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蜀军 发表于 2015-3-26 18:53:48

蒋蜀军 习近平能学汉武帝终结“杂种体制”吗?

本帖最后由 蒋蜀军 于 2015-3-27 19:5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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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汉武帝和习近平 总有一种力量无法抗拒》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比较习近平和汉武帝,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重视,就是他们掌权之前的两朝政治体制都是混合型,而他们的权力却又都来源于中央集权。

       汉制源于秦制,秦制又因袭三代之前。民国史学大家吕思勉对此说:“这种制度,虽未必有什么精意存乎其间,然而去古还近,大概积弊是一天深一天。制度是一层一层地,不管理论堆积起来的,所以愈到后世,愈不切于事实,愈不合于理论。”(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七章 秦汉时代的政治和文化”)三代之前是什么制度呢?就是封建制,即我们常说的分封制。分封的目的是分宗。分宗不是分解或瓦解宗族,恰恰相反,是为了固宗和扩宗。宗法制度起于三代,绵延数千年而不绝,是中国政治不同于西方政治的最具特色处。

       秦统一后,丞相王绾和大臣淳于越等纷纷上书请分封,独廷尉李斯反对,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戳(同音字,两个隹字中间加偏旁部首的言旁,电脑无此字,以‘戳’字代)……周天子弗能禁。”始皇帝以为然,遂废封建。

       秦始皇没做的事,刘邦做了。他为什么要做呢?因为有三股势力和他平起平坐,而这三股势力在他争夺天下时又都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让他无法忽视。这三股势力分别是功臣、宗室、外戚。刘邦在世时,主要清除了功臣势力,所以在其之后至汉武帝时的权力斗争,就在皇帝和宗室、外戚之间展开,其中,和外戚之间的权斗最激烈。终汉一世,外戚之祸最烈。如此纷乱的权斗,当然是“愈到后世,愈不切于事实,愈不合于理论”的封建制引发的,所以汉武帝即位后,一定要变,而且一定是大刀阔斧地变。他变得法子就是去封建而固中央。吕思勉说秦汉之制因袭三代前,指的就是汉初官制主要采行封建制。

       那么,汉武帝所强力推行的中央集权制又是怎样的呢?它是不是如今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专制、独裁政体呢?这个谜底要揭开,不然比较习近平和汉武帝会进入误区。

      《汉书》和《史记》对汉武帝推动中央集权制及实施情况并无全面介绍,只将若干细节散布于相关的篇章中。不过,中央集权制自秦汉而至清一直沿袭,中间无甚大变,结合其他朝代的情况能大体归纳出其特征来:

       1、皇权之下的多权分立或制衡,即统权之下,行政权、监察权、司法权、军权只对皇权负责,彼此互不隶属又互相制约。武帝时分立情况更突出,表现在(a)宰相实际上是副天子或二天子,主治天下,九卿等官分治天下众务,各有独立职权,非皇帝私臣,也非如满清时之自称奴才;(b)外官设郡县两级,阶级少而威权重,和后世大不同(王国和郡同级,治权在相);(c)去古还近,地方自治明显。

       2、皇帝有最高、最大的权力,即对天下事的最终裁决权。拥有最多权力的是宰相(丞相)。基于这个原因,自秦汉以降,权斗多在皇帝和宰相间发生。明朝废相而设内阁。明中期后内阁大学士又设首辅,首辅一职相当于宰相。明神宗时首辅张居正变法有功,死后之所以被清算的主要原因,除因借变法而贪腐、培植权贵势力、捣毁天下书院禁儒生议论国事外,按明人说法,严嵩不过独揽了一半多的权力,而张居正几乎揽完了所有权力,指责他大权独揽,颠覆朝纲。因此,历史上大权独揽者往往是野心勃勃的宰相或重臣,非皇帝。
   
      3、“君权神授”有双重含义,既表明神授权于天子,又说明天子受神监督。对神的理解,古人早有民为神主的说法,这是一直被今人所忽略的。《左传》:“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语见<季梁谏追楚师>),讲的就是这意思。所以,在道统上,皇帝忠民就是信神,且要以民为神主,先民后神。这个表述比孟子“民重君轻”的说法更进一步,更透彻,也更有约束力。
   
       4、处理政事为群臣廷议,皇帝朱批。廷议是公开透明的,什么话都可以讲,且每天都有,从一大早就开始,故又称朝议。廷议通常是某一大臣上奏或廷上陈述,朝臣形成决议后交皇帝。皇帝赞同就朱批下旨执行,如一时难以委决,则留中不发,如反对,则驳回重议;如果未与群臣商议而自作主张,会被指责为独断专行;如议事不决,又会被批评为怠于政事;如下旨有错,大臣可公开抗旨。明时,内阁甚至有将圣旨留阁不发,乃至驳回圣旨的作为。大臣骂皇帝的事也很常见。如明朝谏风盛行,臣子视廷杖为荣耀,上谏书责骂皇帝前赴后继。嘉靖年间,海瑞不仅当面骂,骂完后觉得不过瘾又上奏章再骂,骂得嘉靖帝一看到他奏章就头疼,后来竟成了心病,却又无可奈何。又如唐朝皇帝好佛道,韩愈便多次上书指责,如《原道》、《论佛骨表》等。历朝历代,骂皇上的例子很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更非如内地影视剧所歪曲的那样,臣子见了皇帝就如老鼠见了猫。究其因,历朝皇帝再发飙,也没有敢不敬神的;再次,自古文人载道,皇帝对与不对,不是他自己说了算,须文人以道来衡量,皇帝和文人之间实质上是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这和读书人被视为臭老九,动辄得咎,任意抓捕的泱泱大国迥然不同。总之,古代皇帝受到的制约其实非常多,并不能随意而为,而廷议也非如今日之两会般每年只开一次,朝臣也决不是没有知觉的投票机器。
   
