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三妹 《亂世迷途——我的紅色家庭三代人的經歷》前哨》首發和連載 2011-05-06 18:48:32
香港《前哨》雜誌將從這期五月號開始，首發和連載三妹作品《亂世迷途——我的紅色家庭三代人的經歷》
三妹也說說：由於篇幅的限制，《前哨》雜誌在五月號經編輯刪減後登載了本書中最後一章的部分內容（共計六版）。因為這裡群發不需考慮篇幅，所以我在此群發全章內容。《前哨》雜誌以後會陸續選擇性登載書中的其他章節。
《前哨》雜誌編者按：這是劉曉東女士（三妹）所著《亂世迷途——我的紅色家庭三代人的經歷》一書的其中一章。劉家三代和中共關係密切：奶奶劉靜君在北大當旁聽生時認識了中共創始人李大釗和張國燾。爺爺是國民黨元老熊觀民和鄒魯的至交，在抗戰中被日寇殺害。在奶奶影響下，表伯劉導生、父親劉珙及兩名姑母均於三十年代參加中共革命。劉導生曾與俞啟威一起發動“一二九運動”，中共建政後曾作胡耀邦的副手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任社科院副院長。劉曉東的母親也在四十年代參加中共革命。父母親在文革前均在北京外文局工作，但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一九七二年，劉珙的老上級中聯部副部長馮鉉兼任外文局局長，就將正在幹校勞改的劉珙召回外文局。一九八0年，魯平調任港澳辦主任，劉珙接任魯平之職任《中國建設》雜誌總編輯。一九八三年，劉珙利用到美國訪問機會，毅然出走美國，成為中共高幹投奔自由第一人。該書敘述了追隨中共的知識分子在中共治下的苦難，其中有許多劉家和中共高層以及其他高幹交往的故事。本刊將陸續摘錄發表該書的一些章節。
二十七. 走向自由 （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四年）
記得那天我去媽媽家給她送去我為她買的皮鞋。媽媽對皮鞋連看都沒看一眼，就把鞋放到了一邊，對周圍的子女說：“剛才局里來人通知我說，爸爸在美國訪問時滯美不歸了。局領導說這是個大事件，因為爸爸是中國第一個滯美不歸的高級幹部。中央很快就會下達文件給爸爸定性。”媽媽有意把局裏來人說的“叛逃”一詞改為“滯美不歸”，并極力表現冷靜，可是這個消息還是把我驚呆了。
我早就知道，爸爸對自由美國有著本能的渴望，他一直想去美國做客座教授，教中國古典文學。两年前，《中國建設》雜誌社從美國芝加哥聘用了一位改稿專家朗·道夫曼（Ron Dorfman），他和爸爸成為朋友。道夫曼先生在中國工作一年期滿後於一九八二年回到了美國，他為爸爸申請了斯坦福大學客座教授的位置。經過繁雜的手續，斯坦福大學終於批準了爸爸的申請，錄用他任教，為期兩年，待遇和年薪都不薄。為了使外文局能夠順利地批準自己赴美任教，爸爸主動把總編輯的位置讓給了早已平反出獄、一直在找位置的外文局資深專家愛潑斯坦，把自己降為第一副總編。爸爸讓位的舉動令兩位副總編沈蘇儒和林德斌非常惱怒，因為他們都很反感愛潑斯坦在文革中的狂熱造反表現。緊接著，爸爸又私自決定讓張彥進入《中國建設》任副總編，這個決定把沈蘇儒和林德斌氣得幾乎跟爸爸翻臉，因為他們根本不能原諒文革中張彥做偽證的劣行，那偽證使魯平、沈蘇儒和林德斌都被打成了殺人犯同謀，使他們遭受整肅八年之久。爸爸對《中國建設》雜誌社在文革中發生的冤案不甚了解，也沒有沈蘇儒和林德斌對張彥極端厭惡的切身感受。
雖然爸爸急于要赴美任教，卻并未如愿。當時新上任的局長段連成不但不批準他赴美的申請，還決定要他離休。爸爸知道，既便他答應離休，段連成也不會批准他出國任教。爸爸對我說：“段連成是嫉賢妒能，一旦掌權就給人作梗，用共產黨慣用的整人術來對付人。” 段連成原任《北京周報》總編，和爸爸原本是朋友，老局長羅俊在自己退休前出人意外地提名他為外文局局長，沒想到剛上任他就為了爸爸赴美任教的事情與爸爸結下芥蒂。事後他又安撫爸爸，指派他任新聞出版代表團團長去美國作短期訪問，爸爸卻借此機會叛離中國，也叛離了這位多年的老朋友。段連成遭受這個打擊情緒極度沮喪，後又因為工作矛盾幾次遭到其他雜誌社的總編當面頂撞，使他情緒更是一落千丈，竟然兩次自殺未遂，最後只好自己離休了。
