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共产党”我的心灵之旅/上海冤民杜阳明

“打倒共产党”上海冤民杜阳明出狱后控诉中共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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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冤民杜阳明控诉中共黒监狱的纪实报告

    我叫杜阳明，现年65岁，性别：男，文化中等，汉族，身份证：310108194512273211，暂住地：同心路765弄7号101室，邮编：200083，电话：（021）56631289，欢迎海内、外媒体对我进行公开采访，就以下方面所阐述事实的真实性提出问题。

一、我的上访起因

    这是只有生活在中共“特色”社会主义中，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中共不是自诩为“法制”社会吗？既然是拥有“法制”，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上访”的存在？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上访” 的问题？从而还在继续不断地产生着，这岂不成为了所谓“特色”的怪圈吗？我的答案将以事实胜于雄辩！

    在中国大陆的上海，每逢周三的上午，就有数百成千的人群，聚集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大道200号，即上海市人民政府人民信访处。同时，临场戒备的信访值班车、警备专用车及各种警车，布置大量警察势同如临大敌，这些泯灭良知的专政“机器”们，经常群体性公开出手打骂访民，视访民们当做“牲口”一样来回“赶”着，该“景观”成为上海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我就是其中一名及其普通的访民，也是在数件侵权事实的逼迫下，导致无路可走才会做上访维权的公民。如：1、1993年我73岁的母亲朱宝莲，（原在共和新路245号，租用私房开设培大食府），遇到市政动迁，没有得到任何安置与补偿；2、1999年“东四块”旧区改造建立了城上城小区，是以市政动迁的名义剥夺了我的回搬权；3、1973年7月1日，上海市自来水公司施工工地发生死亡事件，我继父被吊车惯性撞死，该公司99年底单方面撕毁工伤死亡协议，从而侵害了我母亲的合法权益；4、2000年初，“中房”动迁组无视被拆迁人与租赁方债务纠纷，单方面解决租赁人的补偿，从而再次侵害了我母亲的合法权益。

    问题是：这些“法制”究竟是怎样体现的呢？我们是生存在这种社会的最底层，仅拥有小小老百姓最可怜的一点点财产，但是在中共上海地方权贵利益集团之下，是根本得不到所谓是“法制社会”的保障，若要由我老母亲去追讨公道，那么无疑就是加速老年人走向自己年限的“归路”。为此，我毅然接受老母亲签署的委托代理书，在她老人家的授权下依法上访以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我从此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乃至身受无数次的变相传讯、十天非法监控、无数次的非法软禁、十七天的遣送、刑拘三次共68天 、劳教一年半、刑事判决深陷囹圄二年半，其中受尽中共上海黑监狱对我施展种种的迫害，如果我在有生之年不予揭露的话，那么，无数的为社会争取民主自由者、为维权抗暴而牺牲的英烈们，为了不再继续倒下平白无辜地白白的去送死了，为了抑制中共上海不人道的黑社会与黒监狱对无辜者滥施酷刑，今天我能活着回归就是肩负着一定的责任感，要以亲身经历来揭露中共上海黑社会与黒监狱的事实真相。

二、中共上海政法委及其行政方恶意对我的构陷

    二年半前，中共上海地方政法委正是被上海帮权贵集团的爪牙陈良宇控制下，以市政法委书记刘云耕、副书记兼政法主任吴志明为首者的，掌控了上海市公、检、法公器中的生杀大权，把我因屡次上访北京维权视为动摇它们统治上海的基石，从此我被这帮权贵们圈为“钦定”的重点，作为坚决予以打压的主要对象。

    2006年6月2日中午，我从上海市人民大道200号，（上海市人民政府人民信访接待处）回到家中约半小时，街道政法委书记陈忠打来了电话，证实了我在家就将电话挂断了。当时我就知道居住地已被监视了。当我走出家门时，被芷江西警所民警周叙（音同）带着两个便衣守将我拦住，他说：“等一会新来的所长要与你谈谈。”

