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九章 4.治病要服从大局
.由于一再耽误，周恩来所患的膀眈癌已在体内扩散转移，出现大量尿血的情况。即便如此，仍无法住院动手术。毛泽东决定周住院治病要服从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起外国首脑后再说。为了执行中央暂不考虑手术的决定，周只好靠输血坚持工作，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自勉了。
就在周恩来忙于躲避来自台前幕后的明枪暗箭之际，却祸不单行，病情急剧发展，已经到了大量尿血的地步。本来在一九七三年十月间，周就已经再次出现血尿，但是相应的治疗措施却因随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拖延下来。会上，周被横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无端蒙冤受辱，挨批斗，受围攻，心情极坏。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病情明显恶化，以至到会议后期，要频频上厕所，每次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出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束而收场。还没有等周恩来从这场涛天大祸的打击中喘过一口气来，批林批孔运动就又铺天盖地而来。面对其势汹汹的倒周势头，周本人虽然在表面上不露声色，实际却在精神上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不得不强撑病体，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苦战。多年来的过度劳累再加上蒙冤受辱后的郁闷和忧惧晚节不保的心理压力，终于使周恩来体内一度得到控制的癌瘤大发作。
从一九七四年三月上旬开始，周恩来每日尿血多达一百多毫升，不得不住进三0五医院接受检查和电灼术治疗。但是，术后的效果却不理想。没有多久，他体内的癌瘤便再度复发，而且来势很猛，伴以大量血尿，最多时每日达二百多毫升。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身体明显垮了下来，人已经很虚弱，饱受病痛的折磨。周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回忆录中详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在书中写道：
由于肿瘤迅速长大、溃烂，出血量增多，流血速度加快，膀胱里蓄积了大量的血液，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使排尿发生困难。起初，小的血块堵塞，解小便时稍用力还能排出去，但较大的血块不容易从尿道排出，以致周恩来在排尿时十分痛苦。每当我见到他摆晃著身体，扭动腰部，不由自主地跳动，想借此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移开，我真恨不得自己能替总理生病，替总理去承受这种苦痛。当一些小的血块随尿流一起比较痛快地排出来，这时，总理会长长地嘘出口气，他的额头微微地沁出了些许汗珠。这个时候，周恩来己受尽了病痛的折磨，筋疲力竭，自己再躺到沙发上去静养一会儿，准备下一个"回合"，因为小便还没有排出来。
周恩来的病情发展得这样快，弄得毛泽东有些措手不及。在此之前，尽管毛已经开始在考虑换马，起用邓小平来顶替周的角色，但事到临头还是有些抓瞎。多年来，毛虽然独揽大权，却只是个甩手掌柜，内政外交上的日常事务一直是依靠周恩来掌管处理。现在周这个大管家病倒了，而邓小平又一时接不上手，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运转就发生了问题，许多事情压了下来，没有人处理。为此，毛决定周住院治病的问题要服从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后再说。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医疗组心急如火，从医学专家的角度，一再向中央反映周氏膀胱内肿瘤加速增大恶化的情况，出血不断且量多，如果仍外出活动，确实有危险，很容易因贫血摔倒，心脏出现问题，因此请求中央尽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术，但不是没人理睬，就是给碰了回来，以至于周恩来住院开刀的日期一直定不下来，一拖再拖。
需要一提的是，大陆发表的有关知情人回忆周恩来治疗膀胱癌经过的文章大都把延误治疗的责任推给"四人帮"，说这是杀人不见血，有意对周进行"迫害"。可惜，这只说出了其一，没有道出事情的全部情况。实际上，在周氏治病的问题上，江青一干人并无决定权，更无法一手遮天。政治局主管周恩来治疗工作的，除了王洪文、张春桥外，还有叶剑英、汪东兴。而且这四个人也不过是个传声筒，大小事情必须听命于毛泽东。可以说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毛才是整个事情的幕后主使。
本书前面已经谈过，自一九七一年五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癌后，毛泽东便一直通过汪东兴在幕后遥控指挥，从一开始就对周恩来的治病原则定下了调子，下令要"保密"和"不开刀"。医疗组对此很不理解，提出周的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时进行手术，治愈率很高，而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后果是严重的。然而，奉旨行事的汪东兴却以"这是主席指示"压人，称：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决定是保总理的，并要医疗组"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 。这样整整拖延了九个月，直到一九七三年二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加重，在一天清晨小解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把整个抽水马捅里水都染红了。这样一来，已经无法再瞒下去了，才由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三人找周氏夫妇谈话，告以实情。
即便在这时，汪东兴仍根据毛泽东所定的调子，阻止医疗组对同恩来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当医疗组的专家向上反映周的病情已经很严重，容不得再拖下去了时，汪不以为意，又把毛搬出来压医疗组，喝斥说："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么!"
