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祖田：论中国 第四章（下）
论中国 第四章（下）作者：罗祖田
内政方面，毛泽东尤其随心所欲。随着时间推移，根本就是由得冲动来。根据他的一张白纸上面，能画出最新最美图画的神国理念，三反、五反、合作化、公私合营、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一场运动紧接着一场运动。此种行政命令下，举国经济方式、生活方式的大改变，居然成了只有试验室才可以不计成本的试验。本来，事态到此还不致于不可收拾，况且谁都可能犯错误。很大程度上，此时的瞎折腾只能是错，不应等同于日后特别文革期间犯下的滔天大罪。问题是此时的错，与日后的罪，只半步之遥，密切关联。因为文明演进当然离不开大手笔、新思维，却也须有纠错机制跟进。要有纠错机制，权力就须接受制约。一般来说，战争时期，专断有相当理由，甚至必须。和平时期就不可以了。因为战争本质上是破坏，和平的本质是建设，各自需要的知识面大不相同。仍是那句话，兼信则明，偏信则暗。扒旧房子的工作人人都会，盖新房子却少不得专业知识。只要权力始终不受制约，只要政治人物不敢承认不肯承认自己也是凡人，有人性弱点，会犯错误，权力就会在事实上回到皇权至上，酿成大反动，大倒退。毛泽东欣赏的，却是众口一词歌颂他英明无比，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当然，这种无法无天，只能是他的专利。除了他，所有的人都必须守纪律。正如他的王朝里，除了他，所有的人都需要思想改造，写汇报，写检讨，然后存档，以利于他分而治之一样。
这哪里扯得上是高尚动机的急于求成，或建设经验不足呢？为尊者讳罢了。让所有的人都成为原材料，只容毛泽东一个人想当然，只能是皇权复辟并走向极端。不由人不怀疑他的英雄气质蜕变为了极端阴暗心理。事实上，他对不合口味的知识分子乃至学术派别的极端鄙视、无情摧残，怎么看也谈不上是阳光心理。这当然有缘由。出道之前乃至出道后相当时间内，他的出身、学历、抱负、与社会的主流观念以及党内的国际派并不吻合。然而，杰出人物在市侩充斥的社会受到冷遇、排斥、边缘化，向来都是奋斗的阶梯。不然的话，日后的杰出便无从彰显。所以，人生的不愉快决非得势后报复社会的理由。其实，几十年的夺权历程，特别前期，毛泽东和中共都曾饱尝极端行为“左倾”的苦头，借助于日本大举侵华，不容蒋介石政权再分身的机会，毛泽东与中共才得以喘过气来。尔后的一步步走向胜利，与马列学说及莫斯科指令并无多少关系，主要靠的是审时度势，集思广益，尤其几个天高皇帝远的割据地区根据实际情况所作的努力。而这些管用的办法，都是昨天的故事。
管用的办法被丢弃，极端行为又被请回来。之所以这样，离不开好了疮疤忘了痛的人性弱点，离不开专权体制的需要，也离不开低素质的官僚队伍对马列学说的迷信。就后者而言，共产运动里面，是没有怀疑、批判位置的，遂成了盲信盲从。这种盲信盲从，本身就是极端、左倾。反科学。从苏共到中共，马列阶级斗争学说渐渐成为政治邪教，“左倾”无从消失，无疑是只能迷信，不容质疑的产物。就此而言，毛泽东或多或少也是一个受害者。毕竟，从凯撒到希特勒、斯大林，从赢政到黄巢再到成吉思汗，皆离不开孕育他们行为的母体。因此，一味迁怒于一个病态的法官并不够，还要对纵容那个法官的法庭问责。不妨说，毛泽东若去世于建政初期，只恐他的敌人都会叹谓老天不佑英才。正如希特勒若死于德奥合并之前，他不准会成为德国人怀念不已的民族英雄一样。
有了那样的法庭，又有了那样的法官，什么样的冤假错案出不来呢？在毛泽东的无法无天时代，他首先是极端行为，“左倾”的生产者、推动者。先是一场引蛇出洞的反右派运动，高压之下，社会上的不同声音包括中共内部的理性声音从此销声匿迹。接下来在两年后的庐山会议上，又把高层忍无可忍的诤谏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此二者的恶劣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意味着中共政权上世的终结，意味着第二共和国从此徒有其表,更意味着中国倒退到了疾呼“万马齐暗究可哀”的龚自珍时代。因为它们只会让人联想到焚书坑儒和指鹿为马，进而让人联想到中共政权较之那些已成历史过客的旧皇朝，事实上更不如，终不免败在自己的短视与戾气上面。公然蔑视人情、人伦、人性，对知识分子聚而歼之，鲜少旧皇朝有此魄力。从此，党内、军内乃至社会各个领域，皆要对路线站队划线。遂使偌大的国家成了清一色，人民成了木偶，官僚成了机器。于是只能报喜，不能报忧。上上下下，只有歌功颂德比赛，比赛语言肉麻。