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祖笙：为何总是难于责有所归？
廖祖笙：为何总是难于责有所归？常态的国家具有这般显著特征：不会指李推张，不会避重就轻，更不会无洞掘蟹，反向运作，责任在职能部门会有所归属；国民在立身处世上也普遍具有责无旁贷的自觉性，有强烈的公共责任感。面对种种的玉毁椟中与为政失职，我们有必要追问“负责任的大国”：为何总是难于责有所归？
早在1998年，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说：“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赤色天朝的官民比例和历朝历代相比，反差巨大，却每每人浮于事，问诸水滨，真正在管事的官员寥寥无几，大江南北遍见一地鸡毛。
与史上相比，赤色天朝的教育模式首先就存在问题。古人自幼读的是四书、五经，在耳濡目染中形成的是绝对的道德律，也基本能养成己溺己饥的情怀，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样一层浅显的道理。而应试教育更多进行的是奴化教育和功利性教育，树人的失败直接就导致了责任感的缺失。
《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被楚国兵马追至长江之滨，幸得渔翁所救，伍子胥要将价值千金的宝剑赠给渔翁，渔翁仰天长叹，说搭救你只因你是国家忠良，并不图报，你疑我贪利少信，我只好以此剑示高洁。说完，横剑自刎。今有“公仆”食君之禄不忠君之事，百般拆台，较之这渔翁如何？
古人哪怕杀人如武松者，在作案后也有起码的责任意识，坦荡写下“杀人者，武松也”，以示敢作敢当。今人呢？抓人的反比过去杀人的还要鬼祟。我儿廖梦君惨烈遇害后，与我夫妇俩接触的警察多穿的是便服，问其姓甚名谁不肯说，向其要名片不敢给，我夫妇俩不知办案单位是何方神圣。
与别国相比，赤色天朝在民主风潮中，迄今梗顽不化，故步自封于“四不像”的一党专政。既不用竞争上岗，也不存在着零成本的监督，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这样的党怎能不腐化堕落？又会有多少责任意识可言？正因为此，党天下确在管事的鲜有，贪官污吏一抓则是一大把。
仰观俯察，在美国、英国、法国等民主国家根本不成问题的物事，在赤色天朝往往就成了问题，而且多半是成了久拖不决的大问题。现行的专制政体在民主政体前自惭形秽，与皇权时代比比也一样是无地自容。即便在腐败的晚清，皇城内也并无冤民张袂成阴之景象，更未乌天黑地到这境地。
教育有问题，体制有问题，用人有问题……问题随之堆积如山，日久变得无从下手处理，只能在焦头烂额中按下葫芦浮起瓢，在手忙脚乱中终至掩盖问题成性。几十个百姓养个“公仆”何用？国家毕竟是个整体，尸位素餐的“公仆”无良心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驱动，国家就成了锈蚀的机器。
“负责任”得就连杀人的事、抢人的事都没人管，屁民坐的是死亡动车，吃的是地沟油，吸的是雾霾，住的是活埋房……倘若责有所归，何至于此？“负责任的大国”不对本国负责，对别国负的什么鸟责？擦脂抹粉强贴某种标签是容易的，关键在标签是否被认同，能否让人确有国家认同感。
写于2015年12月26日（廖祖笙之子廖梦君在罗干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部长期间、刘云山担任中宣部部长期间、周济担任教育部部长期间、张德江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和杀人犯同穿连裆裤的流氓集团“统一宣传口径”，指鹿为马，放任绝人之后者逍遥法外第3450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相关照片及“破案”卷宗全是不可示人的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匪帮全面非法剥夺！廖祖笙夫妇的出境自由被“执法”机关非法剥夺，被反动当局连续非法断网1751天，被公然带有凌辱性质地置于监控探头之下！廖祖笙被迫颠沛流离期间，风烛残年的母亲和岳母蹊跷被摔至大腿骨折、股骨碎裂……在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中，幕后迫害的操纵者能非法控制全国的媒体和互联网，能控制公检法，能控制广东和福建，能控制电信，能控制银行，能控制学校，能不时操弄“不作恶”的谷歌，能任意操弄无脊梁的百度……为国防事业奉献了青春年华并立过军功的廖祖笙，因在文字层面坚持为国家前程和百姓福祉呼号，遭到法西斯新变种疯狂迫害，呼天不应，叫地不灵，蛇鼠一窝、寡廉鲜耻的无良当局从上到下装聋作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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