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春秋时，晋国大夫智宣子想立儿子智瑶为自己爵位的继承人，于是就去和族人智果商量，智果说：“智瑶有五个优点：仪表堂堂，精于骑射，多才多艺，强毅果敢，智巧便给；只是他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贪残不仁。智瑶的五个优点都超越他人，但是配以一个贪婪不仁的缺点，那天下还有谁能够容受得了他呢？如果立智瑶，那智氏必然灭亡！”智宣子不听，依然立了智瑶，于是若干年后，原本在晋国四卿中实力最强的智瑶最后却被晋国其余三家大夫魏、赵、韩所灭，甚至死后连头颅都被仇家赵襄子制成了储尿的夜壶，果然验证了智果当初的预言。
现在咱们来看如今的中国，不可否认，中华民族历来都是勇敢、坚强、善良、勤劳、聪明的民族，这是它的五个优点，但遗憾的是，和智瑶一样，我们的这个民族也有着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理性的缺失。于是在很多时候，我们民族的五个优点在这一个缺点的支配下，勇敢往往表现为盲动残暴，坚强往往表现为顽固守旧，善良往往表现为懦弱麻木，勤劳往往表现为庸碌奴役，聪明往往表现为欺诈奸猾。而中国的历史也因为我们民族理性的缺失遂成为一幕又一幕悲剧的延续。
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理性为什么会缺失呢？是不是我们民族生来就是先天不足，缺少理性？还是我们曾经有过理性，而是后来不小心把它给丢了呢？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后者，中华民族曾经一度散发着无比灿烂的理性光辉，只不过后来却把它弄丢了，而理性彻底丢失的年代就是在统一的秦朝，而随后的历朝历代就再也没能真正找回这丢失的理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就是不想再找回这个理性，到了毛太祖时代，甚至连理性是什么玩意儿也不知道了。
然而理性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按照一般解释，是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发展活动，处理问题要按照事物发展规律，不冲动，不凭感觉做事情。叔本华认为概念在地球上只为人类所专有。是人异于动物的能力，而达到了概念的能力，自来就被称为理性。由此可以得知，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他有理性，而人一旦失去理性，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那么，人应该怎样才能保持理性呢？鄙人认为这其实很简单，首先，你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人，其次，再推己及人，把别人也看做人，一个和自己一样平等的人，而只要做到这两点，理性就不会丢失。但遗憾的是，纵观中国数千年专制统治的历史，中华民族就是做不到这看似很简单的两点。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中国的专制统治下，只要人一旦当上了皇帝，那他就不会把自己再看做是人，他就会认为自己是天子，是龙，是神，是救星，是太阳。国外也如此，法西斯希特勒就认为自己是一超人，是一天才。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老虎是什么？是畜生，而且是吃人的畜生，君主既然都成了吃人的畜生，那还有什么理性可言？而那些不能成为皇帝的许许多多的贵人，他们虽然能把自己看做人，但就是不能推己及人，把别人也看做和自己一样的人，在他们眼里，别人就是草芥，就是工具，就是物品，就是军粮，就是菜肴，就是一个屁。于是一不称自己的心意，就打倒牛鬼蛇神，就扫除一切害人虫。鲁迅先生归纳中国历史就两字：“吃人”，于是广大民众在时刻要被吃掉的威胁下，安敢再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看做是个人，一个能和权贵们相提并论的一个人？
中国的历史虽然漫长纷杂，但鄙人认为，只要以秦朝为界，简单地将中国的历史一分为二，反而能更清晰地看出中国历史的本质。先秦以前，从夏朝建立中国第一个国家开始，这段历史其实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所谓封建，就是封土建国的意思。天子把天下土地封给诸侯建立国，诸侯再把土地封给大夫建立家，也叫邑。国和家都是独立或半独立的领地。天子死后把天下世袭给自己的子孙，诸侯和大夫也能把自己的领地世袭给自己的子孙。这就是“家天下”。虽然国和家看上去都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但原则上它们仍然属于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若有诸侯犯罪，天子有权号令其他诸侯对其进行征伐或者干脆收回他的领地，这叫“国除”，大夫犯罪，诸侯也可以收回他的封邑，这叫“家灭”。只是到了“礼崩乐坏”之时，各诸侯国尾大不掉，天子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所谓的周天子于是才形同虚设。而秦以后直到今日，中国的朝代虽然繁多，但性质大同小异，其实一直都是实行着和秦政相仿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对此，中国历史上最最伟大的君主毛太祖比谁都看得清楚，其诗曰：“百代都行秦政治”，的确一语中的，干脆利落地撕下了中国历史的最后一块遮羞布，稳、准、狠地就命中了脐下三寸要害，通晓中国历史的太祖熟知中国历史的每个角落，每条褶皱，所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笑谈之间，稍稍抬腿，就将自命清高的中国历史一下子操趴在地。