    这时，来了一位中等身材的男子，周叙立即介绍了“他是新来的所长”，要求进屋谈谈。我回答：“为什么要到我家里谈，这里可以谈”，该“所长”答道“需要搜查”，我要求请出示证件，他拿出警官证扬了一下，我看到证上的名字叫“赵静”。我再次要求出示“搜查证”，他便拿出一本空白拘票说：“你不配合，就给你开拘票”。这时小区保安过来干涉这些便衣，“赵静”无奈地又一次出示警官证。这时物业经理将该保安员叫走了。“赵静”对我讲“不要那么对抗，事情总要解决的，跟我到所里去谈谈”。我提出等妻子回来，遭到拒绝后，只得将钥匙留给小区的保安，并要保安记下警号，随即我被强行拉进车，被直接送进了闸北区的看守所。非法拘禁二小时后，芷江警所派来了四个便衣，便将我抬进该大墙内，即三号楼的四楼过道内，从此进入了长达二年半的冤狱生涯。

（一）在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区分局看守所

   1、制造故入人罪的舆论

    当我进入每一监房，事先早已有了既定的舆论，把我说成是“无赖”，已有人使罪犯们都知道：共产党要我死！

    20006年6月2——6日，我在10号“刑拘”监室，同月6日又被转移到8号“逮捕”监室，（同年7月10日，才收到7月8日发放的逮捕通知书）。因为我上访维权就被捏造成是跟共产党对着干的死党之一。

   2组织上有准备

    （1）所有进入8号逮捕间的“疑犯”，都经过挑选。我被推进8号逮捕室，警长戴海忠问“疑犯”张海波，你知道进这间房规矩吗？答“知道”。

    （2）狱室的室长是个犯人的“头”，他配有“理论家”一人，打手二——三（人），组成一个最基础的“管理层”。其余人都必须心领神会这种代理“狱方” 的意图。用疑犯管理上访“疑犯”，说白了就是将我置于疑犯们的严管之中。

    （3）平时允许采用不择手段的措施，如：狱方有意关闭三号楼第5层的楼面，故意压缩必需的生活空间，以制造矛盾后让警察来装“榫头”。这是世界上居住最拥挤的地方，最多时有27人，同住在长7米宽2.8米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再扣除水池与厕所的面积，大家都没有床铺，只能睡在地板上，还是不到17平米的木板上。在不合情理的安排下，即使侧身睡也睡不下这么多人。这样硬要27人挤在一起，随时都会发生自然冲撞的现象，这是狱方为今后故意地制造事端存心设置的条件。

   3具体实施的虐待

    （1）在每天上下午，只有两次的送水中，故意限制饮用水的用水量。“狱室长、理论家、打手”疑犯们，用大号可乐瓶将限量的水一抢而光，自己喝不完的就倒掉，而给我的盛器非常小，每天只能轮到两小杯的水，远远不能满足我糖尿病人的需要。

    （2）每天的伙食由疑犯张猛发分发，给我的菜的量是最少。我身患重度糖尿病，是不能用饭来作为补充每天必需的食品。由于菜的量太少了，长期如此就造成了严重的营养不足。

    （3）可恶是嫌犯们故意将我的被子弄湿，使我无法安寝，在狱方的包庇纵容下，使之 60开外的我，难以追查这是谁在有意干的坏事。

    （4）人老了易于惊醒，每晚疑犯们上厕，用跨障碍与故意绕远路的方法，用不合常规的方式从我身边走，将我吵醒后使之难以入眠，而且天天如此。

    （5）我晚上睡不好，白天就要打瞌睡。疑犯们趁机大敲地板，大声吼叫，或者故意摔倒在你面前，甚至用肢体碰撞与有意进行骚扰。

    （6）他们互相用纸织成小形的三角物，用橡皮筋弹“纸弹”，或故意做出各种样子的惊险动作，目的是达到让我心惊肉跳。

    （7）他们把吃剩的饭菜，从背后撒在我的衣服上，谁都不予承认。

   （二）中共上海黒监狱对我的故意伤害

    从中共上海黒监狱的看守所的管理模式，利用犯人管制我（即犯人管理“犯人”），每天必定要使出坏事，务使我痛苦与不舒服，这是两年半冤狱的主旋律。而一至二个月轮换如此的“程序”，直到白茅岭劳改农场后才知道这是精神折磨法，其伤害的目的应与刑事犯罪的故意伤害罪同等意义。

