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第二章（下）
论中国第二章中国文化的韧性与悲哀（下）
迄今为止，中国文明的特殊之处也是悲哀之处在于：参照世界历史，几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曾遭遇浩劫，但是面对浩劫或浩劫过后，它们终究还有一个公认的正神来抚慰痛苦的心灵，重塑生活信念。宗教的扬善抑恶作用，以往的时代显而易见。中国当然也有宗教，但本土的道教也罢，引进的佛教也罢，至少汉人居住区皆须奉旨行事。于是，公认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是天师、佛祖、真主，而是天子。这样，本属强项的世俗文化，在高度集权特别极权的重压下便成了弱项。因为，不论生活是否承平，人的脆弱命运的希望，都只能寄托在天子身上。依得想象，好日子本不难实现。因为圣明的天子就住在人间，当然是住在京城的巍峨皇宫里面，他只消发上几道圣旨，人间的不公就能改观。如果这情况不得改观，那一定是某个奸臣在使坏，这样的情况一定不会持久。然而想象、愿望是一回事，无情的现实又是一回事。开明盛世当然有过，绝大多数时间内，却不过是美丽的传说。从世界看，佛祖，真主，基督，虽虚无飘渺，但不会被弑君，也就永远存在，永远在高天之上关注着不幸的凡尘。中国呢，再圣明的天子身边也有佞臣，特别天子常遭弑君。当天子被佞臣反贼弑君，被弑的天子展现的竟也是一具与常人无异的尸骨，社会心理的支柱便不免轰然倒塌，随之便是整体失落，茫茫然，生活无序。社会心理的支柱得以重新竖立，往往是几十年甚或几代人以后的事情。此时，时间已将浩劫的伤口基本愈合，新的真龙天子又降临人间。而在此长期间内，强者当然视丛林法则为天经地义，全因无序的生活里，我不杀你，你会要杀我。弱质哪怕醒悟到天子并靠不住，但别无选择，此生只能再信天子一次。这般浑浑噩噩又无奈的社会心理，乃是自秦以降特别中唐以后，中国文明未能突破恶性循环的生活写照。
西风东渐，中国的社会心理方始有了改变。民国的建立，使知识界率先打破了对天子的迷信。世俗文化的积极一面又开始了抬头，也就为权力制衡提供了契机。但是，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基本依旧，大面积的社会心理也就不能及时改变，尤其换了个名称的皇帝很快又再现于生活，专政的铁拳一次又一次把民主砸得粉碎，于是先迷信后无奈的社会心理，遂又成了中共建政后直到今天的生活写照。
把毛泽东从神还原到人，从思想意义上讲，不过是回到民国初期的反帝制罢了。不过，这工作的现实意义，仍不言而喻。当中共的政治局成了毛泽东的事实上的军机处，当中共的红头文件需要把“毛主席”置于“党中央”之上，只恐中共内部的理性对此都会感到尴尬。但是，这工作也就开了个头，又在事实上被叫停。大量的主旋律影视作品是个鲜明例子。观众看见的毛泽东，分明不是神圣也是完人，因为看不见他的身上有任何缺点。这样，造神的土壤基本未动，社会的深层心理也就基本未变。改革初期，在相当多人的潜意识里，邓小平不免有点象王莽，不免否定了先帝的太多东西。先帝终归属于马背上打下江山的真龙天子，他充其量错在晚年不该听信了几个奸臣的谗言。不管怎么说，先帝瑕不掩瑜。当无论毛左派还是改革派，皆借助专政工具肯定毛的一生属于瑕不掩瑜时，谈什么很快改变传统文化心理的甘于人治、骨子里仍怀念天朝的特色，又怎谈文化、思想适应现代化?就此而言，改革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因为先前的神化毛泽东，尚有几分自以为是的马列革命的成份，现在不肯否定毛旗帜，已是须为一代王朝着想。因为民国否定袁世凯，从此杜绝了任何窃国大盗复辟帝制的念头。中共不肯否定毛泽东，势必为尔后的政治强人蔑视民主民意埋下伏笔。六·四动用野战军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就是一个鲜明例子。事实上，中共不可能只有收获而不付出代价，例如它今天的信誉扫地。不从这个高度上认识问题，只知可悲地掩耳盗铃，不论动机如何，于国、于民、于自身都是不负责任。
