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祖田：看今日红朝的马列与国学
[看今日红朝的马列与国学作者：罗祖田
先谈马列。
关于马列学说的历史渊源，它在学理上的严重缺陷，此一严重缺陷极易与人性中恶的一面一拍即合，一朝得势便势必演变为极端的反人性、反人类。我已在《论中国》里作过阐述，就不再说了。
这里，扼要谈谈马列学说及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及演变历程。
近百年前作为一种新思潮传入中国的马列学说，若仅限于学术范畴，于社会生活本无大碍，甚至有助于中国人一时开拓眼界。毕竟，那是一个世界充满了极端恶意的时代。就当时的中国而言，共和民国取代了帝制，但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仍然困扰着中国人。广义的守旧势力是那样顽固、强大，老路又分明走不通。革新和革命力量相信欧化和东洋化能快速扭转国运，现实却是内忧外患，一如既往，严重冲击了各阶层的耐性。这样严酷的时代背景，作为一种新的参照系，让凛冽的北风比照咸腥的欧风，并非没有参考价值。
实际上，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不乏其人是在比照着看问题，对很多重要问题并不轻率地下结论。当然，那年代的政治压力很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此为北洋军政府的一个历史功绩。例如李大钊，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就指出了马克思经济理论并无什么新意。而由此经济理论引申出来的社会主义，当然不应盲信盲从。如果尔后的中共能够坚守此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悲剧、闹剧乃至罪恶出来。
所以，认为百年来马列学说及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和世界起到了为虎作伥作用，符合事实。认为马列学说及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和世界导致了文明大倒退，并不准确。真实的历史是，一如我在《论中国》里指出的，“自斯大林以降，社会主义更多的是独裁者、野心家，既得利益者刻意为之的问题，以期瞒天过海。”不谈强权、强人、权欲的基础作用，一味抨击马列学说及社会主义，不免偏离了靶心。实际，任何一门社会学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起上大作用，一是仰仗刺刀，二是争取到了各阶层的共识。前者是集权特别极权的本能表演，贯穿了古今中外历史。后者是现代民主制国家的实践，不过三百余年。即便现代民主制国家，人间生活的第一驱动器也仍旧是权能。两者的区别是，前者迎合的是强人人性恶的一面，后者有助于把强人人性恶的一面抑制到相当程度。
且看中共的历史。
陈独秀时代的中共，少数救国心切、不满现实者是贯注了悲情、理想的。但是，这只能是他们的一厢情愿，面对现实不堪一击。没有苏俄的卢布，它甚至不能组党，更不消说生存与发展。既有着卢布的实惠，一朝成功还将封侯拜相，当然会激发机会主义者的斗争热情。这正是周佛海、陈公博、向忠发等等的人生。若不盲从共产国际的行为指导和理论说教，它就无从鼓动蒙昧时代的工农阶层响应它的革命，即便这种革命有违人的恻隐之情，但成就终归更重要。这根本的两点，决定了中共必须把自身紧紧绑在苏俄的革命战车上。当国民党开始清党时，这情况表现得尤其明显。要生存、要发展、要夺权掌权，理想就要服从现实。它意味着党争、权斗压倒一切，其的一切皆手段。到了这一步，马列学说及社会主义就无疑成了装饰涂料。它的新意在于，既然这涂料有助于自身建立新朝，有助于把新朝粉刷得富丽堂皇，这涂料也就愈发显得重要。
当然，生活另有戏剧性一面。
马列学说及社会主义不过是红朝大厦的装饰涂料，红朝大厦的基础构件仍旧来自本土的皇权至上，这是红朝上层不可以公开的隐秘。而中共追随者只要不曾上升到最高层，不曾充分体验到说一不二的快感，他们也就难以洞察到这一点。相应地，不乏追随者误以为马列学说是真理，社会主义是光明正道 ，便不足为奇了。偏偏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天堂远景吻合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天下大同理念，情感上有着困苦时代吻合人性求安宁康乐生活的诉求，无知少识者被其迷惑、欺骗，也就势所必然。犹如皇权时代皇帝坚称自己是真龙下凡，百姓深信不疑一样。要破除迷信，需要时间。
于是，毛泽东的归天，固然宣告了他那奴隶社会主义破产，却不等于马列学说也一并破产。事实上，毛归天的年代，多数中国人仍然信服“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马列学说，怀疑和反感的乃是“假”社会主义和马列骗子罢了。如同皇权时代，哪怕面对改朝换代，臣民们仍相信五爪金龙，反感的乃是孽龙一样。