    1、2006年6月17日，疑犯李斌将我摔倒在地，开创了用肢体语言进行伤害的先例。

    2、同月7月6日下午3时许，警长：戴海忠、将李斌、谭宇亮，大个李叫到办公室谈话，他们回来后就将我叫到办公室。李斌将写好的字条在监室内传阅，当晚“戴”将我安排在大个李的身边，半夜里我被疼痛而惊醒，发觉李用膝盖顶了我软肋四下，继续在装睡。我疼痛难忍，经市监医院检查为软组织搓伤。

    3、同月7日中午睡午觉，“谭宇亮”摇着“李”的大腿碰撞我一个半小时，我只能忍耐的计数为86次。

    4、我平时习惯性的生物钟较准，每天需要准点8点左右需要大便，过时我就难以排泄，但每天到了这时疑犯们故意都排队如厕，这样就不得不断改变我的生理习惯，否则引起的争吵，就容易给警察们“装榫头”。

    5、次月9月16日，张猛和“哑巴”有意的打架，当时我正蹲在地上写字，突然间被三米远处冲过来撞上我的耳门，市监医院留有记录，造成我的听觉受损至今。

    6、“哑巴”多次将我的被子浇湿，10月份在疑犯午饭后，例行的兜圈时，故意撞我后动手就开打，我为维权而正当防卫，他被调到9号监房。

    7、类似故意的“打架”发生多次，都是在我面前突然地“橹胳臂”伸“腿”，故意对我碰撞引发事端。

    监室里虽设有监视用的监控设施，加上警察与队长都在故意装聋作哑，管理是极度混乱的。即便是揿铃报警，对这样规定的求助是不予理睬的。我好比就象生活在非洲草原动物群中，遭遇到巨大的精神压力，身心健康上遭受严重的伤害。我在吃不饱睡不好的情况下，体重迅速从158斤降至110斤。

三、在黑监狱仍应为维权而求生存

    （一）为生存首先要解决饮水问题。经过交涉队长总算给了一只大可乐瓶盛水，但不到晚上连水带瓶都被弄没了。接下来狱监是无尽的扯皮，依据病情我强烈要求：必需得到应有的饮水用量，最后，由队长的暖瓶供给开水，解决了生存必须的吃水问题。

   （二）进监前，我与戴海忠的谈话约定：1、不穿囚衣，不吃囚饭，2、鉴于我的糖尿病，伙食需要增加蔬菜数量……，结果除不穿囚衣外都未践约。为了身体状况不再恶化，我只能“不讲理”地抢菜吃，最后由队长的“金口之劳”，才许诺我长期能够吃菜了。

    （三）人要象沙丁鱼罐头的“鱼”一样地侧身睡。第一是睡不好，第二是容易受到侵犯与伤害。在反反复复维权后，争取到一席之地（二尺宽），以内务包组成隔离墙进行自我保护。

   解决了以上三件事后，我的体重开始有所回升。但好景不长，狱监方指使狱室的室长，叫其同流者天天纠缠我，我再次地遭到疑犯们的骚乱，使我的精力全用在应付疑犯们的寻衅上。奇怪的是每次都是声势大行动小，好象有人在背后有意掌握着尺度，只是让我处于撞不坏打不伤的惊恐之中。每个凶神恶刹的疑犯在无法压服我后，即被调离再继续调入新的恶人。有一个名叫叶必达（音）的疑犯，进监室不到两小时就知难而退，不愿当牢头立即提出调离八号监。

