了歧路？朱嘉明回忆，对于1980年代的改革，人们有许多误解，指称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彼岸在哪里，没有长远的规划和打算，朱嘉明说，这不是事实，在他参与的整个1980年代的改革中，从1979到1989整整10年，人们对中国改革的方向是非常清楚的，都认为，不论是政治的极权制度，还是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和僵化的公有制都需要改革，目标其实是想把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移植中国，结束极权制度，就是把权利交给人民，使中国进入避免西方社会缺点的现代制度，也就是民主制度。
其次，朱嘉明说，1980年代的改革是要解放工人，在打破大锅饭、铁饭碗的基础上，让每个中国老百姓都有自我选择职业、自我发展、平等就业的机会，这点在当时是非常之清楚，对按劳分配也做了很多理解，因為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不是按劳分配，等于说社会应该根据大家的贡献，收入应该是有差别的，但不等于说要变成现在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而贫富差距是基于权利和资本，当时大家的头脑是非常清楚，这样的道路是不能走的，这个歧路明显是在1990年代发生的。
朱嘉明说，目前，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执政党不能靠本身力量来完成社会公义的转型，它应该成为社会运动，由人民参加。但在现在中国体制下，执政党拒绝人民参加，拒绝所谓的反对力量，或者批评力量，或者民间力量参加，还是局限在执政党内部，透过一些新的办法或政策，比如现在说的打苍蝇也打老虎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是它最大困境。中国的问题需要全社会解决，而中共认为可以透过执政党内部解决，这是很大的问题。
近日，在政协分组讨论会上，刚刚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位子上退任的、有“中南海智囊”之称的委员施芝鸿谈及了政治改革问题。他表示，党内对改革有共识，而改革的共识是建立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个原则基础之上；他透露，目前有建议“设立一个专责体政改革顶层设计的机构，类似十三大后国务院设立的体改委”，他个人倾向支持。他还批评当前左右分化严重，已然到了撕裂社会的地步；对此，他认为无论哪种观点，都必须坚持中共的领导，否则“中国人民不会答应”。而在会场外，施芝鸿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承认改革的阻力来自各个领域的利益固化，而深化改革最为重要的两方面是国家机关权力下放和打破利益集团。
此外，在接受某日媒记者采访时，施芝鸿则详细谈到了政改必须抓住的三个要点：一是要坚持中国近代史选择的根本性政治制度，包括政协制度，在此基础上实行存量优化，而不是另起炉灶；二、应该补中共长期执政、八个民主党共同参政的“天”，而不是去拆除这个“天”；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原则。而“抓住了这三点，就抓住了改革的要害和方向”。
施芝鸿还表示，中国没有发生“茉莉花革命”的土壤，原因在于中共废除了干部终身制，年轻人有工作，中国经济发展消除了不少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中国不存在反体制、反社会、反中共的政治力量。
显然，无论是场内的发言，还是场外的表述，施芝鸿所传递的最主要信息就是：1，高层对改革达成共识,2，改革的第一前提必须是坚持中共领导，在此基础上完善民主党参政和“人民当家作主”；3，改革的阻力很大。
那么，是否可以将施芝鸿所传递的这些信息解读为高层的想法呢？如果从其履历来看，这样的解读是有一定道理的。施芝鸿是1990年代初因鼓吹改革而名震一时的“皇甫平”三人组成员之一，时任上海市委政研室处长。后奉调进入中共中央办公厅，曾担任曾庆红的秘书。2007年，施芝鸿升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先后参与了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文件以及十五届六中全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和十七届六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十七大之后，习近平无论是出访、会见还是调研考察，施芝鸿的身影几乎都可看到。
仅举一例。比如，在长期以来围绕“去邓化”的讨论中，施芝鸿在十八大精神报告会上进行了严厉驳斥，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就是我们摸到的三块大石头，这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我们还将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更多更大的‘石头’”。从习近平十八大后的讲话和仿效邓小平高调“南巡”的举动看，他的确在坚持追随邓小平。施芝鸿所言传递了习班底的大政方针。
基于这样的背景，施芝鸿近期言论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高层的想法或者底线，即怎么改，都不能放弃一党专政。这样的想法并不新鲜。然而，施芝鸿以及高层刻意回避的是，目前中国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道德等危机，以及所有对良善百姓的迫害、对人权的践踏正是一党专政造成的。