各行各业，数字出成绩，牛皮吹上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反理性反科学的恶果很快出现，成百上千万人死于饥饿，毛泽东居然认为成绩是主要的。也许，在只许报喜，不能报忧的大气候下，他并不知道因他的倒行逆施饿死了那么多人，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事实上直到今天，官方无法回避的情况下，能够认可的数字也只有几百万人，即便这样，难道就能改变犯罪的性质？仅仅属于探索性错误？关于毛泽东心目中的成绩，也是他的一叶障目的崇拜者认定的功绩，无疑是这期间完成了工业布局。然而，如果这世界的工业国家，全是这样完成的工业布局，他便是对的。可惜历史告诉我们，情况并非如此。
实际，担心日后被不光彩地写入史书的刘少奇，深知这情况属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一言堂、瞎指挥的结果。他作为中共的国家主席，尚且说这样的话，不曾泯灭良知罢了。某些认定仅仅属于“探索性错误”的人，该如何解释刘少奇的忧心如焚？当然，刘少奇固然不忍心几亿人过着悲苦生活，但社会主义的生米已煮成了熟饭，已经不容他往深处想。况且此时的他，也未必乐意往深处想，因为他还未曾感受到宫廷权斗于他的现实危险。他仍然怀着良好愿望，尽未泯的良知和一已之力，在权限范围修补一番旧篱笆。即便这样，他最终还是落了个与彭德怀一样的悲惨下场。当他在开封那个不见天日的阴暗地下室里，面对监管他的士兵的冷峻目光，明白大限将至时，他一定会要浮想连翩。此为人之常情，值此他已没了利锁名韁之累的时刻，如果容他讲话，也一定会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不会不想到，是他大力倡导了毛泽东思想，大力支持毛泽东成为五大机构的主席，在中共的各项决策上皆拥有最后决断权，尔后又附和毛泽东不给彭德怀平反。不给彭德怀平反，此举会给国家、民族，也包括共产党，带来什么恶果呢？如果一个偌大的国家，只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容不下敢讲真话的人，即便这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个国家拿什么去进步？另者，毛的性格历来狂放不羁，眦睚必报，不时作出的礼贤下士姿态多半是伪装，他不可能不知晓。在一个只能由高贵血统的皇族或靠杀伐起家的山大王呼风唤雨的国度，这样的领袖禀赋并不罕见，也不能用常人的标准去量度，但于同僚决不会是福音书。特别是，毛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和退居二线，甚至同意不再宣传“毛泽东思想”， 是理性、谦逊，还是以退为进？如果是后者，他是不是犯了皇朝权斗的大忌？为什么要把毛捧得那样高？为什么要推动中共政权快速地演变成为一个皇朝？是革命理想需要，还是个人利益需要？还有，他究竟犯下了什么逆天大罪，他献身的体制要这样凶残地惩罚他？他身居高位尚且如此，那千百万毫无地位而遭受如此凶残处置的中国人，在革命的名义下生不如死，有着多少人呢？凡此种种，与今天自个的厄运有着怎样的关系？悠悠往事，怎么向后世人解说？
独裁路上的障碍已被基本清除，大大小小的党棍和野心家，抬起轿子来也就更欢。在此种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且无师自通的巨大作用力下，文化大革命也就一呼千喏，势不可挡了。这场空前的闹剧初期，不乏高层官员也曾明里暗里抵制。然而，已经迟了。他们如愿以偿地跻身于官僚特权阶层的高端后，可是不遗余力地拥戴了新皇权，站队划线时不惜昧着良心讲话，直至落井下石，如今当然得尝尝天威难测、伴君如伴虎的滋味儿。将此迁怒于社会的疯狂，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每个社会都有灰暗面，引导社会生活走向以人为本和全面进步，本是公权力的天职。可是种种神话的编造，他们皆有份儿。当初少撒一点谎，多讲几句实在话，在做人的问题上骨头稍稍硬一点，怎来社会生活如此狂热？怎来每个人皆宦海浮沉身不由己？