四、在黑监狱“国安”们对我的的审讯

    （一）同年6月14日闸北公安王家林（音）不出面，芷江西三个警察穿着便衣，不报姓名，不出示证件将我强行按在被审讯椅上，提出以下问题，其大意如下；

    1、到慈善基金会干什么？2、到上海商城干什么？3、在新华分社门前干了什么？4、在46路公交车上干什么？5、有多少人？都有那些人？对这种非法审讯除了愤怒地抗议外，我只能保持沉默。

    （二）6月20日，原班人马对1、2、两问题不再问，要我交代如下罪行：3、在新华分社门前打人；4、马路上随地大小便；5、造成46路公交车全线停车。“三大罪行”，并说“你没有手机，都是田宝成叫你去的，只要你揭发田宝成，我们可以不处理你。”我答“所有的罪行都是你们编造和添加的，我的行为都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畴内，就是你们行政侵权，在违法犯罪，要我编造谎言，休想……”，我的回答使他们什么稻草都没捞到，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三）在监狱中甚是“洞”中无日月，检察院徐鸣鹤带着一位小姐提审，我拒绝进提审室里间。他们什么都没问就走了。

    （四）不知过了几天，检察院又来了一位官员，在提讯室外间讯问，我详细地为自己进行了如下的申辩；

    1、缘于我身患糖尿病，平时就有憋不住尿的毛病，当到达新华上海分社与门卫及厕所管理员协商如厠无果后，便进入边上树丛内小便了。2、我为此被人打了，当这个人要逃跑时被我抓住了，他只得向我道“对不起”，我就原谅他了。等上访人围过来时我已经把他放了，发觉他不是过路群众而是个城管员。3、我经得到售票员同意后进入车厢，是驾驶员自己停驶，他拨打报警电话110后，是由110出警后让驾驶员继续行驶，并未让我下车，更未作出现场处理我的措施，由此说明：我没有违法更没有犯罪！现在却被不讲理的政府故意设置了陷阱。

五、所谓“人民”法院对待访民的庭审，如同法西斯摧残“犹太人”一样

    （一）关于援助律师的问题

    如此简单明白的事实，经过公安局与检察院的侦察、调查，污告我的罪名，可笑的是历经六个半月，连基本事实都未搞清。庭审前，指派一位名叫“鲍奇川”的援助律师（汇达丰律师事务所），我明确表示不要政府指派的律师，鲍说：“这是法定程序，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现在还有谁敢为你辩护，我本着律师的良心尽力给你打好官司”接着拿出一份事先打印好的辩护词，立即要我签名被拒绝后，只得改为证求我的意见，并需强调以下几点：1、无罪辩护；2、人证物证必须当庭质证；3、有限代理。鲍律师记下我的要求后离去，又返回说“忘了让你委托书签名”，我按照鲍律师的指点签了名。

    （二）关于一审前后的过程

    1、我请狱友会见吴国策律师时，征求吴是否愿意做我的代理人。得到肯定回答后，我向队长要求会见家属，商议聘清律师事宜，回答是判决前不能会见家属，使个人聘请律师的权利就此落空。

    2、2006年12月18日，闸北法院派一男一女二名法警，来所带我去法院开庭，问完姓名带好手铐，有电梯不乘要走楼梯，引起我的警觉，走到楼梯口男法警猛推我，我被闪让后摔倒在地上，男警察要拖我下楼，我大叫救命，女法警将我搀起，上车后在同一辆上，我把经过见田保成和王水珍将发生的事告诉他俩听。

    3、到法院后，我们分别被关在囚笼里有很长的时间，法官“华赛英”到我囚笼前表示：要我配合开完庭一定给我满意的结果。

    4、开庭后，面对无中生有的状告内容，鲍律师不但没有按照我的要求辩护，连提出庭审质证的勇气都没有了。

    5、当审判长要我陈述时，我拿出辩护词刚开始宣读即被抢掉，从而剥夺了我的辩护权利。匆匆宣布判决结果，在一锤定音下被判刑二年半。我刚想喊出打倒“司法腐败”，就被拉到了后堂。