这无疑是中国有别于美欧的悲哀。从历史看，明朝本来可以大面积培育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的基因。郑和数度下西洋提供了此种风气，此种振国威的大事件不可能不影响官场心理。民间的通俗文学如三言二拍，那种对性禁锢的冲击，对经商事业的肯定，原是自由风气的酵母，皆符合求新，求变，求发展的人性一面。大好机遇丧失，儒教正统文化要比皇权专制统治起的恶劣作用更大。这不是历代卫道士理解得了的。从现实看，要求中共彻底否定毛的行为，对于邓小平那一辈打江山原是为了坐江山的老人极不现实，识见是次要的，主要是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太紧密。再从百年的历史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环境、气候、基因使然，不可以归咎于某一个因素。因为本来就悲哀的社会心理，又获得了更加悲哀体制的庇护，难解难分乃是必然。要改变老人社会性喜怀旧、崇拜权威、甘于人治的特色，须靠时间。因此，拒绝变革当然不能成立，强行变革又不免适得其反。看来，中国文化、心理整体上完全适应现代化，须待文革后出生的人口全面进入生活，并主导生活。
今天中国社会生活的众多怪象，分明还会延续相当时间。既然无论毛左派还是改革派，皆要高举毛泽东这面旗帜，那么毛左派和传统心理起劲地拥毛、颂毛，也就理所当然。官方常说中共江山系历史的选择，确有一定依据。不过，历史的一时选择，不等于可以千秋不败。最突出的例子，乃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也曾是历史的选择，谁也否认不了它是靠民主选举上的台。这样的论点可以说明过去，却不足以说明今天和未来。因为史上所有被颠覆的集权王朝或政体，当初都系历史的选择。拿这号事做文章，只能是无话找话说。改革派当然知道这情况并不正常，任其发展不免还会葬送改革，但是寻觅不来有效办法。特别自身的利益又决定了不可以砍旗，于是，充其量用强调发展经济，来回避颂毛的调门罢了。他们自以为驾驭得了生活，殊不知反倒进一步两面不讨好，使自己的一应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随着时间推移，改革也就只能限于保险系数高的经济领域，希望经济的不断发展，自然地化解一切社会问题。偏偏即便限于经济领域，这样的改革也只会是想当然。很简单，经济不可能孤立存在，势必涉及方方面面。事实上，只一个经济体制改革，改了三十余年，非但攻不了坚，而且关系越来越乱，例如仍旧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怎么说都是一个讽刺，尤其足以证明这样的改革，缺乏源源不断的后劲。面对新的国家官僚资本主义的贪得无厌，为追求一时的政绩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对环境的无情破坏，对弱者的冷酷无情，这种缺乏后劲的改革当然会使怪象迭起，传统心理自然更加怀念毛泽东。毛左派愈信真理在手，自身代表了广泛民意。有着相当现代见解的群体，本来真诚拥护改革，渐渐由困惑不已转为了不知所措，直至尽失信心。改革派本来就无从自圆其说被全世界抛弃的社会主义，只能在强权基础上冠以特色二字，且幻想能找到一条优于全世界的新路子。但是幻想就是幻想；因为信息时代新贵名流的脑子，未必真比民间的脑子高明。这种本质上糊弄社会的做法，后患当然不会止于此。因为没有几个人会就是非问题，同手握枪杆子的当局去较真，胸里有数就行了。于是，大量的既得利益者尤其贪腐官员，所想便是如何聚敛财富，为自己为子女留下后路。各式名流新贵便争相移民、办绿卡，为了某一天风暴降临好逃生。此两类人皆不同于寻常百姓，不乏其人深黯政情，明白官话与现实是两回事，堪称春江水暖鸭先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一切怪象的合力表现，则是一应道德、信念，皆被踩在脚下。强者当然有能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质，就只能又把希望寄托在新一届领导人身上。每年两会期间，在官媒的煽情下，总有一阵骚动，无非盼望新的领导人无比贤明。如同皇权时代盼望新的真龙天子无比圣明一样，结果是盼望一次又一次落空。与此同时，没有几个昔日的改革者如今仍旧死心眼。他们看得清楚，他们就算披肝沥胆，不惜自我牺牲，社会心理整体上已演变为不为所动。况且，他们也是人，皆有妻室儿女，从文革中过来的人，则不论是否事业有成，都注定了要带着心灵上的累累伤痕，怀着不同程度的无奈与哀怨，进入另一个世界。
