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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形势异常严峻
三妹也说说：
当前中国形势已经到了决策者敷衍不过去的极为严峻的状况。
可是以伪善面目帮中共苟延残喘十几年的温家宝仍在频发誓言，忽悠百姓。光平反六四他就讲了三次。据香港《前哨》杂誌说，温家宝讲“平反六四”只不过是做江泽民的传声筒而已。江泽民要平反六四是为洗刷自己。温家宝当传声筒一举两得：既讨好了江泽民，又为自己争得了名声。
温家宝在任十几年来，中共是越来越邪恶越来越腐败。今天中国的现实有目共睹：邪恶压倒正义。中共迫害镇压法轮功十三年，把境内的“真善忍”消灭殆尽，“假丑恶”泛滥成灾。温家宝是“假丑恶”之魁。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温家宝的誓言骗术至今仍具欺骗性，至今仍有不少人对他抱幻想。今天我偶然浏览美国之音与嘉宾谈《陈希同回忆录》，竟有两个嘉宾正面肯定温家宝。
历史不是任人随意摆弄的棋子，政治人物的个人史也不会凭藉某个人的“原谅”和“救度”意愿而改变。温家宝伪善邪恶的个人史一定会被揭开：六四屠杀，他站在邓小平一边助纣为虐。迫害法轮功，他站在江泽民一边助纣为虐。
六四后，赵紫阳班子的主要人员，田纪云，胡启立、阎明复都纷纷下马；赵紫阳的支持者许家屯、鲍彤、梁湘，还有赵的智囊成员严家琪、陈一咨，不是入狱就是流亡海外。试问，为什么唯独当时身为中办主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赵紫阳培养的接班梯队的温家宝，却能得到邓小平的夸奖?
六四后，党内元老们决定要把赵紫阳的幕僚全部拿下，也包括赵紫阳的“红人”温家宝，邓小平却讲话表示：“温家宝政治觉悟强，与‘中央’高度保持一致，在关键时刻完成了组织上交予的重大政治保卫使命，在赵紫阳问题上温家宝同志不仅没过，反而是有功的。”邓小平所说的“中央”不是赵紫阳领导的中央，而是已经退休的他自己。
几年前中国发大水闹灾，温家宝指示地方政府，不能发给法轮功信徒救灾补助。这再次表明，他从来都是站在镇压者一边。
赵紫阳死前十六年，温家宝从未探望过这位一直提携他的老领导，赵紫阳死后七年，温也从未吊祭。担任总理以来，温的中央对赵家的打压和监管无所不在。
温家宝服务于四代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历经巨大政治风暴，都挡不住他亨通的官运，他钻营到家的投机权术在中共历史中绝无仅有。
这样一个出卖灵魂、八面玲珑于邪恶的伪善党魁，至今仍能够得心应手地耍他的拿手骗术，至今对他的吹捧幻想之声仍不绝于耳。我只能悲叹： “假丑恶”在中国泛滥成灾，何怨天理？！
中国形势异常严峻
梁京
90后在这次什邡抗争事件中担当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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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形势异常严峻
90后在这次什邡抗争事件中担当重要角色
梁京
2012-07-10
中国形势最近出现了急剧恶化的势头，中共政权有可能以许多人意想不到的速度遭遇他们最不愿看到的局面，即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集中爆发。
中国形势之所以比许多人预想的要严峻，首先是因为经济下行来势之猛，超出了决策者的意料。决策者发现，稳住经济增长速度比他们原来想像的要困难得多。更麻烦的是，由于最高权力交接的不确定性因薄熙来事件的发生而大大增加，使得原本棘手的经济决策变得更加困难。面对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逻辑上，决策者存在的一种选择就是顺势启动重大改革，比如收入分配改革。一方面减少分配不公，一方面增加整个经济和社会承受经济低速增长的能力。
但是，这样的改革必定触动既得利益而引起强大抵抗，同时，因事前并无准备，这种仓促启动的重大改革不可能马上成功，而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不断试错。显然，这对于即将交班的决策者是无法做到的，而对于即将接班的决策者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充分的授权，甚至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位子究竟是什么。于是，决策者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试图敷衍过去，等权力交接完成以后再说。但在经济急剧下行的压力下，这种敷衍的风险非常大，而且将进一步增加经济的不确定性，让未来的决策者陷入更大困境。比如说，现在大量增加流动性，会不会再度吹大房价泡沫，会不会导致恶性通胀。在这些不确定性的阴影下，实体经济不可能恢复而只会进一步萎缩，从而加剧经济危机。
而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群体事件表明，中国在多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社会矛盾，也到了随时爆发的临界点。经济危机的深化，正在使得社会危机面临失控的极大危险。从乌坎的官民冲突，到中山的群体冲突，再到最近什邡的集体抗争，显现了中国群体事件以前没有的一些重要特征。其中最深刻，也最令当局恐惧的特征，就是被称为90后的年轻一代，正在以他们的父辈未有的决绝和勇气，投入政治反抗。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底层民众，尤其是底层社会的年轻一代已完全失去了对中共主动改革的任何希望。他们不会像父辈那样继续隐忍，而要放手一搏，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拼个鱼死网破。青年一代的这种姿态，迫使中共不得不试图调整维稳和所谓“社会管理”方式，但这种调整谈何容易。
过去二十年，尤其是在胡锦涛执政的所谓“黄金十年”中，中共政权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集体沉沦和腐败。导致这一现像的有两个重要机制，一个就是不惜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一切向钱看”，另外一个机制就是所谓的“干部年轻化”，即强制性地，不断用新一代干部替换老一代干部。地方父母官如走马灯似地调换。邓小平当初用来扫除改革阻力的有效手段，在六四以后成为全面推动腐败最有效的手段。这个手段不仅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膨胀了中共的官僚阶层，而且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完成了一场价值革命。为官的好处空前之大，而官场的竞争也空前激烈。竞争的规则非常清楚，那就是看谁更能讨上司的“欢心”，更能克服传统价值的束缚和良知带来的心理压力。这早已不是官场的秘诀，而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普适价值”。
在这种生存竞争中胜出的新一代中共官僚和权贵，不要说不懂中国传统官僚的基本操守，而且也完全不懂老一代中共官员的那一套。他们对底层的苦难和社会灾难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更可怕的是，中共新一代官僚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集体幻觉：他们搭上的是一条永不沉没的巨轮，因此他们既没有应对即将爆发的危机的能力，更没有心理准备。
许多人低估中国形势严峻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实力而不懂得中共政权不得不靠一代不懂廉耻，只懂吹牛拍马，颠倒黑白，装腔作势，和以强凌弱的官僚来应对全面的社会危机。他们不知道，在“盛世”中长大的一代权贵与穷二代之间，一场不期而至的历史性大对抗，将给未来十年的中国，带来无尽的变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