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十大“国家社科基金”选题

有关部门每年都要征集国家社科基金选题，重点的还有重大的。在那个时间段中，我的大脑往往一片空白；现在时间过了，却想到一些很有意思的选题，写在下面，供“上面”的领导和有兴趣者参考。
　　1，一个曾有崇高理想并吸引众多优秀儿女为之奋斗的组织，何以造成了那么多的恶，特别是在其掌权之后？崇高理想与世俗功利是如何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在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的支配下，一个一心掌握并维护国家权力的组织，崇高理想对它起多大作用，现实利害又起多大作用？它的哪些主张是真诚的，哪些是机会主义的？如果组织也好，个人也好，越是理想讲得崇高，这个组织或个人就越是能够捞到各种利益，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想”？如果那理想是终极的（革命时可以作为未来目标起鼓舞作用）而并不具有现实操作性，那么，这一信奉终极理想的政治组织固然可以作为在野的社会批评力量，如其执政，它将如何把自己的理念，落实到受实际条件制约的政策制订之中？

　　2，一个始终把“政治”放在第一位的组织，其“政治”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大凡真诚、正直的党员（知识分子或工农出身），政治上都难以“成熟”？而越世故越会钻营的人，政治上越容易“成熟”？是道德没有独立性，还是这个组织没有建立起必要的政治伦理或政治伦理被严重误解，还是它的“民主集中制”、最后一二个人说了算的体制决定了它必然要逆向淘汰？或者这个政治组织也未能免俗并要充分利用这个“俗”？那么，苏联共产党是否也如此？一至于这种长期的逆向淘汰，终于导致这个苏联第一大党在土崩瓦解时，没有正直的党员公开站出来捍卫它？

　　3，我们长期宣传一种“理论”，即中国的资产阶级弱小，不能领导民主主义革命，那么，作为资产阶级另一面的工人阶级何以就强大，可以领导革命？中国的地主阶级是最腐朽落后的生产方式的代表，那么，作为其另一面的贫雇农何以就是先进的革命阶级？他们的“革命”是农民造反还是现代意义的制度变革？中共这一“先锋队”是工农联盟的集中体现，还是一部分激进革命知识人联合社会底层打天下？打下天下之后何以折腾了那么长时间，并且这种折腾都是为了“与资本主义对着干”？这里面的问题和教训到底是什么？如果说这也是近代中国“悖论”性质的体现，那么，如何理解并化解中国社会的悖论性质？

　　4，如何看待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斯大林主义、东欧警察国家、毛泽东专制再到朝鲜金三代世袭、柬埔寨波尔布特的血腥恐怖的“极左谱系”？这个谱系是否基于东方家长制传统、乌托邦理念与现代民族主义情结的结合？其信奉的理论有无“原罪”？一元论理性主义和东方整体主义意识，是否极权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讲“辩证法”，会是什么辩证法？为什么西方主张多元化的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就没有造成这些罪与错？为什么有些人仍然抱住黑格尔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不放，并且得到官方赞同？这种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有无实质区别？

　　5，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世俗性”，它与在东西方相遇时激起的“革命浪漫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这种激进和浪漫所导致的大都是虚妄和灾难（革命队伍内部的清洗、建政后的大跃进、文革），结果却未能消除世俗的平庸，平庸以群众盲目跟随的形式出现，他们被鼓动、被运动，而多数人更是怕“落后”“揪辫子”，从中渔利的则多是乡愿之人和流氓无产者（中共早期的顾顺章等，后来的康生、四人帮等等）。如何理解中国的“平庸之恶”、“流氓之恶”与“家长专制之恶”的相互关系？

　　6，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上源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实践上源于西方工人与资产者的对立，而成了气候的实践则起于俄国“十月革命”，后来形成东西方两大阵营。那么，这是资本主义受到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挑战，还是东方农业社会在遭遇现代资本主义化时的过激反应？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那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却同样寻求民族独立的国家又当如何理解？在东方“现实”的“社会主义”要么改革开放、要么更加专制世袭的情势下，在西方诸多“资本主义国家”却比“现实社会主义”更讲社会福利、公平的情势下，在人类普遍寻求“自由”与“平等”这两大价值之间的平衡的情势下，把当代世界问题继续归结为“主义之争”是否还有效？为什么人们普遍感到大陆现有的经济理论、政治理论、外交理论、军事理论等，无不存在僵硬、贫乏、过时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一直不能形成真正能够解释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社会科学理论？而停留在经济上可以向“右”、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必须向“左”的悖谬状态？