马列学说在中国受到大面积质疑，是苏东剧变后的事情，无疑是残酷现实逼出来的逆反心理加上拓展了眼界的结果。即便如此，真正认识到红朝主要是在利用马列学说作为亮丽招牌的人，仍未必很多。这也是今天的中国仍有必要谈论马列这个陈旧话题的理由所在。
使用反证法也可以轻易地看出这一点。
中共与国民党从北伐初期的露水夫妻变为你死我活的仇家后，它就只能硬着头皮死撑马列学说了。它能够重新高祭君权神授的皇权大旗么？自从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之后，即便中国遍地是小农、是文盲，那条路也走不通了。它能够坦承主要师承欧美的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总地来说符合国情，属于正道么？那岂不是证明自己的造反纯属无理取闹？要唤起民众支持自己，没有一块新的招牌怎么能行？说到底，只要新招牌能招来顾客，能扩大生意，这招牌就是真理。至于几个酸秀才皓首穷经，找招牌的岔，那是他们的事。况且，待到新朝成了气候，自有办法让他们闭嘴。尔后，它果然这样做了，且做得异常出色。
苏东剧变后特别近十年来，红朝仍需高祭马列毛邓旗帜，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从邓小平到江、胡、习，他们是否真懂马列是否内心信服马列，只有天晓得。确定无疑的是，他们皆须懂得如何维护红朝统治。只要这一课学到了家，其他的事皆不重要了。既然体制的惯性力下，马列毛邓与红朝已难解难分，只要稍稍权衡利弊，砍掉这四面旗帜，必定得不偿失，当然不能做赔老本的买卖，事情的真相就是这么简单。
因此，大体上不妨这样说，早期中共信奉马列学说及社会主义，少数人确有相当的虔诚成份，但当面对莫斯科的颐指气使，马列学说于中共便由学术异化为神祗。陈独秀的个人遭际足以说明问题，顺从莫斯科，什么都好谈，否则，他就得走人。这明明是强权政治发言，谈什么主义或路线的对与错？中共的武装夺权阶段，特别毛思想也上升为神祗后，马列学说及社会主义不过是毛泽东建立一个全新王朝的代名词。例如中共杜撰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说，从来就属于子虚乌有。一者，民国时期的产业工人人数少得可怜；二者，这些由文盲小农转身为城市产业工人的底层劳动者，维权的本能当然有，现代经济政治意识基本是零；三者，从来掌实权的中共高层有几人是无产阶级出身？因此，那不过是中共上层送给工人们的一顶高帽子罢了。看看今天中国工人的生存状况，实在是个莫大讽刺。建政后的整个毛时代，社会主义果然成了毛氏王朝的代名词，马列学说当然也就成了红朝金壁辉煌大厦的最优装饰涂料。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肆鼓吹马列毛，乃是毛泽东闯下大祸后需要替他推卸责任的转移视线，也是一种色厉内荏。因为中国的悲剧、闹剧，只能是没有学好用好马列毛的缘故。而马列毛的解释权，全在中南海。除了中南海的声音，任何声音都不算数，包括斯大林去世后的克里姆林宫。到了邓时代，事态愈发明显，如果否定马列毛有助于巩固红朝统治，马列毛当然可以丢弃不要。正如否定了马列毛邓，红二代世袭权力便师出无名一样。今天的习当局不可以走“邪路”，明眼人皆知是怎么一回事。
这实非诋毁红朝。如果说毛时代的红朝，在洗脑和错觉的作用下，统治阶层中相当多数人仍然相信有“真”的马列学说及社会主义，使得红朝仍不乏理想色彩，那么邓以后的红朝，上上下下就都心照不宣，只有赤裸裸的唯利是图了。正是红朝上上下下皆心照不宣的唯利是图，发酵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一切向钱看。正是这种一切向钱看的民族精神堕落，使各行各业皆演变成了蝮蛇岛生态，迫使意欲补天的习当局捡起了被它弄得面目全非的国学。
再谈国学
从根本上说，国学乃是乡土情结到家国情怀又到大国自信的三级升华。在地球上许多地方仍处于未知数的农业文明时代，她不失为古老中国文明的生存之本，对东方文明的巨大贡献显而易见。因为这块广袤的土地若仍然处于各说各的话的状态，仅仅彼此间无穷尽的恩怨杀伐，就不堪想象那悲苦画面。但是，文明属于运动，否则无从体现质量与生命。既属运动，也就有个兴衰周期，要使文明整体上青春长驻，就惟有不断地、坚决地吐故纳新，让理性的远见指导性喜怀旧的情感。不得不说，至少宋、明以降，中国文明停滞不前了，本质上是倒退，突出表现为元灭宋、清灭明，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作为文明精髓的国学，无疑既反映了这一切，又影响了这一切。需要指出的是，整个毛时代特别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无情批判、摧残，并非所有批判皆无道理。它要不得的地方在于，传统文化与马列学说太过相悖，无助于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特别关于“仁义” “德政”，简直就是冲毛的嗜血而来，他当然不耐烦。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共党文化批判、摧残了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所有内容就天然正确。中共对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不同时期的不同手段罢了。此类例子史上多矣。不然的话，我们就无需肯定权力制衡、普世价值，照搬孔子的“兴灭国，继绝世”好了。因此，特别今天的时代，对国学不加分析的否定或推崇，皆属病态。