    （三）上诉驳回，维持原判

    1、面对如此荒谬的判决结果，我的家属子女为我俜请律师，由于音讯阻隔，又误聘请了鲍奇川律师。“鲍”第三次到“所”内来，告诉我，我的女儿付给了他三千元代理费，请他出庭二审。并且他讲：是在我家属苦苦哀求下才接受的，我问鲍“你是否告诉过我家里人，不花钱我都不会请你。”鲍表示；手续已办，钱不能退。要不，你再另请律师。我想造成该冤案是政府故意的行为，请谁都是一样。接着鲍表示二审前会再来一，二次，再次要我签名，鲍离去后再未露面。

    2、2007年2月9日的二审更简单。由两名法警将我架上法庭，听完裁决后我遭到酷刑，将我双手反背成“喷气式飞机”，被硬揪死拖地塞入囚笼车里。

    3、一审判决后，疑犯对我的骚扰有所缓和，刘警长给我买了二包饼干与一包奶粉，伙食也有所改善，我的体重停止下跌。二审结束后我被转到二号间牢房，其中只有八个人。我提出会见家属的要求未果，至2月11日，我妻子来所要求会见，接待人员却骗她说：“杜阳明已被送走”。

    4、同年2月12日一早，我被叫醒整理物品后押上大巴士，临开车前队长才给我一张执行通知书。所长与狱医带着我的三瓶六味地黄丸，同车到达新收“犯”监狱。

（四）新收犯的黑监狱

    1、一到了新收“犯”监狱 ，先由罪犯前来搜身与抄包，将我的东西全倒在地上。我告诉他们，包里有控告材料，他们让我把材料拿走，继续抄查。

    2、由罪犯将我强行穿上囚衣后，我当场脱掉囚衣仍到地上，罪犯又强行给我穿上，说“要脱到监室去脱，别为难我们。”中队指导员常询（音）表示：这里是中继站，你最多呆十几天就走，有什么事到终点站去闹。我的解释与表达你们要明白：我是被行政侵权的，是在受司法枉判的冤狱，只要你们不过分，我不为难你们……。

    3、中队主管问我“想不想减刑”答“我只能接受无罪释放。”主管说“那就帮不上忙了。”

    4、我与罪犯稍有不同的是：（1）不背监纪监规；（2）不写周记；（3）劳动无指标；（4）早睡半小时，晚起半小时，出操可以不练。至于进出门（所有的门）要报数，早点名，晚汇报要报番号，更要高呼队长好，我坚决不干，反复强制无果，狱方只得默认，出门时让我排在最后一个。

    5、在工场间劳动时，给我边上安排一个“精神病人”，每天唠叨不停。那一天我照例带五块饼干和冲好的奶粉，进工场间干活，当我吃饼干时，“精神病人”说“你天天一个人吃，不给我们吃，你不是朋友。”一边说一边抢，我大声质问“你干什么”？他装出委曲又害怕的样子，他监室的室长带着几位罪犯，拿著工具气势汹汹地围上来，我毫不畏惧的面对这情景，但仅只是眼看一触即发而已。值班警官不分青红皂白，却将我变相酷刑罚站示众五个小时。

    6、在一天早上，监室内与厕所坑边有粪便，室长张林祥充当“福尔摩斯”破案，对我说：“你最会搞，这种事情只有你敢做，你做了不敢承认我就对你不客气”。我说“我不会做这种缺德的事，我也不会怕你不客气。”他自己下台级地说“会不会是公务员×××干的”？要我指证他，我 回答“没有证据，不能胡说”。