中国的政治权能文化以及集权、人治，需要改变，是显而易见的。非如此承载不动现代化，遑论中国复兴和实现中国梦。不然的话，欧美开启的现代化，不免属于逆历史潮流而动，演绎了一幕大闹剧。辛亥革命同样不对头，因为当年的朝庭走的正是特色帝制新路子。苏东的变化，便是那里的劳动人民不识好歹，不走阳关正道，偏走左道邪门。可以肯定地说，世界只有倒退到十九世纪以前，或者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现代化是条不归之路，中国的现实才有价值。
当年的五四文化运动，于今天仍不乏启示意义。
从渊源上说，五四文化运动，明显地有着古代百家争鸣的遗风。它否定作为国教的儒教，如同欧洲否定天主教旧教一样，大方向没有错。这与需要肯定儒学的某些部份，并不矛盾。可惜，五四太过短命，成了昙花一现。它短命的大气候，是世界的强权即公理太过咄咄逼人，不容中国静下心来反思过去和筹划未来。它短命的自身原因，是知识界作为一个整体，丢不下由来已久的对政治的偏爱，架不住权势的诱惑。限于时代看，那一代文化人整体素质并不高，算不得巨人辈出、众星灿烂景观。但若从历史纵深看，他们基本上又都是牺牲品。长达两千余年的专制统治专制文化，使得追求功名利禄，籍此光宗耀祖，成了代代读书人的首选追求，成了社会公认的最高价值。这般情况下，怎能苛求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出污泥而不染呢?五四短命，那一代知识分子飞蛾投火般扑向军政舞台，绝大多数人落了个悲剧命运，反证了中国政治权能文化的吃人不吐骨头。
政治权能文化，或叫官本位文化，严重扭曲了中国文化的整体形象，扭曲了相当多数国人的性格，阻碍了中国文明的良性演进，应为不争的事实。曾有人形容中国文化为酱缸文化，哀怜国人为阿Q性格，更有人愤激地认定中国应该被殖民若干年，包括改革后曾出来一部叫《河殇》的电视启蒙剧，这些观念未必全面、准确，激情明显地多于理智，特定年代却也不失为逆耳的忠言。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启迪了人的心智，而在于提出尖锐问题让社会震惊和沉思。从一个方面看，官本位文化当然不是中国文化全部，更非本原。无论如何，中国文明不是始于秦皇汉武。作为后世强人偶象，他们当之无愧。作为中国文化符号，他们却不够格，够格的只能是炎黄和尧舜。例如，作为英雄史诗，尧舜的禅让故事，不由社会心理不生景仰之情。百代都行秦政，社会心理的反应，无可奈何罢了。作为爱情绝唱，汉武帝的金屋藏娇，或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金殿盟誓，固然令人神驰遐想，但怎及娥皇、女英为寻舜帝的泪洒斑竹，常催人泪下。从另一个方面看，秦以降的集权高压，也由于农业文明条件下，自然经济需要稳定生活的原因，使中国文化的精华一面，积极、向上、开放、尊贵，与中国文化的糟粕一面，保守、颓废、党同伐异、性喜内残，常自觉不自觉地交织在了一起，逐渐难解难分。这情况使后人欲从这座本来罕见的精神富矿里淘宝，竟因良莠难分，常使事半功倍，甚或本末倒置。
例如，到底是高度集权统治形成的相对稳定生活，保障了国家的大一统以及文化的代代传承，还是斩杀不尽的文化传承所形成的社会凝聚力，保证了国家的屡屡抗击风雨而终于不倒?刘邦的市侩手腕，帮助他成就了帝业，项羽的贵族气质，导致他别姬还自吻，到底哪种行为、哪种性格有助于中国文明勇于担当?秦以降中国的社会性质，到底仍属于封建制，还是逐渐蜕变成了家奴制?宋亡于蒙元的野蛮，明又亡于满清的落后，到底是中国儒教文化最后总能驯化落后者，还是此种文化正中所有专制统治者的下怀?凡此种种，皆是需要直面的大是大非的问题，远比那些具体历史阶段党派之间的恩怨情仇，于中国文明的发展更有启示意义。然而，迄今为止，这一切至少也是一笔糊涂帐。百代都行秦政造就的无情事实是，史籍浩如烟海，宏论俯拾即是，历朝历代，官家不知豢养了多少皓首穷经者，文明演进仍旧换汤不换药。