本来，这问题从理性上说是个很正常的命题，然而中共建政以来现实生活的太多错位，使得这个正常命题特别敏感、异常复杂。一般来说，只要社会生活允许自由讨论，知识阶层可以各抒己见，政府对此不曾操刀，顶多两三代人时间，对很多根本问题是可以形成共识的。例如，农耕文明应不应该转型为工商业文明，过去和未来孰重孰轻，到底该不该“西化”以及“西化”到什么程度，现代化可能导致什么样的世界形态？“西化”当然也是一种历史过渡，要超越它，是在虚心学习它的所有长处的基础上青出于蓝胜于蓝，还是用冷战前的行为乃至中古时代的思维来另建一条实为复古的特色之路？无论如何，讨论这些事关民族命运的问题是不应该有罪的。或者说，鉴于政治的短视、暴戾的属性，政府极不应该甚至根本就没有资格出任这些问题的裁判员。然而，红朝的历史却是一部它永远有理、永远正确的历史。
红朝当然认识到了今日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一个生活信念崩坍、文明精神虚无、堕落的社会，器物的强大只能是假象，即便不是海市蜃楼也必定是幢建筑在沙漠上的大厦。前景尤其可怕。若长此下去，多半用不了五十年，中国人的人种并非不可能退化，国家走向解体，纵有十艘二十艘航空母舰也是徒劳，犹如强大古罗马帝国走向分崩离析一样。果然如此，习当局的中国梦，将徒成历史笑柄。事实上，这世界的强人多矣，他们做的梦多矣，千年过去了，那些美丽的梦皆灰飞烟灭。
具体就今天中国的现实而言，习近平先生的历史使命感，忧患意识，肯担当的气质，皆清晰可见。可惜他生不逢时，只手无从拯元元。他不能否定马列毛邓，那样一来他很可能立马变得什么都不是，这事于他极其重要。况且，对历史使命感的解读，向来因人而异、因时而异。重新倡导传统文化和国学，无疑是他授意的，也不是毫无现实意义，但要扭转被严重毒化的世道人心，决非几个政治人物的意愿能够奏效的，除非坚决地政改，放手松绑于知识界和民众，舍此红朝别无出路，只有绝路。
不妨说，红朝若不能从根本上改弦易辙，它欲弘扬传统文化和国学就会异化成为一场闹剧。治污必先治源头，实乃常识。当冉阿让、芳汀式的悲苦人物层出不穷时，底层民众怎么听得进“三个自信”？当毛时代的言行和第三帝国的言行如出一辙时，知识界怎会不生错愕和联想？当“民主集中”的那个民主无非但书，全党服从中央事实上无商量，中共体制怎么适应多元社会生活？当掌控着一切资源的现体制糜烂到了几乎无官不贪，各阶层各行业讲诚信讲奉献又有什么用？当电影、电视、网络、小说等等只能高歌由几百个权贵审定的“主旋律”，文化成了垃圾场究有什么奇怪？凡此种种，哪里容得传统文化和国学再度进入躁动不安乃至充满了忿恨、戾气的人心？
而今天新政告诉我们的是：反腐就算不是权斗，也只是治标，这是中共也承认的；无所不包的国安法；言论继续入罪；维权律师被追捕、打压；用防火墙封堵互联网，信息时代无异于闭关锁国；要求党组织进一步渗透社会团体乃至民营企业，不由人不从逻辑上推理出某一天新郎新娘的洞房，也会出现党领导；不许官员妄议中央当然不关老百姓的事，但仍然只能报喜不能报忧就只能是继续愚弄民众；富国强兵似乎在为国家着想，以往的时代倒是要理解，今天的时代实际是把十几亿人往火坑推；经济发展还在由政治当局设计，红朝分明全知全能，它为此活得累显而易见，市场却不可能领它的情；这种种情况下重倡国学不免不伦不类，反倒让人无所适从，进一步驱使思想混乱、精神迷茫、道德少规范、行为无准则。很简单，美欧能在战后引领世界潮流，依靠的决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只能是现代典章制度。
极而言之，不要说使用千年的视角了，即便使用百年的视角，马列学说及社会主义也是中华文明流血的脓疮，它的历史定位只能与蒙元王朝相提并论。今天，红朝表面上丢不掉马列毛邓也好，暗度陈仓重提传统文化或国学也罢，都不值得认真看待，它不过是古罗马帝国先是无情地镇压基督徒，后又奉基督教为国教的故事的翻版，毫无新意，于事无补。据称习近平先生博览群书，想必知晓罗马史。中国今天要紧的是，强权政治加上经济的无序演进与颓废的精神状态乃是最大的特色，难以相信此种特色能够参加日后的地球村生活？那将是再现一个印加帝国，固然，帝国消失后，土地仍在，人民仍在。红朝权贵莫非不是炎黄子孙，他们到底要把中国折腾、糟塌到什么地步什么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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