    7、每天晚上大学生付室长去打一铅壶热水，我也能分点热水洗脚。那天他们故意把水用完，叫我用热水瓶里的水，结果张林祥大发淫威，说每晚两并水是人民政府给他的，“谁”用就对“谁”不客气。我知道他是故意骂给我听的，我就对他说“水是我用的，我不知道是你的，以后请我用，我也不会用”。

    8、狱方多次要我填表进行心理测试和咨询，被我拒绝。同年3月5日开完分流动员会，白茅岭监狱“三大陆”教导员找我谈话：（1）对你不搜身不抄包；（2）三瓶地黄丸在他手上，说到白茅岭后就给我，事后再不见此人，（事实证明这些贪得无厌政府工作人员，什么都要贪）。至3月6日一大早，我被带上警车分流到的白茅岭监狱。

六、在安徽“白茅岭”黑监狱里，警察与罪犯对我联手实施暴力，以拳打脚踢作为下马威

    （一）2007年3月6日，我被从青浦新收监狱，分流到白茅岭监狱二大一中七监室，室长罪犯邵柏，值班警官张元喜。我一进监室，六号监室室长孙延军，带着几名罪犯冲进来要剃我头，我说“春节刚剃过不到十几天，”我话没说完孙延军对我两耳光，紧跟着和进来的几个罪犯对我拳打脚踢。穿着皮鞋的脚往我的后背，后脑，颈腰胯头部猛踢，我踉跄着逃到铁门处，向警官队长呼求，而不于理睬，孙延军等嚣张地将我从门口铁栅栏上拉下打翻在地，对我腹部，胸部狠踩猛踢，当场将我打昏。等我醒来时发觉躺在地上，医务犯在给我量血压，他对队长张元喜说：“心跳正常，血压正常，没事。接着他们将我半扶半拖地架到办公室 我强烈要求惩办打人凶手，要求给我验伤治病，都未得到起码的应有的满足。至3月7日，才发觉被打掉一颗假牙，我又提出索赔要求。多名队长在场，主管沈雪祥也在场都不表态。一位姓樊的警官将我劝回监室，并保证进行调查。

    （二）我对3月7日被打掉的一颗假牙事，提出查处的要求。从6号到12号，从大队到中队，以及姓樊的警官，都对我的要求置之不理。中队指导员李维新与姓樊的警察全都蛮不讲理地说：我们调查过了，是你不配合造成的。当我严正地指出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伤害“维权”人士的阴谋时，他们不着声了。过一会，李维新说：算了，我们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我提出：第一、立即给我验伤治病，第二、惩办打人凶手，依法查办幕后指挥者。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对以上几点，他们拒不回答，只是告诉我，已经处理过了。我质问李维新“怎么处理的？我怎么不知道”，李蛮横地讲：“处理结果为什么要告诉你，我说：“我是被害当事人，打人凶手被处理，我怎么不知道”。李、樊二狱警威胁地说；“你是什么人？这是什么地方？你到这里干什么不进入程序”。

   （三）违背“双法”（即警察法与监狱法）滥用戒具——整整酷刑17天3夜

    鉴於我一系列的正当要求被置之不理，因此决定拒绝出工。队政工叶干事，将我绑在铁栏上，最高学历的康警官，将我从栅栏上解铐后又铐上，带到工场间示众，下午开始，李维新，张元喜，陈雪松三位队长轮流值班，将我铐在铁栅栏40小时以上，其他队长每人一天从早6：45分到晚10：30分。我浑身是伤，被铐到28号共17天（铐罪犯也只有一、二天）。28号下午，警官过家云给我打开手铐说：“你赢了，不铐你了给你换个地方休息休息”。他与罪犯邵柏将我送到第三教导大队严管队禁闭二个月，受尽了警察与罪犯的欺侮和伤害。2007年5月27日，我解除严管被送回二大一中16监室，室长是陈增荣。

罪犯们代表共产党，维权人士却被罪犯管制

    1、一进严管队，被扒掉所有的衣服,只留下内衣内裤和囚衣，连续几天大风雨，山区的气温骤降,我被冻得脸发青流涕不止.三天后，主管队长隔着栅栏门与我谈话，告诉我“所有的上访人都解决了，只有十个人没有解决”，间接告诉我2006年6月2日前后，被两劳处理的维权人有十位。