其实，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脉胳一点也不复杂。自夺得政权，效法斯大林，成为共产主义世界宗师，就成了毛泽东梦寐以求的最大追求。一切的一切，都必须服从他的这一目标。他不怎么懂经济运行，是事实，但不等于他不明白经济的极端重要。要做共产主义世界宗师，就得拥有雄厚军力，就得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凡人皆知的常识，雄才大略的毛泽东怎能不识？不乏其人认为毛泽东的激情冲动，源自他那浪漫主义诗人气质，实在是想当然。哪有浪漫主义诗人能够把一支军队带出绝境，又依靠那几千人夺得一个大国政权的先例？希翼中国经济大跃进，十五年就超英赶美，同时拍板开发核武器，足以表明毛泽东深知实力的重要性。经济大跃进的神话遭到无情破灭，心理失落最大的中国人，应是毛泽东。他越来越反感那帮主管业务的臣工，包括唯君命是从、不去过问大是大非的周恩来，因高度失望而发泄不满罢了。正如他后来索性不过问经济，一心关注阶级斗争，无非一枚硬币的两面罢了。事情到了这一步，要在这个世界继续显示自己，实现早年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夙愿，如今他也只剩下在文化上大革命，从而让世界震惊这条路了。另外，天不假年，他不能再等下去。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场上层权力斗争，不免小看了毛泽东的抱负。权力斗争的因素当然存在。作为专制政体，权力斗争本来就如影随形。不过，史上花样翻新的权力斗争不计其数，但史上只有一次文化大革命。
比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运的走向，毛泽东的精神上敢与天公比高，实际效果却是祸国殃民直至与人类为敌，不堪回首。青年时代，他便志向非凡。武装夺权时期，他的谋略出类拔萃。对于中共及军队的曾经危在旦夕，他是救星无疑。另者，他共有五六位亲人献身于了共产运动，那些人不论动机如何，其命运仍令人唏嘘，值得同情。李白曾诗咏秦始皇，“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此话放在中年的毛身上，不算很过分。不过，毛泽东固然欣赏好大喜功、极其嗜血的秦始皇，却在历史地位上难以比拟秦始皇。秦始皇的好运气在于秦制与农业文明的大体吻合，毛泽东的不幸在于世界进入了工业时代，他的主要眼光仍投向那些线装书。况且，他的主要遗产是匪夷所思的经济大跃进和人神共愤的文化大革命，那个皇帝的主要遗产却有世界称奇的万里长城，还有影响万世的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另者，他固然是中共及军队的救星，却不等于他也是中国人的救星。因为他是否中国人的救星，得看他当政后的社会效果，须由超然于党派政治的未来历史作结论。此乃千古不移的铁律。不然的话，这世界的伟人、救星岂不挤破了门槛，哪个党派推不出自己命名的伟人和救星？事实上，如果说他拍扳开发核武，功莫大焉，根本不通。换了国民党蒋介石仍在大陆掌权，一样会开发核武，一样会成功，因为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必需。当时，常任理事国的名号由台湾占据，但中国的主体永远是大陆，名号回归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不妨说，只要中国存在，秦皇的名字就消失不了。但是过上一百年，就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中国人崇拜毛泽东。今天俄国的年轻人，还有多少人欣赏异想天开的列宁呢？便是一面镜子。进一步说，今天世界上那些睡在水晶棺里的强势人物，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天知道他们仍能如此安然沉睡？而依得今天世界的民主、人权发展趋势，很可能五十年后，他们将被统统迁棺，焚尸，扬灰。因为此种顶礼膜拜，肯定不适合日后的生活。正如古代用贱人为贵人殉葬，不适合今天的生活一样。
实际，就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对名望权欲的醉心，以及他对世界的见解而言，与其说他崇敬马克思，不如说他真正崇敬的人是列宁、斯大林。因为，那两个苏联巨人，同他这个中国强人，早就神交，有着惊人的英雄所见略同，便是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他有足量的资历、资格、资本，傲视同时代的国内群雄，其逻辑发展当然就是冷眼向洋看世界。假如这世界没有那两个苏联巨人，以及曾震惊世界的苏俄实践，毛泽东未必会强使中国嫁接洋人的社会主义。他晚年总是感慨共产党内很少人真懂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为他孤家寡人行为故弄玄虚罢了，为自己闯下的弥天大祸找借口罢了。