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 ZT
我们于6月26日至7月2日赴贵州省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知道了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的故事。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这就是让天涯社区的朋友们分享这个故事。我们保证文字和照片的原创性和纪实性。在大家阅读这篇帖子的同时，我们正在行动——为山区孩子和这个支教志愿者而行动。 考察的目的地是大方县。它位于贵州省西北部的乌蒙山区，隶属毕节地区，距贵阳200多公里。全县人口90万，除汉族外，还有彝、苗、白、仡佬、蒙古、布依、满等少数民族。全县面积3500多平方公里，辖10个镇、8个乡、18个民族乡，县府驻大方镇。农业主产玉米、油菜、马铃薯、水稻等，特产有生漆、皱椒、烤烟。区域经济落后，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薄弱，农民生活贫困。 猫场镇位于大方县西部，距县城51公里，公路路况很差。全镇总人口32000多人，其中苗、彝等少数民族占三分之二；耕地面积17000多亩，农业主产水稻、玉米、小麦、大豆、柑桔、花生等。去年上报全镇农业总产值4000多万元，实际仅2000余万元；上报农民人均纯收入1400元，实际仅600余元。走进猫场镇，触目所见，当地农民的生存状态令人忧虑。下图是当地村民的住所。 在当地，这家人算是比较富裕的。 当地老百姓达到这家人的生活水平的并不多。 这个年轻人脸上的笑容表明，贫困在当地已经成为一种环境，一种习惯，一种常态。 在都市小资眼里，这是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的风景，而对当地人来说，这其实意味着几个孩子无钱上学。 这个孩子14岁，却不能坐在教室里。他必须到小煤窑背煤。今天他看上去很干净、很光鲜，是因为小煤窑已经被整顿关闭，他无活可干。 而这个孩子只有10岁，他身旁跟他差不多高的背篓是他的劳动工具。他告诉我们，他很想上学，可是家里没有钱交纳每年140元的学杂费。现在，他在一天天长大，他必须用这个背篓来证明自己活着的价值：他不是白吃饭的。 我们要讲的第一所小学就在猫场镇狗吊岩村。狗吊岩村位于该镇西端，属于喀斯特地貌，没有成片的可耕地。村子距镇上18公里，是崎岖陡峭的破路，不通班车。全村今年3月才通电，且供电不能保证。村里至今不通电话。 狗吊岩村有一所小学，2003年9月以前一直在这个岩洞里。 坐在岩洞小学的教室里，孩子们就像井底之蛙，只能看到那么一小块天空。 直到2003年10月，在香港慈善人士的资助下，孩子们才迁出了岩洞。 2002年暑期，一个大四学生从千里之外的武汉来到这里搞社会调查，他走进了岩洞，给孩子们讲了许多大山之外的事情。他的名字叫徐本禹，是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专业的学生。当暑期结束返校时，孩子们一直把他送到好几公里外。每个孩子都流下了眼泪。一个孩子仰着头问道：“大哥哥，你还来吗？”徐本禹噙着眼泪，点了点头。他没有告诉孩子们，他正在准备考研究生。 徐本禹以372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华中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王雅鹏教授。同时，他因为学业优秀获得6000元国家奖学金。但当天晚上，他彻夜未眠。猫场镇狗吊岩村孩子们的眼光一直在他脑海中闪现。他出身在山东聊城一个贫困农民家里。他到华中农业大学上学时，甚至没有一件御寒的冬衣。是同寝室一个学生的母亲给了他一件夹衣。这是他第一次得到别人的温暖。今天回想起来，他说，是这件夹衣改变了他的价值观。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别人帮助了我，我一定要帮助别人。 就在那个无法入眠的夜晚，徐本禹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回到猫场镇狗吊岩村帮助那些孩子。当他把这个决定通过电话告诉父亲时，电话的那一端，父亲哭了。长久的啜泣之后，父亲用发颤的声音说：“全家尊重你的选择，孩子，你去吧，我们没有意……”
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学院领导时，大家沉默了，都不敢正视他的眼睛。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处反复讨论，作出了一个决定：支持他并为他保留两年的研究生学籍。徐本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在他看来，这是母校又一次帮助了他。 徐本禹比别人更能体会到贫困对一个孩子成长的影响。他在华中农业大学读书期间获得过特困生补助、特困生自强奖等，受社会恩泽，他便回报社会，大学四年里，他用勤工俭学挣来的钱和自己的奖学金共资助了5名和自己一样的贫困学生。
