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不要再扯谎了——关于朝鲜细菌战问题
这几天，为了纪念朝鲜战争结束60周年，在电视台上放映了一些有关节目。其中仍坚持在这场战争中，美方进行了细菌战的谎言。在这60年里，作为历史问题，对美国人是否在朝鲜进行了细菌战一直争论不休。美国人当然否认，而我们一直坚持这是个确凿的事实。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98年，当时苏联一些档案解密。其中的有关内容表明这是一场骗局。当时的国际舆论都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可以做出结论。但是我们国家的学术界仍不认账，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说苏联档案并不可靠，因为美国人显示的是抄件，而不是原件，况且不全。从严格的学术标准看，这些指责并非毫无道理。但是也难于设想，是抄录档案的人作假，因为档案摆在那里，谁都可以看，谁敢作假？再者，所知道的确实是一部份，但也难于设想，其余部分内容与所披露的意思相反。
反驳者还引用美国研究者的话，说这个问题要最终作结论，还缺中国方面的材料。这个意见当然也是有道理的。
这个“最终材料”终于出现了。它就是发表在《炎黄春秋》2013年11期上的文章《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作者也非常权威：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
按照文章作者的叙述，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52年1月，志愿军42军发现，美国飞机飞过后，战壕附近出现许多跳蚤等类昆虫，但未发现携带病菌。报志愿军司令部后，司令部转报中央，并通知各部注意。于是其他部队也发现类似情况。
这时，美国方面因前线出现不明死因，请日本从事过细菌战研究的石井来朝鲜调查。和此事相联系，中央判断美国人进行了细菌战。这个判断可能直接来自在中央卫生部“当家”的副部长贺诚的意见。
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消息，以志愿军和朝鲜政府名义谴责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纷纷谴责美国政府。
在做出判断之后，中央卫生部才派出两位专家到朝鲜调查。他们未发现可疑病人和突然死亡现象，雪地上出现的跳蚤是雪蚤不是人蚤，也未发现鼠疫菌。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也认为，美国人在严冬进行细菌战的可能不大。后来，又来了个30多人组成的调查团，内有各路专家多人。但也未能从搜集到的物体中培养出鼠疫菌和霍乱菌，只有沙门氏菌和少数炭疽杆菌。“整个一年中，没有发现一名和细菌战有关的患者或死者。”
这时，中朝方组织的国际科学家调查团来了。团长是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副团长是苏联科学院院士茹科夫。对付他们费了些周折。先是安排两名志愿军军官展示一些跳蚤，要他们说是从雪地上搜集到的。他们中的一人说，是从一座小茅屋里发现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说谎。怎么办？只有教育他要服从对敌斗争大局，该说谎的时候就要说谎。
根本就没有的鼠疫杆菌更好办：“我们使它出现了”。派门新（现已离休）回沈阳取回两管鼠疫菌种。
更使调查团相信美国人在搞细菌战的是他们访问了几名美国战俘。这些飞行员战俘亲口对他们说，他们确实在朝鲜和中国投了细菌弹。这一点，不但当时的国际调查团相信，就连60年后的国内研究者也当作美国人进行细菌战的铁证。对此，作者吴之理只说了一句话：“我真佩服战俘营我方人员的说服工作。”
这就是事情经过。一开头确实是一场虚惊。在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下，警惕敌人使用细菌战并不错，志愿军卫生部开始所采取的措施也是正确的。但是中央在进行调查前就作出结论显然过早。
没说清楚的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家调查团副团长茹科夫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他当然带头在国际科学家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上签了字，但是他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时说了真话。斯大林来电说这是一场虚惊，周恩来才知道真相，询问下面的人是否“做了手脚”。
这就是说，做具体工作的人不但骗了全世界，也骗了包括周恩来的中央。但是他们不骗行吗？中央在调查前早就做出了结论。为了替中央圆这个谎，吴部长甚至想吃从国内带去的霍乱菌，用自身死亡来证实美国确实进行了细菌战！一开头是虚惊，后来发展成圆谎。这个圆谎一直持续至今，直到前天晚上的电视节目，也许还要继续下去。
没人敢于说出真相，即使知道了真相或有所怀疑也绝对不敢表露。敢于揭露真相的是吴之理，也只有他才能揭露真相。但也是在他临终前才揭露，他去世后才发表的。这与哥白尼在临终前才宣布他的太阳中心说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和欧洲的中世纪有多大距离呢？
现在都骂斯大林，说我们过去许多不好的东西都是从斯大林那儿学来的。但在这个问题上，我看斯大林比所有中国人强得多。他知道真相后，开除了参与作假的茹科夫的院士资格。我们这里呢，谁因此受到处分了？我们中科院也有专家参与了这项调查，一直认为这是他的一项功劳。就是真相大白了，也没人赖他。
中央在没作调查前就作出了判断，也许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就是把敌人说得越坏越于我们有利。在战争中不择手段是通行做法，没必要过多指责。但是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会带来长期不良影响。当时许多国内外人士都相信中国人的宣传，甚至美国人当场质问，使李奇微下不来台。他们之所以如此，是不相信中国人撒谎，但是他们一旦知道真相，他们如何看待中国人呢？我们作为中国人，何以和世界人民相处呢？
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狼来了，再说就不灵了。这是三岁小孩都应该知道的真理。这样的事一再发生。前一个例子是1946年的安平事件。当时中共冀中地方武装主动袭击美军，事后宣传是美军先开枪。中央先是受骗，后来是下不了台，只能坚持谎言，后来还拍了个故事片《停战以后》，不久前还在电视中放映。
这里有一个良知问题。吴之理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他为良知所驱使，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必须做这件事。他说：“这事是我几十年的心病，没有别的，只觉得对不起中外科学家，让他们都签了名。”这种良知，是他多年来受的教育和人生经历所培育的。但是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具有这样的良知，因为我们的环境非常不利于这样的培养，甚至比斯大林的苏联还要差。周老虎的骗局，不是经过很多专家的鉴定吗？
苏联档案揭露以后，我们的历史学界继续进行这种圆谎的学术活动。写文章的都是些有头衔的硕士博士教授之类。
我看他们的研究完全不能算学术。第一，他们实际上是结论在前论证在后，就跟当初中央先判断后调查一样。但是那个时候是政治家在险恶战争环境下的政治行为，你们是学术研究，怎能混为一谈呢？第二，他们完全不从微观研究出发，不去挖掘材料，不去访问还在的当事人，只是鹦鹉学舌地重复原来的结论。如果我们学斯大林，就应该把这些硕士博士教授一律开除。
对于说过的谎言，有三种处理方法。上策是说出真相，如吴之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会采用这样的态度，否则他灵魂不安。中策是什么也不说，不再提这事。政治家往往选择这条。周恩来、黄克诚等领导人后来都指示要采取这样的态度。有一位参加过调查的专家刘教授，现在人们向他请教此事，都被他岔开了（见秦全耀博客），也是这样的态度，当然他也许以后会在适当时间表明更积极的态度。下策呢，就是继续坚持谎言。这样的人，恕我直言，大多属于奴才一类，只知道巴结领导，但巴结的地方未必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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