在这种情况下，医疗组仍然没有放弃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吁请中央批准他们对周恩来病情的诊疗报告，负责周警卫工作的杨德中甚至还带著装有血尿的瓶子去找汪东兴，让上面"眼见为实"，请求中央尽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术，但汪东兴仍然不予理睬。
后来还是叶剑英利用陪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毛泽东反映了周恩来的病情，毛这才批准治疗，但仍通过汪东兴对治疗划框框，命令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准电烧。但这一回，医疗组的专家们暗中抗命，在检查中还是悄悄地给周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不过早已错过时机，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
经过这样的一再延误，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发展很快，一九七四年五月上旬，在尿病理检查中又发现了"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逼进一步证实了癌细胞已经开始在体内扩散转移。周恩来医疗组对此着急万分，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了。五月九日，医疗组组长、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带领医疗组向中央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领导人当面陈情，说明情况的严重，敦促中央下达批准周及早住院动手术。
这一回轮到张春桥代表中央表态。他继续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驳回了医疗组的请求，表示：
"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周"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就连一向站在周恩来一边的叶剑英也不得不按同样的口径，婉转地对医疗组做说服工作，称张春桥所说的"是中央的意见，积极的意见，切除的办法，暂时放一下，不考虑。"
不仅如此，张舂桥甚至还企图隐瞒病情真相，提出要修改病理报告上的结论，被医疗组顶了回去。不过，在动手术的问题上，医疗组却胳膊扭不过大腿，周恩来的住院动手术的日期始终决定不下来，一推再推。
对于自己病情发展得如此之快，周恩来当然明白这意味著什么。他虽然在表面上神色不动，但是心里却非常着急，想尽快动手术切除体内的癌瘤，甚至考虑摘除整个器官，因为即便如此，也还仍有活下去的希望。为此，邓颖超曾专门调看了"人工肾"这类的科教片。在得知自己丈夫的病情急剧发展后，她更是急得不行，每天了解尿样化验的结果，督促医疗组采取措施。
然而令人可悲的是，周恩来在治病的问题上，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为自己作主，一切要听图毛泽东的摆布。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对这一点心中有数，知道从起初对他本人隐瞒病情，进而阻拦检查到后来不准做手术，全都是毛的意思。然而，一直信守为臣侍君之道的周对毛这样的决定既感到无奈，又不敢违拗。况且这是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作为党员必须遵守服从。
面对张春桥搬出来的种种推迟住院开刀的理由，一向信守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实在无言以对。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这种安排明显带有"医疗为政治服务"的味道，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根本不顾治病上的需要，周恩来也只好遵循"君命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古训，一切听由党安排，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自勉了。
这期间，由于失血过多，周恩来的身体已经非常虑弱，随时可能休克，但是为了执行中央暂不考虑手术的决定，只好靠输血坚持工作。这是医疗组担心发生意外而采取的临时应急措施。每当遇有重人的外事会谈，医护人员都十分紧张，携带各种急救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进行抢救。周氏在住院前接待的最后几起外国首脑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支撐过来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终于住进了解放军三0五医院，当天便做了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过程中，医疗组的专家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摘除了所有可疑的地方。术后刀口愈合良好，血尿也很快消失。然而，医疗组却不敢对此过于乐观，因为耽搁的时间毕竟太久了，体内癌细胞很可能已经扩散了。
果然，仅仅两个月后，周恩来便又开始尿血，而且日渐增多。经专家诊断，确定为癌瘤在体内转移。八月十日，周又不得不做了第二次手术。这对周氏精神上的打击自不待言，在此之前，他还曾对战胜病魔抱有希望，而现在则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为此，他在回答外宾的询问时，故作幽默地表示："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了啦。"
与面对死亡的内心恐惧相比，此刻更搅扰周恩来心绪的还是政治命运未卜，不知能否在有生之年保住自己的晚节，在政治上善终，这是周氏晚年一直念兹在兹，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事情。然而，眼下却并没有迹象表明这场冲着他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有鸣金收兵之势。充当打手的江青虽然在邓小平出国的问题上碰了钉子，但在批周的问题上却并没有受到毛泽东的管束而有所收敛，依然十分嚣张，动作频频。