首先，现在的政治制度并非是人民的选择。六十多年前，大陆官方夺取政权后，不仅撕毁了所有的承诺，将知识份子打倒，将土地收归国有，将民族资本家的资本无偿剥夺，而且还变本加厉地强化一党专政体制；因此，靠国家恐怖主义维持极权统治不是人民的选择。其次，文革后在中国大陆面临前所未有危机之际，在邓小平时期实行了新的经济政策。可是，畸形的改革开放不仅加大了贫富差距，使绝大多数民众陷入相对贫困中，而且严重破坏了环境，使道德沦丧，同时还加强了政府的强制能力，彻底丧失了社会的公正和正义。第三，执政党与八个参政党不具备同等的权力，未能有效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制约；参政党不能由老百姓直接参选，又如何能保证代表老百姓说话？在执政党内部利益纠缠在一起之际，如何将国家机关权力下放和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第四，如何能既做到坚持党的领导，又让人民当家作主？如果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相违背（如文化大革命），又当如何？特别是当有人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对良善百姓实施迫害、犯下滔天大罪时，谁来惩罚？人民真正能说了算吗？第五，谁说中国不具备发生革命的土壤？事实上，虽然废除了干部终身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统治方式上有多大改变，而且中国经济成果的分配不均，很多人并未享受到；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也不足70%，经济的发展带给人民的幸福感是递减，此起彼伏的上访、抗议、暴动就证明火山在酝酿。……
难道施芝鸿真的那么自信？答案是质疑的。对于了解了世界其他百姓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对于受压迫、受迫害的民众而言，真正有利于中国和中国人的发展的体制和自由民主的社会才是人民所需要的，那就是可以自由的呼吸，自由的表达自己的看法，自由的相信神佛，自由的不受阻碍的看到那些想看的信息，享受着没有污染的空气、水和食品，真正的体会到身为“主人”的快乐。
而最近越南共产党的动向值得中国人重视。据《法新社》3月8日报道，当越南共产党领导人就他们修改国家宪法的计划来询问公众意见时，他们没有预料到引发了对党的权力垄断空前的辩论。原本形式上的咨询演变成了对一些议题激烈的公开讨论，如人权和土地所有权，从国家电视台到持不同政见者的博客到处都在讨论。这次的公开讨论始于受人尊敬的72名学者在一月份通过国民大会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要求多党民主，尊重人权，私人土地所有权和一个非政治性、服务人民而不是政党的军队。
他们还要求取消宪法第4条–保护党的权力的条款，以及要求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分权独立。在一党制国家的这种革命需求在网上像野火般迅速传播。
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签署了请愿书的阮成江对法新社记者说:“社会各阶层的越南人包括党员，他们要求从宪法中删除第4条。这对人民和党都是必须的。”他补充说，“宪法第4条保证党的至高地位，“导致腐败和滥用权力”，并允许不负责任的领导变成“完全脱离现实和阻碍越南发展的障碍”。
至今近6000人签署了请愿书——关于请愿内容的公众谘询期将于3月31日结束——它甚至得到了共产党本身其中一部分人的支持。
在一个由政府举办的网上讨论中，司法部副部长黄德连甚至要求对党的力量有更多的控制“来打击滥用权力和垄断。”
越南共产党自1975年以来将统一的越南管理成一个一党制的国家。党严格控制公共辩论，并经常监禁质疑政治制度或者呼吁变革的不同政见者。党发起市场改革大约25年后，越南正陷入经济增长放缓，专家和公众舆论指责管理不善。这引起了对党的领导的信任空前的侵蚀。
越南的统治者经常象征性的请求公众对政策问题提供意见。但随着公众的不满升高，宪法改革法案已触及痛处。香港城市大学亚洲及国际学系助理教授乔纳森·伦敦表示：“越南处在未知的水域。”并补充说领导层“一定慌乱”。他说，“最近的情况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它是否导致任何直接的改革–这可能性不大–而在于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导致政治格局的改变。”
党已经做出了反击，党最高层领导人对那些寻求使用磋商过程来“破坏党”的人发出了严厉警告。官员们警告说没有计划允许私人拥有土地。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目前土地纠纷占公民向地方当局投诉的70％以上。
而当记者阮大坚在博客上批评领导人——尤其是党的高层领导人说寻求改革是“道德沦丧”的标志时——他被官方办的报纸解雇了。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坐牢，我敢肯定，这肯定是共产党的监狱，因为不自由毋宁死，”他写了一首叫“自由”的诗，这首诗就像他原来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对阮大坚的支持和请愿书在网上热传，看起来反对的声音不会被平息。
前政府官员阮崇在给河内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政治改革我们晚了37年。”他指的是从共产党控制了统一的越南之时开始。
综上所述，越南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一样，也在经历着一场围绕权力而进行的博弈。结果如何，人们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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