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骚怪论∶“举国高考”背后的社会病态
几千年来，任何国家都把教育推崇为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事业，中国也不例外。因此，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们适应社会发展和生存的常态型事业，自然而然就有他自身的发展规律，其中的“高考”也仅仅是人们接受教育发展规律中的一环，而并不是人生命运的决定因素，人的生存是需要在社会发展中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过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破坏了几千年常态型教育事业的高考制度，但是1979年中国教育重新恢复的教育高考制度，却走上了一条“高考决定终身命运”的极端人生意识之路。教育原本是国家提供给全社会人人平等享受的公共事业，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却被莫名其妙地演变成了具有商业属性的产业化商品。从此教育事业中的高考环节就成了争夺市场经济蛋糕的牺牲品，被赋予了浓浓的“高考经济”色彩。虽然每年的教育高考只有一个多月的“紧张期”，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各种经济利益都想方设法参与到了“高考经济”的博弈战斗中，就使得原本单纯的教育高考质变成了今日中国独有的“举国高考”现象，同时也滋生出了“举国高考”背后的诸多社会病态。在这场“举国高考”中，除了莘莘学子们为了求取进入高等学府的“入门证”外，其它所有的经济行为活动无一不是在“高考”自己的“经营业绩”，无一不是在检验自己在教育产业化浪潮中适应“举国高考”的“实战能力”。
颠覆的理论颠覆着教育，严肃的教育事业变成了金钱的教育产业，“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适用人才观，被“以文凭论英雄”的人才观所取代。从此教育高考被金钱左右着难以回归到教育的事业本义，教育单一的高考环节被五花八门弄虚作假的经济活动推向了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及至，就连政府服务于社会的公共资源也不能幸免。什么各级政府为高考、传媒宣传为高考、出版印刷为高考、加强警力为高考、警车开道为高考、综合治理为高考、汽车绕道为高考、救护待命为高考、医院留守为高考、饭店餐饮为高考、降噪停工为高考、水电通讯为高考、预约的士为高考、亲人倾力为高考、社区居民为高考……；复习大纲为高考、各种补课为高考、健身器材为高考、保健食品为高考、作弊器具为高考、匿名抢手为高考、牛皮广告为高考、违法犯罪为高考……。社会一切为高考，好一派“举国高考”，教育风景中国这边独好！？
一年一度的教育“举国高考”现象，是教育产业化理论颠覆教育事业化理论的社会悲哀和社会病态。君不见，1979年恢复教育高考制度以来，保守估计中国至少培养了4000多万在“举国高考”的“呵护”下的大学毕业生走入社会“报效国家”，可遗憾的是，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却鲜有响当当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名牌”参与国际竞争，我们至今看到仍然是自感羞愧的“中国制造”旗号下的“中国贴牌”，我们不禁要问一声∶“举国高考”究竟为了谁？“中国创造”究竟在哪里？“中国创造”究竟依靠谁？可持续发展的愿望靠谁实现？面对未来越来越多的贸易大战和知识产权纠纷，我们迷茫，我们苦恼，我们只能拷问中国的教育理论，我们只能考问中国的教育高考制度，我们只能拷问中国的“举国高考”利弊。面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面对人山人海手持文凭在“举国高考”呵护下变成的“人才”而难有作为的现实，对教育高考作用的唯一解释不得不怀疑为，没有人会抱着“报效国家”的思想而参加教育高考，他们只想“为文凭而文凭”获取一张具有“经济价值”的通行证而已，除此之外，“举国高考”还能“培养”出多少报效国家的人才出来呢？由此可见，“举国高考”背后的社会病态并不轻松，“举国高考”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成本究竟多大，没人知道。
二十多年的教育改革，二十多年的“举国高考”，二十多年的不断试错，如今的中国教育却无法走出“教育产业化”的悖论。不论是兼并重组，还是做大作强，教育始终围绕在经济利益的市场经济圈子中，并没有真正回归到教育事业化的理论中来，我们又怎么能奢望中国教育能为中国的未来培养出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来呢？我们又怎么能奢望中国教育的“举国高考”背后的病态社会从新回到教育高考的本义中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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