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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中共杀人记录不能忘记，不能饶恕
Posted:2013-07-04 17:40:21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日。在共产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的今天，中共仍垄断著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权力。不少人期待这个党能够进行政治改革，把中国引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且不说在国际共产运动中，没有任何一个共产政权是主动放弃权力、放弃专制而走向民主的（东欧的全部共产政权，包括苏联，都是被人民推翻，而后建立的民主政府）；且不说共产运动中是否会产生异数，中共是否有这种愿望和能力，仅以它建党以来，尤其是在中国建政之后，以政权的力量使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事实，中共就绝对没有资格继续执政，而应接受历史的审判。
我不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也不是研究共产运动造成大众死亡的学者。只是作为中共专制下的一个幸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阅读多种书刊，把这些资讯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众死亡的数字随手记了下来。
把这些数据综述在这里，一是通过这些数字（在中共建党周年之际），促使那些对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抛砖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国人把各自了解到的中共杀人数字也写出来，零星资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杀人数字的总体图，有一天也像法国人写出那部揭示共产运动杀人记录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样，写出一部《中共黑皮书》。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共自1921年成立，就伴随着内部清洗、外部残杀。30年代初镇压内部江西AB团（杀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风时枪杀作家王实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共大规模地杀害平民则是在它获得执政权力之后。在50年代初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中，就有大批中国人被处决或迫害致死。
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J.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书中的数字：50年代初期，中国有二千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Kristof）和伍洁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据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DanielSoutherland）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Mass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被杀“地主”为100万至400万之间；被杀“反革命”及对国民政府同情者为100万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肃反”，至少使几十万人丧生。
据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StephaneCourtois&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从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斗争造成100多万人异常死亡。”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香港《争鸣》杂志1996年10月号刊发了摘要）：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两个阶段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万6千1百多人，其中87万3千6百余人被判死刑。
该报告还说：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5千余人被牵连，5百余人被逮捕，60余人自杀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有2万1千3百余人被判死刑，4千3百余人自杀或失踪。
从上述数字推算，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起码在中共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万零2千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
据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中的数字：在“反右”中，共有55万2千9百73人被打成“右派”。至该书出版时，上述全部右派仅有96人没有“平反”。中共当局坚持“反右”是对的，仅承认“扩大化”了。如以9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于“扩大化”了5千7百倍！
据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万3千3百余人被定为右派、右倾份子和右派边际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万2千7百多人被逮捕，有2万2千1百余人自杀，3千5百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
从这份中共报告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多达200万，而且几乎全部是知识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仅有500多万知识分子的比例来算，当时有40%的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人数达0.5%。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人口急剧下降。中共当局把人口下降归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导致的饥荒造成。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内部资料和海外研究证实，这是一场“人祸”，是政策错误导致，而且死亡数字相当惊人。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Bannister）80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跃进政策失败后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千万人。”
据原《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Harrison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长征》（The Long March: TheUntold Story）一书中的数字：“60年代初中国因饥饿死亡了2千7百万人。”
据专门研究共产国家异常死亡人数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拉梅尔（Rudolph.J. Rummel）在《华尔街日报》（1986年7月7日）发表的“战争并非本世纪的最大杀手”（War Isn’t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数字：“毛泽东时代，有2千7百万人死于饥饿。”
1996年，前英国《卫报》记者，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JasperBecker）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China’s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60年代初死于饥饿人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了一些中共有关文件，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因而该书数据翔实，有很多首次公布的数据。
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时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征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镇压说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
该书引述中国问题专家、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埃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沈大卫（DavidShambaugh）的专著《怎样当上总理：赵紫阳在省级工作的经历》（The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说，1959年在广东省委负责农村工作的赵紫阳曾为此召开会议，认定粮荒是因为农民把粮食藏起来所致，因此赵紫阳发起“反藏粮运动”，派出工作组到乡下，按家按户、翻箱倒柜、挖地找藏粮。由此导致“大批地方干部被清洗，自杀，和被批判。”沈大卫在他的这本赵紫阳传中说，毛泽东听到有饿死人的消息时，不相信有粮荒，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阶级敌人破坏。1959年2月毛泽东收到赵紫阳从广东递交的认定农民藏粮导致饥荒的报告后，“十分高兴”，认为他的判断得到证实。
这场人为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亡，贝克尔的书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仅河南省就有780万人饿死，该省很多乡镇的饿死率达20-30%，仅在西县镇（译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个村子由于饿死和逃走，成为空村，死亡人数达10万人。该省信阳地区1958年有人口800万，结果400万人饿死，死亡率达50%，是当时中国饿死率最高的地区。
该书提供的安徽省情况是：“根据中共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统计年鉴》的数字，当时安徽有3千3百万人，结果死于饥饿237万人。其中最严重的是凤阳县，有5千1百人饿死（该书还引用华人学者丁抒的专著《人祸》中的数字凤阳饿死9万人），孤儿达3304个（多数在10岁以下）。”
该书说“在凤阳，面对饥荒，中共干部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对声称饥饿、以及被怀疑藏粮的农民进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绳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数达2万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终生残废，被关进监狱的2千多人中，有382人死在狱中。据凤阳县文件，当地一位名叫赵传居（译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队长，一个人就打死了30个农民。”
后来流传到海外的中共官方“凤阳报告”（陈振亚于1961年2月根据该县各乡上报的资料写成，载香港《开放》杂志1994年3月号）该县饿死6万零2百45人（接近该县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户全家饿死，出现603起吃人事件（当地人说，那时只要看到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饿鬼》中提到甘肃的数字是：“甘肃省当时有1200万人口，最低估计有69万6千人饿死。据对这个省做过调查的原中共国务院体改所所长陈一咨的估算，该省饿死人数有120万。曾陪同汪锋到甘肃视察的中共官员钱英（译音Qian Ying）自传中的数字是，甘肃饿死了130万人。”贝克尔在中国得到的其它资料显示，甘肃有300万人死于饥饿。
该书提到贵州省时说：“当时该省有1600万人口，约有100万人死于于饥饿。其中遵义地区（中共长征时在此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八个人中仅有一个幸存。”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饿死人比例也相当惊人。该书引述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的报告说：“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万，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万，下降比例为0.91%。据中国人口统计学者彭子哲（译音PengZizhe）的估算，四川饿死了900万人，仅在宜宾地区，就饿死了100万。”贝克尔自己的调查估算数字是，四川饿死人数在700到900万之间。
仅上述五个省——河南（饿死780万）、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的统计估算，就有2千1百40万人死亡。
据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MacFarquhar，中国译为麦克法夸尔）的专著《文革史之三：1961到1966年的大灾难》（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3: theComing of the
Cataclysm1961-1966）中的数字：“1958到1961年之间的饥荒，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饥荒，是人类的大灾难……超过3千万人被饿死。”
据前述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导致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饥荒期，据估计造成了2千万到4千3百万人死亡。”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1992年出版了专著《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Emperors：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Deng）。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共高层官员。在谈到60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3千万人饿死（后来再没使用“领粮证”）。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千3百万到4千6百万之间。”
据金辉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中的数字：“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4千零40万至4千3百19万之间。”
金辉提出的4千3百19万，是迄今学者估算的最高数字，由于金辉的数字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该杂志因刊载此文随后遭当局查禁）。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据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国的民主》中的数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该书引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所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上述调查报道中引述的数字：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
据上述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中共高干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后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万4千人被批斗，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西，就有6万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后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据前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
按照上述数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共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生估算的400万人之间。。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后）
“六四”屠杀中到底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中共政府没有公布。上述纪思道和伍洁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共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