而先秦时期，由于诸侯纷立，彼此间战争不断，各个国家在相互竞争角力的过程中都在努力寻求一种合理的治国理念和方法，各国的君主们抢夺人才，鼓励天下献言献策，于是各家学说兴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创造出一个真正思想开放，言论自由的环境，先秦的这段历史也得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伟大的黄金时期，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思想，而且这充满理性的文明和思想同时也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使得后世中国在它面前，只能抬头仰望。
诸位看到这，以为鄙人又在此作一些厚古薄今的老生常谈，请少安毋躁，鄙人虽学识浅陋，凡事不求甚解，但在此也冒充砖家，试对诸子百家作一粗陋的解释。
先秦的诸子百家包括儒、道、墨、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兵、医，而在统一天下、治理国家和教化民众等方面尤以儒、道、墨、法四家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最大。咱们就来看先秦的墨、道、儒三家。
墨家的核心是博爱。完全的博爱就是兼爱，就是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爱天下所有的人，其尚贤的主张其实也可以包含在兼爱里面，也就是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不分贵贱地推荐、选拔、使用德才兼备的人。但是怎样才能实现墨家提出的这个博爱的核心思想呢？墨家采取的方法就是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因为在墨家看来，战争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凶残的破坏行为。墨家认为，只要消灭了战争，一个博爱的世界自然就能诞生。
道家的核心是自由。道家之所以崇尚自然，就是从自然里感受到了自由的气息。道家御风而行，梦蝶而悟，宁做自由之龟，感知游鱼之乐，鲲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这一切都说明道家的思想核心就是向往和尊崇自由。然而道家为了实现自由而采取的方法却是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甚至希望回到结绳而居，小国寡民的年代。
儒家的核心是平等。儒家极力推崇尧舜，把尧舜时的社会看做是大同世界，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是一个理想中的社会。次一点的小康世界，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的社会，是以礼义为规范来达到社会平等的世界。儒家认为，要想社会保持公平，就要有一个规则，这规则就是礼义，并且这礼义的规则是各方都要遵循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所以当统治者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还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些都足以说明，在礼义的面前，儒家认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平等的，他们都有遵守礼义的义务，反对单方面违背礼义的行为，并指出了统治阶级如果单方面违背礼义后会产生的后果。儒家希望社会各方面都在礼义这个规则的约束下各安其位，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儒家为了实现社会平等而制定了礼义，但是对于如何让各方都能遵循礼义这个规则，儒家采取的方法却是提高自身的修养，宣扬德化的力量，提倡大公无私，反对利益的争夺。因为儒家认为，只要统治者的道德水平达到了尧舜的高度，那四方就会归化，如水之归海，大同社会自然而然就会到来。所以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才会这样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综上所述，合先秦道、儒、墨三家的核心思想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这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思想是何等相似。诸位不要以为这是鄙人的牵强附会，专好往咱老祖宗的脸上贴金，其实事实就是这样，先秦诸子确实比西方早了两三千年就已经嗅到了民主的气息，所不同的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不仅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这个民主思想，而且还找到了实现这个民主思想的正确方法，这个正确的方法就是确保每个国民都能参与理性的竞争。鄙人认为，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议会制，普选制，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制，其最终目的归根结底就是提倡和保障理性的竞争。