　　7，一个遭遇千年巨变的世俗的国度，要唤起国民的确需要具有乌托邦性质的思想观念，以激发民众的想象力和神圣感，如故意不译出《国际歌》中“international”，使之发挥超强意识形态即某种宗教的作用。而这一兴起于你死我活的对抗和战争时代的现象，在今天这个重新世俗化的市场化时代，仍然被执政当局抓住不放，一些文人也为之鼓吹，结果出现了官员们一面在实际生活中贪污腐败，一面在大庭广众下大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红歌的黑色反讽。这明显不同于大老板们一边赚钱一边念佛，而更具表演性、掩饰性的现象，其社会作用和影响应当如何评估？它是有益于还是败坏着民众的社会伦理和政治意识？为什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要求始终不能进入某些执政者的意识中？为什么我们的政治生活如此“虚假”？

　　8，当“international”以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形式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时，却遭遇来自于官方和民间某些人的强烈抵触和反对，以中西二元对立为其解释框架的“爱国主义”，成为某些人祭起的一大法宝。这是否表明许多国人还没有走出传统的农民意识（包括地主心态）？“义和团”心理可否视为传统农民意识在对待西方文明挑战时的极端表现？如何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中国有此问题，其他国家也有）？历史地看，这一认同并非“现成”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不然，我们应当认同的是宋、金，还是明、清？是包括外蒙古的版图象“玛瑙”的中国，还是现在象“公鸡”的中国？在既要学习西方以建立现代文明秩序，又要切实捍卫本民族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我们究竟应当依据什么样的观念和理论看待和处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

　　9，在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价值体系”时，是否首先应当弄清楚大陆实际的主流价值观并摸清它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如官本位的、钱崇拜的价值观？十几位教授争一个大学的处长职务、几百名大学毕业生竞聘一个公务员岗位，说明了什么？主旋律的价值观如果对这种升官发财、当人上人的世俗价值观，起不到扭转作用，它又有多大意义？一些人至今信奉“弘扬主旋律”而非“真实即生命”的宣传观和新闻观，是基于传统的性善论的“乐感”文化和“报喜不报忧”的文化心理，还是要为现行体制辩护，并继续掩盖矛盾、粉饰太平？可以有卢沟桥事变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为什么不去建立文革纪念馆？外族人的“恶”要记住，本民族的“恶”就应当忘掉？孟子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自己”犯下的罪错，不是更应当记取吗？“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的历史观，将把中国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社会中长期盛行犬儒主义、机会主义、形式主义、庸俗唯物主义？为什么人们普遍地在“混”并有一种无奈感？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了？大陆“文化建设”的宗旨和灵魂究竟是什么？从目前的情况看，它能提升和强化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吗，让中国人自己和外国人都心悦诚服吗？

　　10，当前中国问题的症结究竟是什么？在一个早己出现阶层分化、利益分化、越来越异质的社会，还能用一个政党组织的一元化同质思想（哪怕听起来仍很“理想”）整合社会吗？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把大陆带入到历史的新的转折点，出现了两种可能，一是由于产生了类似传统社会的问题，如豪强兼并、贫富悬殊，于是就有人想到王安石那样的变法改革，在今天就是出新的“强人”搞“唱红打黑”、“国进民退”那一套；二是在法律上落实私权和允许民间结社，推动公民社会建设，让民营与国营平等竞争，在解决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同时，把国家真正推向现代社会。然而，过去的经济改革凭借的是“发家致富”传统文化心理，继续改革却缺乏了动力，甚至害怕“惹麻烦”（两任中共总书记都因为所谓的“政治问题”翻车下台）！是听凭社会的矛盾和危机这一最大麻烦的日益逼近，还是从民众对公民权利、人格尊严、自由结社的强烈愿望中发现并凝聚这些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动力？中国的执政者是否真正有为民族和历史负责的改革勇气和担当意识？当我们真正走到现代社会的大门口时，是推开迈进去，还是扭头往回走？

　　这些论题恐怕远比现在的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更切合中国的现实问题和未来前途，也更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当下，人文社会科学在大陆官方和体制内，与民间的研究在问题的真实性和思想水平上，已形成鲜明对比，民间甚至在催促着官方往前走，而却处处遭遇官方的打压，这对于一个声称搞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很不正常。笔者本来还可以提出更多重要的研究课题，但我想，把上述十个问题研究清楚了，并在朝野获得共识，就将大大有益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顺利推进了。

　　然而，你能指望这些论题进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名录吗？只有天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