刚上大学不久，他第一次参加了学校安排的勤工助学活动，打扫学生公寓的楼道，打扫了一个月，得到了50元钱。他把这笔勤工俭学所得的钱捐给了山东费县一个叫孙姗姗的贫困小学生。大二时，他得到了学校发的400元特困补助。他把其中200元钱捐给了保护母亲河绿色希望工程活动，还把100元钱捐给了在聊城师范学院读书的一个贫困生。
2001年3月，他因向绿色希望工程捐款，成为了湖北电视台《幸运地球村》的嘉宾。当节目录制完毕后，这期节目的主持人——香港凤凰卫视的许戈辉了解到他的家庭情况，送给他一个信封。后来他回忆这个情景说：“我当时估计里面是钱，我说我不要。田野（另一个主持人）和许戈辉对我说：‘就把这钱当作是你哥和你姐送给你的！’在回校的路上，我打开一看，里面有500元钱，在公交车上我无法说出我当时的心情，自己给予社会的是那么少，社会给予我的却是那么多！回到学校后，我把其中的200元钱捐给了我们班的一名家庭条件很差的同学，100元捐给了在聊城师范学院读书的景玉春同学，还有100元钱捐给了湖北沙市的一名孤儿，她的名字叫许星星。她曾获得过全国十佳春蕾女童的称号，她是一个比我还坚强比我还勤奋的小女孩。她六岁以前从没有吃过一个冰淇淋，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从湖北电视台回来后，我给自己许了一个诺言：无论自己生活多么拮据，一定要帮助她。”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徐本禹一直没有间断过对许星星的资助。原来学校每个月发给他22元钱的生活补助，他留出2元钱做班费，其余20元钱都给她寄去。有奖学金、生活补助以及家里给他寄生活费的时候，他就多给她寄一些，有时寄50、有时寄100、200。
2003年7月，徐本禹从母校回到了猫场镇狗吊岩村，向村长报到，成为了一个义务支教的志愿者。 他的事迹感动了许多人，也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可是，狗吊岩村实在太穷太苦了。不仅物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而且这里是一个封闭的信息孤岛，不通公路，不通电话，晚上靠油灯照明，寄一封信要走18公里崎岖的山路才能找到邮所。而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所造成的心理隔膜和话语障碍又使他们久久不能融入这个环境。追随他的志愿者一个一个地离去。2004年4月，他回到母校华中农业大学做了一场报告。谁也没料到他讲的第一句话是：“我很孤独，很寂寞，内心十分痛苦，有几次在深夜醒来，泪水打湿了枕头，我快坚持不住了……”本来以为会听到激昂的豪言壮语的学生们沉默了，许多人的眼泪夺眶而出。报告会后，他又返回了狗吊岩村，每天沿着那崎岖的山路，去给孩子们上课。 徐本禹倍感孤独的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隐情。作为义务支教的先行者，徐本禹的行为属于自发的“个人行为”，因此，他没有被列入团中央的西部志愿者行动计划，只是一个“体制外”的志愿者。在我们这个“组织”决定一切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徐本禹得不到体制内西部志愿者的生活补助，成为一个完全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他的行动也不可能被主流媒体按“报道方针”进行宣传报道。换句话说，他很难得到社会的关注。这使他注定成为一个孤独的志愿者。 在徐本禹最困难的时候，幸亏共青团贵州省委、大方县委组织部、大方团县委和华中农业大学给了他援助和支持。尤其是贵州团省委后来将他补入本省扶贫接力计划，每个月发给他500元生活补助费（列入团中央的每月800元），这才将他从衣食无着的困境者解脱出来。徐本禹每月节衣缩食，将这500元钱省出大半，用来资助山区的孩子上学。仅在猫场镇中学，他就资助了32位贫困学生。 他就这样默默地在大山的重围中履行着自己阳光下的诺言。 他想用自己的激情点燃贫困山乡孩子们的心灵。 他把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外化为具体而琐碎的行动。 当很多有识之士在开着空调的报告厅慷慨激昂、雄辩滔滔地宣讲着“三农”问题时，徐本禹在酷热的教室里教给学生四则运算和汉语拼音。 当许多“组织上”派来的志愿者欢天喜地为乡亲们表演“走进新时代”的热歌劲舞时，徐本禹正在深山中为孩子们交待怎样迎接即将举行的期末考试。 他带有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在山谷中回响：“你们不比别人差！” 他大声说：“你们很棒，一定可以考好！” 他伸手擦去鼻尖上的汗水，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他没有告诉孩子们，另外两名同他一道在这里支教的志愿者工作期满，两天后就要离开。而他自己也会在转到另一个更加艰苦的村寨。 另外两名志愿者是半年前由贵州团省委派来的，一个是贵州人，另一个来自黑龙江。团省委此举是为了让徐本禹不至于太孤单。半年来，他们三人在这极其偏僻的大山中体验着人生的沉重和快乐。 徐本禹至今没有谈恋爱。曾有不少仰慕他的女大学生追随而来，最终悄然而去。而徐本禹却在这志愿者小屋中不改初衷地抒写他对孩子们博大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