      5、人才方面,汉时举荐与考试并举,隋以后重科举而轻举荐。如汉武帝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诏令天下“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历朝历代绝无非同宗同姓不能做官的道理,这和中共唯党员方能做官的惊天动地之举有本质差别。重要职务多有非亲非故者担任,务求用人唯贤,不论贵贱。待遇上,除有爵位者终身受禄外,普通官员无论品阶高低,职务、俸禄概无终身制一说。有职有禄,降职降禄,无职无禄,犯事者抄家,重罪者杀头。具体到俸禄,以明朝官员为例,普遍很低,明初正九品至正五品依次为79石、121石、154石、178石、199石,这些都是年禄,实在少得可怜。正四品到正一品要多些,大概在300石至2000石左右。如果只靠俸禄养家,不出半年,四品以下官员多半会饿死。所以做京官的多租房而居,能买下一套民宅,就足以谢天谢地了,至于几十上百套房,那是八辈子不敢想的事。谁真有了,非幸福得上新闻联播不可。他们也有些额外的收入,如润笔、火耗等,但也着实不多。明朝官员普遍不贪,是有史证的。后世史家替张居正辩护,说他不过贪了二十几万两银子,压根儿不多,直将他往“千古一相”上整,以便和“千古一帝”齐名。他们是拿后世来比,全忘了明朝官员俸禄折算成银两会有多少,这20多万两银子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概念。拿四品官员来说,其年禄折算成银子约150两,需要先修炼成仙活过1350岁,还要做1350年的至少四品以上的官,再加经常润笔,才会有这么多。

       上述归纳是概括而言,介绍的是普遍的、正常的情况,具体到各朝各代,自然各有不同,有更好的,也有更差的,不一而足。像西晋和清朝,那就别有一番景象了,视之为特例,较为妥当,不过也是没法和当下比的。可以这么说,中国中央集权制是介乎于专制和民主之间的一种开明政制。有些读者可能不认可,可翻阅《汉书》、《史记》、《明史》、《明实录》、《晚明史》(樊树志著)等史籍和专著比较下,如果能因之认识到我们真实的历史,不再上应试教育的当,不再被选择性教育所蒙骗,那可真是民族的大福气了。

       那么共朝呢?

       如上文所介绍的,中共施行的是一种远比汉初更为复杂的政制。纵向来看,它首先引入了前苏联的暴力专政体制,并为维护这一体制在相当长时间内混合了部分军事体制,而在外表上又以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来粉饰。表现在形式上,政权建设方面是独裁暴力专政与军事控制结合,社会治理上则又是独裁暴力专政与中央集权结合。横向来看,它在经济上采行的是与其政权建设配套的体制,即前期的计划经济与当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两种形式。就执政阶段而言,毛时代政权建设方面三种体制都有,经济上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邓时代又分两个时期,即邓、胡、赵时期(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和邓、江、胡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邓、胡、赵时期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开明政制,这一时期军事体制逐渐淡出,独裁暴力专政体制虽还存在,但基本不起作用。可惜这一时期太短,如能再延续十年,多半可以开启大治。邓、江、胡时期的前期,从举世震惊的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开始,中共政权一下回到了独裁暴力专政,之后轨迹下行,渐变为独裁暴力专政与中央集权并举,经济上则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江时期市场经济的成份要重些,胡时期则加重了计划经济成份,出现了喧嚣一时的“国进民退”,权贵资本借助这一体制实现了对国民财富的大劫掠、大转移。

       总体而言,中共政治体制的构成极其复杂,由复杂而至混乱,世所仅有。一些时评家和学者将之形容为“杂种”、“怪胎”,虽未免刻薄了些,却一针见血。从整体上看,中共政治体制的确就是“杂种体制”、“怪胎体制”。

       综合中共六十多年的政制实践情况,可以归纳出其主要特征:1、暴力;2、独裁;3、专制;4、掠夺;5、压迫;6、腐败;7、维稳。这些特征尽管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也以种种伪善的面目出现,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国人的肉体和灵魂。对此,相信有太多太多的人有着极痛苦的经历,实在不需要我进一步举例说明。

       这种体制产生了什么结果呢?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分析权贵集团形成的系统性恶政时指出:“在过去几十年的停滞时期,权贵集团不仅大肆掠夺社会和民众财富,而且形成了一种系统的恶政。这种恶政的三大表现就是:维稳、强拆、纵容贪腐。而从体制要素看,表现为三要素:无所不在的总体性权力;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双重机制;暴力与阴损招数并用的治理手段。由此造成四大灾难: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他虽然批判的是权贵恶政,然而权贵恶政却是在这种“杂种体制”保护下形成的,没有这种混乱的体制,就不可能有权贵恶政。所以,四大灾难实际上就是这种“杂种体制”产生的结果。

       回首人类漫长的历史,我们实在找不出还有什么政制比中共的更暴虐、更令人深恶痛觉的了。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固然有许多不足,然而它毕竟是华夏文明自然形成的、历史的产物。它顽强地护佑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既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躲过浩劫绵延不绝,又让我们不断地闪现辉煌,直至垂垂老矣。而民主政治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向人类展现出崭新而美好的未来,无论中共如何诋毁、攻击、拒绝,它始终保持着强大而旺盛的生命力,如润物细语般滋润着我们。中共自创的这套政体呢?仅仅才六十多年就难以为继,其短命是毋须言说的。

      现在的问题是,习近平能像汉武帝那样,终结这种混乱的“杂种体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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