在一九八三年十月底臨去美國短期訪問前，爸爸對我說：“這次讓我去美國訪問只是一場安慰賽，段連成不批準我赴美任教自覺理虧，所以用這個短期訪美來安撫我。 ”赴美前，他特別設家宴宴請老戰友馮征將軍一家，還堅持要老奶奶也來。老奶奶是馮征的舅母，她把馮征從小撫養成人，親如生母，我爸爸也尊她如母親大人。家宴中，爸爸對在他臥室中休息的老奶奶戀戀不捨地說：“我這一走是開弓沒有回頭箭，不知以後還能不能再見到您老人家了。”爸爸叛離事發後，老奶奶對我的家人說，當時她一聽這話就預感到共子是在向她訣別。馮征的妻子劉阿姨卻猜測說，共子是老情報人員，這次一定是中國方面派他打入美國的。
我深感到，爸爸自文化大革命以來長久積累的不滿和反叛因為赴美任教受阻而爆發了。那年他已經六十二歲，還瘸著一條腿，他左腿的股骨頭已經基本壞死，而且在幹校勞改時落下的肺心病已經轉成慢性。我真為他捏了一把汗，這把年紀，這個身體，他怎能在美國那種競爭激烈的社會生存？我深知爸爸叛逆的性格，一旦想做就絕不回心轉意。另外，這麼大的行動他不會瞞著媽媽。
我問媽媽，爸爸去美前是否告訴她出走美國的計劃。媽媽點點頭，小聲對我說：“現在爸爸第一步走成功了，就看爸爸下一步有沒有能力在美國謀生了。”我生氣地大聲埋怨媽媽：“媽媽，這麼冒險的事，你怎么也不攔住爸爸？！你也太迷信他的才能啦！”媽媽又小聲地說：“我了解爸爸，如果我攔住他，依他的性格，回國以後受到段連成不公平的對待，會使他更痛苦。”她又自言自語地說：“我要是爸爸，現在就去臺灣！要叛就叛到底！”那時的大陸中國人被洗腦洗得對臺灣極為敵對和恐懼，媽媽這句發狠的話令我一陣心悸。
爸爸叛離的消息立即上報給了鄧小平，鄧小平得知爸爸的“革命資歷”和家庭背景後，大怒，說，“劉珙是羅孚式的人物！” 羅孚曾是老共產黨員、老外交官、老報人，後被中共定為“英美帝國主義間諜”，囚禁北京十年。根據鄧小平的態度，中共中央立刻下達文件，把爸爸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文件發送全國。爸爸沒想到鄧小平竟把他定為美國間諜，他給我的兩個姑姑寫信道：“鄧小平的話如五雷轟頂，讓我難以接受。”他要兩個姑姑務必去找奶奶的老朋友中共元老彭真，向彭真陳情他“只離不叛”的態度，請彭真轉告中央，他絕不是美國間諜。可是已經退休的彭真無從幫忙，他只叫貼身秘書接待了兩個姑姑，了解了一下情況安慰安慰就不了了之了。安若姑姑當時在中宣部工作，她的辦公室在中南海內，她便托中南海內的熟人轉交給中共中央書記处書記喬石一封私信，信中求情說，黨對劉珙這么老的幹部應該挽救幫助，希望中央批準劉珙妻子羅理去美國把劉珙勸回來。喬石批了“同意”，把信又轉發給了外文局。外文局根本不予理睬，還不服氣地反問媽媽說：“你不是認識喬石嗎？能通天嗎？那又能怎樣？”
爸爸留在美国後，时任《職業記者雜誌》（Society Professional Journalist Magazine）專欄作家的朗·道夫曼毫不猶豫地給了他三千美元，根本就沒想有一天爸爸會如數償還。爸爸用這錢先在旅館住了下來，并與斯坦福大學聯系任教之事，對方已經從新聞中得知他叛離的消息和中共的態度，便以學校已經開學為借口回絕了他。朗·道夫曼勸爸爸申請政治避難，他說，要想留在美國只有政治避難這一條路，否則就成黑戶了。擺脫不了被長期洗腦的迷茫，爸爸對朗說，要他跟共產黨徹底決裂談何容易。他從小就跟著娘參加共產黨的地下活動，與中國共產黨之間有太長久的難以說清的情結。爸爸拖了四個月，三千美元快花光了，萬不得已之下申請了政治避難，得到了工作許可證。他不知道美國政府對政治避難人士提供半年的生活保障福利，而去郵局找了份分信的工作打工去了。爸爸給媽媽的信中說：“我就像一個一輩子裹慣了腳的小腳女人，突然放開了腳，竟不知道如何走路了。”他還寫道：“我每天腦子像磨盤一樣地轉碾著，總是在想，娘和我們兄妹三人兩代人為共產主義熱衷一生，可是祖國和人民最終得到的又是什麼？！”
外文局告訴媽媽，美國的來信都要上交組織，媽媽不加思考地照辦了。爸爸來信告訴媽媽：“外文局無權拿走我們的私信，他們在侵犯我們的隱私權。”他於是改為把信寄到小女婿殷罡的公司，想躲過外文局，可是殷罡所在的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一樣侵權，他們每次都先拆看爸爸的信然後才交給殷罡。緊接著，外文局又派人來把家里的電話給切斷了，當初裝電話是為爸爸在家工作，現在他走了，這個待遇當然就沒有了。可是他們一時還不能收回這套剛分給爸爸的四居室高級住房，因為他們一時還找不到一套符合媽媽待遇的住房。