    2、可能前主管队长不够狠被撤换，换了秦键(音)队长,见面礼就是训话,和带手铐，指导员李善根手拿辟啪声响，闪着火花的电警棍，站在我旁边，看着秦键将我铐好才离去。

    3、铐到晚上，谈话能手心理咨询专家,谢学礼警官将我解铐谈话，依然无法让我认错。

    4、罪犯李国宾、许学凇等三人成了共产党管理我的代表。（1）毛巾肥皂脸盆,早晚发一次用完收回，牙刷牙膏早上发用完收，肥皂粉与草纸开口要；（2）平时早饭半杯粥二个与旺仔差不多大的小馒头，吃不饱，他们认为我表现好就有一杯粥四个小馒头，刚够饱，反之只有一个馒头，半杯无米粒的粥汤，（3）晚饭开始几天菜多饭多，经常有荤菜，能吃饱，几天后罪犯说我不服从管教，不仅饭少菜少，连菜里的肉糜都要拣干净。4位罪犯每天书面汇报我的动态，约15分钟记录一次。

    5、几天后，罪犯拿出38条要我背遭拒绝，要我搞卫生扫除遭拒绝，后出现如下情形：（1）肥皂、草纸、肥皂粉不给了，（2）早饭吃不饱了，（3）中晚饭量少菜少无荤，即使一粒肉糜都检干净，（4）睡觉减少，8：30—9：00后移至10：30—11：00方可睡，早上6：30—7：00提早到5：00—5：30，若是强行入睡，第一、拿走被子；第二、用塑管喷深井自来水，有意把你睡觉的被子浇湿。

    6、开始我不要放风，却强迫我放风，等我习惯每天两次的放风活动后，一定要我说“报告队长，要求放风”，我把它说成,队长要求放风，然后才被放出禁闭室，自由活动半小时。即使放风也不许我与罪犯说话不许将手放在背后。

    7、一次性小塑杯，每天5杯水都不能保证（不要不给）对一个糖尿病人远远不够，我只能喝带有虫子和蚯蚓的深井自来水补充。

    8、我有50多天用不到草纸，每天只得用厕坑内的水，清洗排便后肛门处的余粪。

    9、严管队指导员李善根对三个罪犯训话，要他们开展虐待我的竞赛。内有一人告诉了我。

   5月24日，二大一中劳改中队长陈松林带着日用品来严管队，指导员李维新随后跟耒，宣布我可以写接见信（即解除严管）我不肯出去，一定要主管队长耒摆话，25日沈雪祥来到严管队，对我的要求，（1）不穿泅衣不吃牢饭，（2）惩办打人凶手和幕后指使者，（3）远离警察,远离罪犯.)认真地记下，就回去了26日博士生康警官将我带回监区16室,室长陈增荣。

    几天过后，陈增荣对我说“集体生活，卫生大家搞，你就扫前半间地，没要求。陈松林队长对你很关心，答应每顿多给一个馒头”。过了几天，管理犯赵承殊问我，“哪个队长答应过让你多吃一个馒头”？我说“陈增荣说陈松林答应的”，赵说“哪个队长都没答应，是我省下给你的，”我答“你给的我不要，政府给的我要”。接下来时有时无，其他房间的馒头吃不完好多都扔在垃圾箱里。随之每天中、晚饭，只得将其他人的饭盒内干净的剩菜倒进自己的碗内吃，这样才能保障人体需要的起码的营养。