就在周恩来住院前后，江青一干人所控制的舆论宣传机器继续大搞影射史学，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矛头所指呼之欲出。海内外有关周氏地位不保的风言风语满天飞，不少人都为他的政治命运而担心。有的外国访客甚至当面询问这个问题。对此，周恩来既不能承认，也无法断然否认，只好顾左右而言它，按照毛的口径，谈一番在政治上批孔的大道理搪塞过去。
应该说，周恩来的内心忧惧并非自寻烦恼。一九七四年六月间，就在江青四处放风批"党内大儒"之际，毛泽东又一次把他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那九篇文章找出来重新加以修改，准备作为批周的重磅炮弹。本书前面已经介绍过，这九篇文章是毛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九篇党内通信，是他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激愤之作，对当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联手整他这笔历史老账的总清算。
这些文章确实体现了毛泽东所特有的风格，是他内心郁积已久的怨愤情绪的大渲泄。文中对党内教条、经验两派左右开弓，严词挞伐，极尽讥讽挖苦之能事，把王明、博古等人批得狗血喷头。其中有两篇文章是专批经验主义的，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充当"帮凶"。
在这次修改中，毛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删去了周的名字以及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但是整篇文章的锋芒所指还是让人一望而知。当然，毛泽东是个开展政治斗争的老手。他知道此举非同小可，一旦把自己当年批周的文章抛出来，不啻是第二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势必给林彪事件后好不容易才稳住阵脚的政局造成重大冲击。对此，毛已经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所以一直没有贸然行事。
实际上，早在一九七三年春，也就是毛泽东发觉周恩来打着批极左的旗号，企图对文革改弦更张以后，就开始考虑批周的问题了，选择的"石头"便是这九篇文章。当时，毛让人把文章找出来，印成大字本，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其中包括毛的侄子、后来在政治舞台上一度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毛远新，甚至准许他把其中涉及批周内容的两篇文章录下音来，带回辽宁。
正因为毛泽东事先已经向毛远新交了底，所以毛远新后来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多次宣称："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回潮问题，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十一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其中"九次路线"指的是刘少奇的问题，"十次路线"是指林彪的问题，而"十一次路线"则是隐指周恩来的问题。这在政治核心圈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江青在一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时，就已经率先点明了。
应该说，毛远新的上述言论在无形之中道出了毛泽东在是否抛出周恩来的问题上踌躇未决的心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毛良心发现而不忍对周下手，实际上，毛在政治斗争中从来就没有念过旧情，无论是对彭德怀、刘少奇，还是对林彪都是如此。毛之所以一时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深知周恩来是一个比刘少奇、林彪更难缠的对手，他在党内军中有众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且为人处世一贯谨慎守分，从无二心。这是在党内外早就有定论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很清楚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因趁势推动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而在政治上大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违背党心民意而大举批周的话，很有可能激起众怒，在政治上闹出乱子来。为此，毛不得不慎重行事，需要一个人静下心来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于是，他决定离开京城这块喧嚣之地，赴南方休养一段。这是毛在政治上作出重大决定前的习惯，当年发动文革，向刘少奇展开攻击前就是这样做的。
七月中旬，毛泽东在离京前夕专门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盘。毛知道江青在贯彻他批林批孔的意图上锋芒太露，触犯了党内置中的一大批人，临行前必须设法调解一下这个矛盾。不过，老于权谋的毛却有意让江青为自己背这个黑锅。会上，毛在肯定批林批孔运动成绩的同时，不痛不痒地批评了江青，要她注意克服自己的毛病，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也不要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搞成"四人小宗派"，并当众宣布："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谈话中，特意提到了九篇文章的事，称：文件我收回了，而且烧了，不要了。其实，这不过是毛在故意放风，迷人眼目，因为他得知有人把他修改九篇文章这件事悄悄告诉了周恩来。实际上，毛一直没有打消抛出九篇文章批周的念头，甚至一直到周恩来死后，毛本人已经重病缠身，无法直接阅读的情况下，他还叫人把九篇文章整个念给他听了一遍，并作了若干修改。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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