處分爸爸叛離的中央文件一經下達，遠在約旦工作的王勝林馬上被幾個經理叫去談話。他們遞給他一封別人的家信，信的下角有兩句話，說家中出事，請王勝林趕快回京。交信的人告訴勝林：“那兩句話是你妻子加上的。”勝林一看就知道這不是自己妻子的筆跡，并想到：“我妻子怎么會在別人的家書中給我寫信？這明顯是在造假。”但是他不想捅破假信，他想盡快知道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他的上司們突然都變得這麼詭秘。他答應立刻回京。
第二天，公司派專車把王勝林送往約旦首都安曼的軍用機場，中國北方公司駐約旦辦事處的經理坐另一輛車陪送。兩輛汽車徑直開到一架波音747的舷梯下，勝林登上了飛機，一進機艙就吃了一驚，諾大的飛機座艙裏面竟然空無一人，只有幾個座位在前艙兩側。原來，這是一架經過改裝的運軍火的飛機。王勝林在前艙的座位上坐了下來，疑惑焦慮地坐了八個小時，終於到了北京的上空，看到了八達嶺的長城。這時飛機突然開始急速下降，機中唯一乘客王勝林頓時感到耳鼓劇疼，心臟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幾乎昏了過去。一轉眼飛機已降落在北京機場。出了機場，冶金部派來的汽車已在外面等著他了。來接他的人問：“你先要去哪里？是不是先回家？”勝林說：“先去我妻子的辦公室，我要先見我妻子。”
那天，我剛吃完午飯，獨自在辦公室午休。我正躺在椅子上讀著報紙，就聽到大門吱的一聲響，我挪開報紙，看到王勝林站在門口，我一下子跳起來撲向他。他一把抱住我急切地問：“家裏出什麼事了？”聽我說完後，他大大地舒了一口氣，說：“我還以為是你和孩子出事了呢。他們真沒必要這樣用假信騙我，把我一個人用專機送回來，搞得這麼詭秘。現在我明白了，原來他們是怕我也逃走，去美國跟你爸爸會合。我才不會呢，我扔不下老婆孩子。”聽勝林這麼一說，我便對冶金部生起氣來，我對勝林說：“冶金部怎能這樣對你，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他們怎麼還搞株連？！”
我問勝林：“冶金部誰在管外事工作，我要找他們說理去。”王勝林說：“我沒見過管事的人，只知道她叫劉慧中，是冶金部部長李東冶的妻子。”我驚喜地說：“啊呀！我認識她。他丈夫李東冶是汪士漢伯伯的朋友。五十年代汪士漢伯伯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一辦公室做研究員時，李東冶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楊尚昆是正主任。大躍進年代時，毛澤東叫李東冶下去調查農村情況。李東冶調查回來便把農村干部虛報產量欺騙中央，搞得農民沒飯吃的情況都照實向毛澤東匯報了。毛澤東聽了很生李東冶的氣，說他立場不對，把他轟出了中南海。李東冶先被發配到鞍山的一個工廠當廠長，後來又到了大連。我在大連工學院讀書時，李東冶正在大連做市長，我常去他家，和他們夫妻很熟。”我轉而高興地對勝林說：“這真是無巧不成書啊！我們明天就一起去找劉阿姨問問，她為什麼把你調回來。” 勝林被我的情緒感染了，也為自己這樣不明不白地被送回國感到不平。
第二天，當我們推開劉慧中辦公室的門時，正坐在屋中的她一下子就認出了我，驚訝地問：“曉東，你怎麼來啦？”我說：“為我丈夫打抱不平來啦。”她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半天才搞明白，原來叛離的“高官”劉珙是我爸，王勝林是我丈夫。搞明白後她就哄我說：“曉東，對王勝林的這個安排都是為你著想，家裏出這麼大事，你丈夫要是再出事，你怎麼受得了。我對自己的女兒也會這麼安排的。”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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