因为只要不把马克思学说神化，稍稍结合欧洲中古时代以来的历史，便可一目了然其来龙去脉，反映的无非是新旧文明的剧烈冲撞。本来，此种反映属于常态，但不可以自视过高。在一个各门学科尚处于兴起、发展的历史阶段，任何学说自视过高一定会要栽跟斗。如果毛泽东的同僚真个象他一样懂得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的精华一面只会糟塌殆尽，生产力落在世界的最后面，使中国倒退到极端原教旨主义时代。所以这实在是件大幸事。例如邓小平的猫论实在算不得马克思主义，充其量属于实用主义，却出来了改革与开放。固然，由一个以旧式农民为主体的造反团队建立的政权，必然会要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社会生活一切照旧，原是农民造反获胜后的共相。就此而言，毛泽东能够昂首阔步几十年，并非他的超人才能使他创造了一页全新的历史，主要是遍地的蒙昧小农和低素质的官僚阶层成全了他，总算让他成了斯大林第二，让历史长河多了一朵掺了油污的浪花。一个无情的事实是，这块土地至今仍在呕歌一代天骄，鲜有人过问当年惨死于屠刀下的几千万生灵。这样的土地，英雄怎不意气奋发？而换在欧美，他充其量是个麦克阿瑟那样的军头。当他的行为明显属于错误，一定会有力量制约他不使他再胡闹。只因列宁斯大林的名气太响，苏俄的体量足以遮住半个地球的光线，于毛泽东成了挡不住的诱惑。加上知识结构的缺陷，由他天马行空的绝对权力，终使他在自以为是的路上渐行渐远，不可以回头了。
因为回头就等于他错了，须认错，不准还要担责，这种事于他不可想象。他有他的心病，且不去说他博览史书，深黯帝王术。只说中共历史，可曾见哪个被赶了下台的领袖，能够保全台上、台下生活尊严的一致？陈独秀、李立三、陈绍禹、张国焘、张闻天，哪个不是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事实上，当年在江西创业时，他就饱尝过“鬼都不上门”的世态炎凉。人心难测，高处不胜寒，墙倒众人推，古今同理，他怎可不防？他与张国焘的权力斗争乃是最有力的诠释，如果他不棋高一着，或者说，如果对方也如他一样做人做事绝又狠，日后中共的领袖哪里轮得到毛泽东？因为当年大溃退路上，毛、张川北会合时，张若动用武力解决毛以及“中央”，胜算的可能相当大。而只要取胜，合法性也就有了。尔后，精明的斯大林没有理由不去追认既成事实。何况自建党始，张在中共的正统领袖地位就高于毛泽东。
很大程度上，说毛泽东醉心于权欲也好，因心虚不敢松权也好，皆有骑虎难下的缘由。突出的例子是林彪事件后，有一次毛泽东昏厥过去，形如即刻便会驾崩，慌了神的周恩来匆匆赶到，当见到毛泽东睁开眼睛，周的第一句话乃是“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很显然，周深知毛的心病，只有这样的话于毛才是最有效的强心针。然而这样的表白，怎么看都是非常时刻，诚惶诚恐的朝庭首辅向喜怒无常皇帝的泣血效忠。它无从掩饰周内心的恐惧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此种权力格局反映的极端关系。毛泽东此时心理的孤独，心境的悲凉，几人能识？问题在于，如此可怕的权力架构，初期固然源自苏俄，建政后却主要属于他的杰作，他怨得谁呢？
是人皆有弱点，往往越到晚年，性格、思维越是偏执，毛泽东并不例外。他并非全然不知几亿中国人生活悲苦。他晚年深居简出不假，仍旧消息畅通亦真。他回复李庆霖那封信，表明了此事，同时表明了他对这块土地终难割舍得了的感情。但是，他非常人，乃一国之君，自然身负责任不同。当他一边制造了千百万人饿死，一边严于律已，与民共苦，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有意义，那么梁武帝便应该是中国最伟大的帝王，因为他日常生活的朴素节俭，鲜有帝王可以比拟。事实上，他的“与民共苦”，不过是吃，穿方面比较随意罢了。事实上，毛生活中的各种嗜好，例如吸烟，文革时期就有一个班子专门为他制作雪茄，何曾“与民共苦“？况且私德与公德不是一回事。古今中外，私德上可圈可点，公德上祸国殃民的强势人物，毫不费力就可以举出一长串名字。