尤具讽刺的是，中国春秋时期奠基的优质文化、思想，以及人文境界的普适性和恒久性，经过世界文化、思想少说一千年的空档期，到底由迅猛崛起的欧美文明所印证。不过，它却不是由自称先进的社会主义现实所印证，而是由被斥责为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所印证。欧美的自由、民主、人权，比照中国的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何尝不是中西文明的核心价值在共呜共振。并且，此种核心价值的共鸣共振，成为全球范围的现实生活，今天的时代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了。随着全球化的不可逆，强权政治国家时代，一定会要让位于经济文化洲际时代或经济文化国家联盟时代。一点也不奇怪，人类文明从穴居时代到氏族时代，到诸侯分封时代，再到大国时代，总是经济发展的作用，带动着权力的延伸，脚往远方，眼望高处。一定会有反复，会有迥流，会有人替过去唱挽歌，但总的发展大趋势不可抗拒。今天，有相当理由对人类的未来持谨慎乐观，主要根据乃是人的求发展天性不可扼杀，因而大发展势必演绎新时代。
近来有种观点，指出百年前世界经济就已相互之间高度渗透，结果还是爆发了两场世界大战。此观点又对又不对。百年前世界经济哪有今天互相之间的依存度高?哪有核武?哪有欧盟?哪有战争狂人不受惩罚的新准则?哪有互联网?哪还有可供抢夺的殖民地?哪有人权高于主权之说?大规模战争终归要考虑成本和后果。既然文明的冲突，本质上是人的灵与肉冲突，那么随着彼此间依存度的切实提高，一荣虽未必俱荣，一损则必定俱损。此情况下国家之间，地域之间，民族之间，出来大和解，就不会是妄言。这正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本质追求。
中国文化的人文境界，在现实生活中的给力表现，乃是不论现状多么阴惨，总会有以天下苍生为念的优秀人物出来。他们在复杂的生活中，免不了要投靠这一股势力，或那一股势力，被时人贴上不同的标签，却改变不了他们内心的真实追求。古代的罗马帝国成不了中国，现代的苏联帝国也成不了中国，自有多方面原因发人深思。文化传承不同，是个相当深刻的原因。
例如，不去说太远的故事了，也不去说其它领域的杰出人士，只说军政界，蒋经国属于国民党，彭德怀、胡耀邦属于共产党，虽说这两个党同为西风东渐产物，反映的却是很不相同的现代见解，在争夺国家权力方面还刀兵相见二十余年，这些情况当然会要影响他们的思维与行为。但是，细察他们在很多根本问题上的作为，他们身上的政治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己融入他们血液的文化传承。有一点显而易见，他们可以不做官，必要时还可以放弃那个党籍，却不敢忘怀要做人。正是靠了此一人文境界，最终支持了他们念及苍生命运时的敢于担当。
对中共另一位重要人物邓小平的历史定位，也能引发良多感慨。他去世后，官方谥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无产阶级革命家。官方当然穷尽了尊荣词汇，不过，邓小平若九泉有知，却未必领情。他毕竟曾经沧海，内心深知官样文章好笑。所以，他生前看重的乃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个经得住时间检验、真正有份量的称号。实际，这样的中国文化语言及境界，一千年也不会过时。百年过去后，他固然远不及蒋、彭、胡的悯人情怀，但鉴于他并非专制王朝的奠基者，特别改革产生的歪打正着效应，史书上仍将记载邓小平，那时的人却未必搞得懂今天官方的特有词汇。一如今天的我们，搞不懂皇权时代对那些帝王、后妃的谥称一样。