而咱们先秦诸子虽然是三家综合在一起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个民主的思想，但是他们三家却没有一家能找到实现这个民主思想的正确方法。儒家孔子和孟子游说列国，千篇一律地只提倡统治者学习尧舜的德行，反对统治者去争夺利益，所以费尽口舌，换来的却是颠沛潦倒，四处碰壁，王顾左右而言他；墨家严苛自律，自己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虽也努力防止过一两场战争的发生，但无疑是螳臂当车，杯水车薪；而道家看得更开，铁了心就是不吃政治这碗饭，干脆隐居起来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总结三家为实现自由、平等、博爱这民主思想采取的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争，并且这不争是自愿的不争，并非被迫，所以鄙人把它称作理性的不争。很明显，这理性的不争不仅在那个大道既隐、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年代不可能实现，就算是现在，还是将来都难以实现，所以儒、墨、道三家的最后结局注定只能走向失败，于是随着商鞅在秦国变法成功，法家主宰中国历史的漫长时期终于不可阻挡地到来。
法家的核心就是专制。在政治上强调“壹”，壹的意思就是思想的统一，政令的统一。臣民不得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必须绝对服从于君主；废除世卿世禄制，只按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实行户籍制度和保甲连坐制度，民众不得自由迁徙；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重农轻商，鼓励小农经济，土地实行国家公有，禁止土地买卖。于是在整个社会中，就再也找不到单独的鲜活的个体。在社会组织上，由于创制了“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的制度，遂把所有个体民众组织进整个政治统治体系，凡事皆赖于听命于上层之官吏的举办，个人服从整体，下服从于上，民众完全没有自由，只留下附首听命。这样经过法家商鞅的变革，秦国的民众完全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理性彻底丧失，不是在地里象奴隶一样地劳动，就是在战场上象虎狼一样地打仗，秦国也因此空前强大，最后得以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然而统一后的秦帝国却仅仅传了二世就分崩离析，这又是为什么呢？
要说明这个原因，就得详细地来分析法家的性质，首先，法家的崛起不是偶然。在战国时期，那些割据一方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天下苦于战乱，都希望有一个安定统一的局面出现。而在各个诸侯国内，国君自己其实也失去了对国家强有力的控制，大夫们拥有了太多的土地和财富，实际操控着军队的指挥权，国君被架空。所以就有了三家分晋、田齐代姜、三大夫乱鲁、战国四公子专国政等故事，所以那时各国的君主总的来说就是要解决以下二个问题：一、如何加强君主的集权。二、如何在七国纷乱的兼并战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而拥有民主思想的儒、道、墨三家由于在政策上采取了理性的不争，自然无法实现各国君主的以上两个目标，但是法家却通过他的专制实现了君主的集权，通过完全丧失了理性的战争取得了兼并的胜利。所以说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和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这方面，法家能发挥出一个国家最大的效率，这就是专制的显著优点。但是专制的缺点同样显著且可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专制主义只能生长在一个封闭的空间。法家之所以能在秦国取得成功，那是因为秦国一直不与中原相同，被摒弃在中原文化以外，被中原视为外夷；德国也是如此，长期受欧洲其他国家的制约和排挤，所以产生了法西斯主义；毛太祖也是受到了国际的孤立和威胁，所以更坚定地采取了专制主义；中国二三千年来一直采用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治国方法，也是和中国始终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有关。所以要使民众只听到一个声音，完全服从君主，丧失自己独立自由的思想，那就不能让民众生活在一个开放透明的空间，如果一旦这封闭的空间被打破后透进来光亮和空气，专制主义就会失去继续生长的适宜环境。
二、专制主义赖以发展的续命手段就是永不能停下毫无理性的争斗。所以秦朝虽然灭掉了六国统一了天下，但他的斗争机器却无法停止，北拒胡，南平越，二世杀完了外人就杀自己的亲兄弟，杀完了自己的兄弟再杀功臣蒙恬和宰相李斯；斯大林和毛太祖也一样，打败了希特勒和老蒋后，继续再斗自己人，功臣老帅差不多全部整个遍，总之是一句话，“永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再有，秦国废除分封制采用郡县制后，虽然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但同时也滋生出官僚主义，各级官僚欺上瞒下，盘剥百姓，明争暗斗，相互倾轧，没有消停。所以说专制虽然效率高，但是寿命短，可以概括为：“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秦朝只传了二世，斯大林尸骨未寒，赫鲁晓夫就当起了掘墓人的角色，德国法西斯希特勒更惨，人还没死，帝国就完蛋，自已也跟着做了陪葬。