所以，即便毛泽东对这块土地有感情，并抵销不了他害苦了中国的主要一面。他自以为关心人类的福祉，却让几亿中国人成为他实现个人抱负的原材料，由他任意折腾。对内如此，对外亦然，如果他对家人尚且不负责任，又怎会对邻里心存悲悯？就国家利益而言，赫鲁晓夫实在比斯大林对中国危害小，既然已经一边倒了，便不应该一错又错，正确的做法实在应该是逐步降低危害，如此，日后也能够少饿死很多人。但是他的个人好恶成了外交原则。或者说，他的个人好恶高于国家民族利益。他太言行不一，嘴里说张弛之道，行为上却使中国社会总是神经绷得紧紧的，不容人喘气。明明把事情办砸了，却拒不认错，错的永远是别人。所谓文化大革命，在后世人眼里只会匪夷所思，不由人不想起古罗马帝国的尼禄时代。在尼禄的时代，每个人都必须睁眼讲瞎话，不然的话，就是反革命。对邻居的不幸表示同情，也是反革命，因为那是对现实发泄不满。生活不检点，是反革命，因为那是蔑视当局。生活俭扑、低调，一样是反革命，因为那是故意讽刺当局。对稍有声望者、有军功者、识字说文者，尤其要紧紧盯住，因为他们都是动乱的祸根。亲人被当局处死，活着的人还要去神前谢恩，否则，也要被处死。类似的恐怖故事，文革时期的中国，遍地都有。如果非要说这也是社会主义，那也只能是奴隶社会主义。不妨说，毛泽东不幸生在贫穷、落后的中国，缺吃少穿的蒙昧众生固然迷信他，却没法儿跟上他斗私批修的步伐，终使他功败垂成，共产主义成了肥皂泡。毛泽东又有幸生在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这个国家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人，见了官就双膝发软，谄笑不迭。因为换在正常国家，不说杀人需要完成指标，冤狱遍于国中了，只一个因人祸而千百万人饿死，文革中至少一亿人生活在恐惧中，他就一定会被问责。即便他不尽知当时详情，他也不能免责。
事态明显不过，毛泽东逝世后，中国虽未迎来洪水滔天，留下了一地鸡毛，乃不争的事实。之所以没有迎来洪水滔天，直接缘于邓小平的很快再度出山，开启了改革，化解了社会怨恨向风暴的转化。因为这样的社会主义要不倒不灭，须有一个前提，便是中国仍旧与世隔绝，中国人的脑子总是一片空白，如同今天的北韩一样。如果做不到这点，秦二世而亡的洪水滔天故事，并非不会出现。不然的话，就解释不了邓小平的“不改革、死路一条”。他参与创建的政权，他怎会愿意看着它崩坍？实际，邓小平作为过来人，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权不是败在口号上，而是败在行为上。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威望一度如日中天。对日伪权力及财产的接收变“劫收”，不由苦难深重的中国人不对此目瞪口呆。从此也就几年功夫，它的威望便一落千丈，不可收拾。殷鉴不远，邓小平只不过敢于讲出别人不敢讲、其实社会已心照不宣的话，捅破了那层窗户纸罢了。
从世界关系上看，此乃毛时代执意自以为是，执意与外部世界对抗酿成的重大恶果。可以肯定地说，若依得毛时代再继续二十年，中国将被世界彻底边缘化，其境况要比今天的北韩更加令人齿冷。因为一笔相当的外援，可让小国北韩度过困境，但是任何外来的援助，于近十亿人口的中国都只能是杯水车薪。而综观毛时代与世界特别与美欧的关系，到底是“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存心封堵中国，还是毛泽东强使中国隔绝于世界？例如当中国天天高喊打倒这世界的“帝、修、反”，分明在四处树敌，恍如今天的北韩。这种情况下，人家又怎会对中国投以笑脸？又如他强调“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他是否想过，他当然可以这么说，因为他在中国事实上要什么就有什么，哪个部门、哪个机构敢对他的意思说上半个不字？便是他的稿费，又何尝不是特权的产物。老百姓一无所有，时常连出门逃荒都不允许，拿什么去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唐山大地震是个突出例子。当时，面对一座大城市被瞬间摧毁，几十万人同时丧生，世界上很多国家愿意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此种援助该不至于颠覆中共政府吧，但偏偏中共当局自己的面子要重于几十万民众的生死，将善意与援助拒之门外。这种情况下他所强调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只能让人欲哭无泪。仅仅用失误、民族自尊来解释这一切，是荒唐的，只能是疯狂所致。可悲的是，这样的大实话，不去说毛左派了，相当一部份中国人，今天听了仍不免刺耳。（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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