但是也不得不说，那些杰出人物固然可贵，仍难遮掩中国悲哀。他们人数太少，单薄的躯体怎堪如山重负?很显然，中国的全面复兴，须赖一批巨人。而孕育巨人时代的养料，便是世界文化，也只能是世界文化。
这是必然的。对思想的禁锢只适合于低档次文明。也许一两个世纪后，世界文化便将全面统率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
但是，即便主要谈文化，真正融入世界，相当时间内于中国只恐仍非轻松话题。
先看世界现状。
欧美开启的新文明以及反映新文明的新文化，因其三百年来在世界上的不可阻挡，理应称其为世界性文化。同时，由于它符合人性的求新、求变、求发展的一面，故而前景不可限量。凡是认识不到这一点而力图抗拒者，不免沦为不体面的失败。但是，人性的求新、求变、求发展的一面，并不都是与人为善适合群体共存的一面。因此，此种新文明、新文化无疑一样属于发展中的事物，需要通过不断地自我反思，修正缺陷，博采百家之长，才能真正在未来的世界立于不败之地。今天，落后国家常不承认前者，欧美又对后者常不以为然，皆不正常。
冷战结束，宣告了苏式社会主义全面败北，且无可能咸鱼翻身。同时，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相比较之下更加成了地域文明，中华文明亦不例外。然而，欧美的新文明、新文化在取得了世界性话语权的同时，垄断色彩也日渐强烈，不同文明的冲突、对抗由此更加局面复杂。其突出表现为，实用主义较之虚幻的理想，固然更适合几十亿人的现实生活，但是生活又是需要理想的。几十亿人挤在一个越来越狭小的地球上，没有理想怎么能行?没有理想的生活，如同让邪恶的理想肆虐一样，后果的可怕并无区别。今天，作为文明领头羊的美国，基本上只有维护自身霸权的老生常谈。这情况在反恐以来的世界事物上面，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它的思想、文化眼光已跳出了地球，《星球大战》便是证明。但是它的权贵们骨子里仍是强权时代的地缘政治，武力重返亚太足以说明这点。此种帝国思维终归不能让人口服心服，因为技术权能帮助了恐怖组织能量大扩张，突出如9.11。如果只谈战术，堪称利用技术权能用很小代价取得重大战果的经典战例。更加堪虑的是未来的岁月，食品、药品、交通工具、电脑、网络、乃至空气、水，皆可能成为恐怖组织的有效工具。因此，反恐相当重要，但治理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尤其重要。如若不然，大国的实用主义，小国的明哲保身，势必使固有的市侩陋习卷土重来。今天的世界，这情况并非虚言。一个具体的例子，便是认为中国复兴后，一定会要追求霸权。
认为中国复兴后，一定会要追求霸权。从一个方面看，有相当道理。世界不可能因为中国说什么，就相信什么。一般来说，对一个民主制国家的言行，尚且不可以全信，遑论对一个人治又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国家的言行，当然更要留下余地。从另一个方面看，大国强国的政要都这样看问题，就不免市侩心理在作崇。首先，如果谈霸权的文化渊源及历史依据，这样的渊源与依据，倒是几乎全都来自欧美，而非来自中国。其次，如此论点的前提，乃是文明演进的实质毫无变化，也不会有变化，这样就把战后世界的几项进步，核平衡，欧盟、全球化，新兴经济体特别中国已融入了世界的作用，全给以抹杀。具体如中国，建立在保守、愚昧、偏执、暴虐、遍地小农基础上的毛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现时的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个无奈的政治语言，注定了属于时代的一个小插曲，仅仅这一条理由，便不可以轻视中国日益发展的理性力量。再次，如果中国复兴后果然追求霸权，现实条件下也多半会是逼迫所致。很简单，如果这世界总是象一只玻璃瓶，四处可见光明，就是没有出路，则中国无论作何努力，都将无法把握身陷旋涡的起伏浮沉。要避免大悲剧，今天的大国、强国皆要有担当才行。当然，中国并不例外。