三、专制主义最大的缺点就是造成民众思想僵化，理性丧失，素质低下。秦朝灭亡后，虽然后世朝代一个个在嘴上都非议法家商鞅，否定秦朝，但专制的影响已经深深刻进他们的骨头里，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中。后世表面上尊奉儒家，但儒家经过汉朝和宋朝的两次狗尾续貂，其实已经面目全非，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儒家已活脱脱成了统治阶级吃人的借口；墨家已经沦落到只能为黑社会和恐怖组织还有邪教指明方向的地步；道家变成了炼丹长生，修道成仙的妖术，或者是魏晋狂士狷介空谈的依据；其余诸子百家里的阴阳家化作算命画符，风水占星的招摇撞骗之徒；名家成为诡辩的代名词，已全部抛弃了它逻辑学和认识论的本质；纵横家成为巧言令色，反复无常，搬弄是非的佞幸小人。“存天理，灭人欲”，灭掉了人的欲望，兽性当然就会大发，人性泯灭，天理安在？不是象狗一样的愚忠，就是象狼一样的暴戾。直到让中国历史整个就成为一部令人发指、不寒而栗、丧失人性、只有兽性的争斗吃人史。
西楚霸王项羽初得天下，有人劝其建都关中，但项羽却一意东归，其人失望，背后调侃项羽是“沐猴而冠”。 “沐猴而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项羽象一只洗完澡的猴子，虽然戴了一顶人的帽子，但是它不会因此就成了人，依然还是那只猴子。项羽听说了他的话，不仅不接受那位智者的意见，反而把这位在历史上不曾留下姓名的智者扔进了油锅，炸成了一根人肉麻花，而项羽自己最终也落得了一个乌江自刎的结局。
中国自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来，迄今已过百年光阴。在这百年时间里，如果把中国也比作一只猴子，那它就是一只洗过多次澡的猴子，孙中山推翻帝制，成立民主共和，创建民国，洗了一次澡；袁世凯登基称帝，试行君主立宪，洗了第二次澡；北洋政府，总统迭换，军阀割据，到老蒋一统，洗了第三次澡；日本入侵，国共内战，最后老蒋偏安，毛氏执政，洗了第四次澡。中国在这百年的时间里不停地折腾，洗过来洗过去，并且每次洗完后都号称自己戴上了一顶最适合自己的叫做民主的帽子。但事实呢？事实是中国依然还是秦朝的那只猴子。
如今，中国这只猴子仍不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反过来却去怪以前戴过的那几顶帽子不行。英国、日本戴的君主立宪的民主帽子，戴在我专制猴子的头上，不行；法国、美国戴的民主帽子戴在我猴子的头上，还不行；而苏联以前戴过最后扔掉的帽子如今戴在我猴子的头上，好像有些不舒服，于是拆拆改改，缝缝补补，虽然说不出的别扭，但就是舍不得扔。不去怪自己猴子的身体，只知道去怪本来是适合人戴的帽子，这就是专制主义下理性缺失后必然产生的思维方式。
中国，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后，其丧失了理性的思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以至于在很多时候，我们深受其害却茫然不知，从而很难发现那些看上去很正常但本质上却是非理性的东西。譬如现在有很多人反儒，但反的却是先秦的儒，而有些人尊儒，尊的却是秦后被强奸、阉割、狗尾续貂后的儒；有些人反对西方民主，其实就像是那只猴子在怪人的帽子不合尺寸，有的人崇拜西方民主，但崇拜帽子的主人却胜过那顶帽子的本身，所以自己往往被西方列强当猴来耍；而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像中医、京剧、国画、烹饪、武术、书法、茶道、周易等等，推崇它的人一概用“博大精深”、“神奇玄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来鼓吹，甚至不惜故弄玄虚、装神弄鬼，盲目崇拜，丝毫不考虑我们传统文化之所以有它独特的个性就是因为缺失理性后偏于感性的产物，而否定它的人只知道一棍子打死，丝毫不承认感性在有些领域其实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还有，国家灭亡了，就怪女人是祸水；道德崩溃了，就怪金钱是罪恶；评价一个人或事物是黑的时候，那他（它）一切都是黑，是白的时候，一切都是白；认为一个人是好人，那对好人的某个错误提出反对意见就要被打倒，认为他是坏人，那赞成坏人的某个优点一样也要打倒。总之是不要民主，不要那种只有民主才能确保实现的理性的竞争，而是只要非理性的争斗，而非理性的争斗的目的最终只能是一元论、一言堂、一个声音、一个政党、一个专制的诞生。
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但是当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却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孔子只提“恕”而不说“忠”呢？因为“忠”是感性的，并不是人所特有，狗有时比人还“忠”，如果它跟了一恶主人，那狗的“忠”只会更加害人。但是“恕”却是人特有的，是理性的和人性的，它的意思并不是狭义上的一味宽恕，而是鄙人在前文中提到的那两点：首先，你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人，其次，再推己及人，把别人也看做人。并且是一个和自己一样平等的人。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有理性的竞争，才会有公平、公开、公正，才会有自由，才会有博爱，而民主也才会真正地到来。到那时，中国，那只秦朝的猴子才能最终修炼成一个真正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