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中国教授建议"共妻"解救光棍，遭网民声讨
纽约时报北京，在下象棋的男人。单身汉预计在2020年将达到3000万。 Ed Jones/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我没有说每个女人都要找几个老公啊！”
浙江财经学院教授谢作诗如此强硬地表示，这是在为他近来对中国数量庞大的单身汉提出的解决之道作辩护。他认为应该推行一妻多夫制的提议造成了轰动。
允许两名男性结婚可能也是个好主意，谢作诗在他的博客一则最近已删除的帖子里这么写道。（他有至少三个博客，单单是新浪博客就有260万以上的访问量）。
在中国被称作“光棍”的单身男性，预计在2020年将达到3000万。由于自1979年起进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大部分家庭仅能养育一个孩子，加上偏好男孩的文化，以及违法进行性别筛检堕胎的情况十分普遍，种种因素促成了失衡的性别比——高达每117名男婴对100女婴的出生比率。
而谢作诗认为，他只是纯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他指出许多男人都无力娶妻生子，尤其是低收入户，因此到了晚年也就不会有孩子遵照中国法律的规定来照顾他们。不过谢作诗认为这是有解决方法的。
“我不否认3000万光棍的事实，但我否认一定会出现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写道。
他的解释是：物以稀为贵，而在这里所指的稀缺物就是女人。收入高的男人娶得起亲，不过收入低的就负担不起了。不过这可以透过两个男人合找一个老婆来解决。
“光棍的存在只是增加了女性的相对稀缺性，提高其价格，”谢作诗写道。“决不意味着两性的市场就不会出清，就会出现剩男。如此看问题，光棍及其相关的性问题也就变成了收入问题。收入高的男人，会优先找到女人，因为他们出得起高价。收入低的男人怎么办呢？一种办法是几个人合起来找一个老婆。这并不是我的异想天开，在那些偏远的穷地方，就有兄弟几个合娶一个老婆的，而且他们还过得其乐融融。”
一妻多夫制早在中国行之有年，特别是在贫困偏远地区，这是一种共享资源、避免家产分散的手段。
而且，看来有些中国人以为这已经是合法的：网上有人专门针对90后群体提问，因为这个世代的人的性别失衡问题最为严重。
对于谢作诗的提议，大部分网民都是怒气冲天。
一个化名“dihuihui”的新浪微博用户写道：“他说的是人话吗？”
另一位名为“膳郁金香1887003537”的网民表示：“满嘴废话的教授，很多光棍八成想问：‘你老婆又在哪？’”
本报于周一数度试图联络谢作诗，但没有成功。
他在周日于自己其中一个博客发表了一篇愤概的驳斥，控诉他所遭受的批评是出于传统道德规范下的空洞概念，自私又不切实际，甚至非常虚伪。
“我因为主张‘应该允许穷人合伙找老婆’以解决3000万光棍问题，引来无尽的谩骂和骚扰，”他写道。“甚至有人打电话去我单位进行骚扰。这些人无非是指责我的主张违背了道德、伦理。”
“你找不到不破坏传统道德的更好的办法，”他接着写道，“又凭什么来指责我的主张破坏了传统道德？你认为一夫一妻道德，问题是你的道德将导致3000万光棍与老婆无缘。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道德吗？换位思考一下。假设你是那3000万光棍中的一员，你还会坚持一夫一妻道德吗？”
除了激怒传统道德的捍卫者，谢作诗的提议也引来女性主义者和同性恋权利倡导人士的斥责。
“男人和男人在公开谋划如何分配女人，如何把女人当成是房子或者车子一样的物品来实现某些男权自由派或某些男权左派的宏大政治理想，”今年三月组织活动时遭到拘押的五名女权活动人士之一郑楚然在一个名为“破土”的微信群中写道。“3000万光棍的出现是因为人口性别比的严重失衡，背后是3000万女婴因为性别歧视而死去，而大家的讨论点却停留在‘男人娶不到老婆’这种撒娇上。”
对于谢作诗提出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助于解决单身男性危机的观点，一位名为“阿强”的倡导人士进行了驳斥，指责他将异性恋男性的需求置于同性恋男性之上——尽管谢作诗的提议中的确建议男性应该被允许和另一个男性结婚。
“这位教授的逻辑，是典型的异性恋男人中心论，”阿强说。“异性恋男人娶不到老婆，可以合娶，用物化女人的方式解决异性恋男人的婚姻问题。同性婚姻合法化不是为了同志群体的婚姻平等，而是释放同性恋‘娶老婆的需求’，好腾出‘女人’来，目的还是为了异性恋男人能娶上老婆。这跟网上那些评论，‘让男人们都去搞同性恋，把女人都留下来给我’一个档次。”
为了遵从社会习俗以及生育子女，中国许多同性恋男性与女性结婚。
谢作诗似乎也赢得了一些支持者。在他的新浪博客中，他贴出了一名南昌航空大学学生的评论。
“您站在了最低级的广大穷苦劳动人民一面，您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被千夫所指，却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名学生写道，此外：“在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一实质问题，为何不放下所谓的‘道德’而去解决这个社会所派生出来的问题呢！难道单凭道德让全国三千万光棍无后而终，无伴而终？那就显得有点教条和有失人伦了吧！”
作者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Vanessa Piao对本报道有研究贡献。 翻译：Kailin Hsiung（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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