所以，今天由美国主导的文明潮流，并非事事皆能服人，理由显而易见。例如，美国为什么不能在苏联解体时裁撤三分之一军力呢? 当时，俄国已自顾不暇，中国军队不具备进攻能力，欧盟无意走武力扩张之路，此实为世界走向消弭武力相逼，开始大和解的难得机遇。美国这样做了，谁会对它构成威胁?退一步说，如果世界形势再度变得如二战前般凶险，依得美国实力，再度扩充军备也不过是举手之劳。既然美国对此拒绝，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又岂是它的警察力量治安得了的?只要这样的根本问题没商量，世界乱象迭起，又有什么奇怪。
当然，这不能成为中国放弃进步的理由。
很显然，中国不属于年轻国家，历史积淀太多，历史包袱太重，相当部份人的世故、暮气、懒惰，断难避免，因而很难象十八九世纪的美国那样，整体上充满了朝气，文明可以轻装上阵。中国也不属于开启了新文明的国家，如欧洲列强那样，在地球上率先进行了工业化革命。新文明野性也罢，莽撞也罢，狰狞也罢，终归是新生命。如果它的纠错机制最终得以跟进，它一定还会演绎出难以预料的新花样。这样的前提下，中国文明要复兴，再展辉煌，就得有超越今日美欧的文化魅力、思想眼光、博大情怀。今天，在技术基本无国界的基础上，硬件方面赶超美欧，集十几亿人之力，不会是很难的事情。预计经过二十一世纪的大发展，届时的世界经济和科技会趋向大体上平衡。意味着硬件方面，一国一洲的一时领先，不再是了不得的奇迹。另者，关于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恐怖主义等等，说到底主要是强权世界的孽生品，解铃还须系铃人。相应地，未来文明优劣的指标，不免演化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乃至人与外太空的走向和谐，文明系统更有利于良性发展。果然如此，中国文明的复兴仍不免任重道远。
有几点是显而易见的，人治条件下的官本位文化，是经不住时间检验的，本质上永远都是闹剧。重祭孔子牌，实质是复古，开倒车。因为欧美文明走在了世界前列，未曾忘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也不曾倚仗他们。进一步说，自秦汉以降，特别宋明以来，传统文化已蜕变为家奴文化，它在升平时期并不乏“一家人”的温情一面，倒也成了中国文化韧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前提是尊卑秩序比什么都重要。从此，弱者只能在“家长们”的规定范畴内讨生活，当然不择手段也能混成人上人。此为马列学说与共产体制能在中国一度适应的根本原因。事实上，马列学说无非红朝进口的装饰涂料，红朝大厦的主要构件皆产自中国。换言之，没有马列学说与共产体制，也不能指望毛泽东为首的由旧式小农组成的军政府能告别旧时代。要从根本上改变此一局面，否定马列学说与共产体制固然紧要，同样紧要的还有须在改造国民性格上下大功夫。就今天而言，需要一大批文化人，淡泊名利，从事文化复兴运动，勇于承认普世价值高于国粹。向来如此，科学发现，智慧提升，文明转型，皆是站在前人的肩上才能实现。除此之外，实无捷径可走。毕竟，它的很多内容已为理性公认，原是几百年来从痛苦生活中凝聚的文明结晶。学术上当然要指出它的不足，行为上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无论如何，集权、人治、文化管制，视批评、批判为洪水猛兽，乃近代前的生活共相。它们代表了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不代表现代文明的流向，更无可能代表全球化的未来。中国决然绕不开这几道坎。否则，内实现不了各阶层的长治久安，外实现不了对中国的信服尊重。而只要中国实现不了文化复兴，无从改造国民性格，中华文明就无望成为一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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