    过一段时间，陈增荣要我扫全房间的地，反正不累人，扫就扫吧。又过一段时间，要我扫干净毛发，扫不干净要跪在地上，用抹布一点一点地揩。对这种侮辱性的要求我当然拒绝。

   16、17室都不干活，罪犯都是朋友，半瞎子张华诚等两人故意晚吃早饭，当我小便时，（离他们有三公尺远，）他们破口大骂。从此开始，监室罪犯不断对我寻衅滋事。

    刚开始早晚二次，每次二瓶开水我自己去打。二天后只能各一瓶，几天后一只水瓶都不给我用，要我向他们讨水喝，我宁可喝自来水，也不向他们讨水喝。

    队长给我要来一只水瓶，劳役犯不许我出去打水，将我的热水瓶换成碎了内胆的冷水瓶。

   6月底的一天吃早饭时，一圈分发下来后，盆内剩一个馒头，（按陈增荣规定，分发后盆内的馒头是给我的。）我刚拿起来，田忠万叫起来说没拿到馒头，我还给他，他把馒头扔进垃圾箱，恶很狠地说“扔给狗吃也不给你吃。）赵承殊等人冲进来要打我，我一横心（心想我没打人被定罪，我被人打被白打，这世道没天理）拼了，勇敢地迎上去。他们大概没得到命令，反而不打了。

    7月5日又一轮迫害程序开始，早饭时，我拿起盆内的馒头（已分发）还没吃，陈增荣说我故意拿别人的馒头吃，新来的罪犯挑头打我胸口二拳。田忠万等罪犯一起动手，我勇敢地还了手。这时沈雪祥出现在门口，将我叫到办公室，说我到处惹事，对我两耳光，我毫不犹豫地还了手。沈雪祥将我推出办公室，命令其他队长将我铐在铁栅栏上，这时大队长也出现在现场说“你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顽固派。”在大，中队长的监督下，邵柏，赵承殊等罪犯用拳头望我的脑门顶狠砸，我连躲闪的余地都没有。

    我被打昏后醒来已在严管队，身上的衣服已剥除，换上了囚衣。头上十几个包，头疼欲裂，恶心欲吐。（我向队长提出要验伤看病。置之不理，在我一再要求下，叫医务犯来摸了一下头说“没事”，给了几片药片就走了。以后又来过一次）严管队长秦键（音）将我绑上约束带，晚饭后，罪犯许学凇给我松开约束带，双臂紫涨粗肿，麻木无知觉。我松绑后第一件事就是脱掉囚衣，光着身子，罪犯威胁无效后请示队长，将我的内衣裤拿来穿上。

    当天晚上第三教导大队林科长与我大谈监狱法、警察法。理屈词穷后将我从一号禁闭室转到二号，要罪犯将我的双手固定在铁栅栏上，像耶稣蒙难式地铐在铁栅栏上，左手用两副手铐固定，一动不能动，右手一副手铐稍能活动。除了大便解铐外，连吃饭都由罪犯喂食。

    两天后，罪犯许学凇拿了一条新短裤对我说“这不是囚衣，你穿上可以防冷，我跟队长求个情，你也认个错，大家有台阶下。”说完给我强行穿上短裤。接着队长给我开铐，我站立不住，坐倒在地板上。小腿比大腿粗精光锃亮硬帮帮。吃完晚饭后，罪犯打来开水让我洗了个澡，睡到第二天早上，队长拿来囚衣要我穿，我不穿，又将我铐上。我开始绝食，罪犯刘开山说“你只要挺过三天，他们就不敢再铐你了。”

    陈维新队长拿一件囚衣对我说“劳役犯给你穿囚裤，你不拒绝，我们叫你穿囚衣，你不肯穿，劳役犯给你穿囚裤你就穿了。只要你穿上囚衣，我们就不铐你。”我不求饶，不示弱。两天后又将我解铐放下。罪犯照例给我打开水洗澡，当晚许学凇给我吃了一根香蕉，一个梨，据罪犯讲：许被探头发现因同情我而被调离。

    新来的罪犯是个恶棍，挖空心思地捉弄我，别出心裁的手法如下；

    A、我被铐住，他在背后打你两下就走开。

    B、喂饭时故意乱捣乱杵，我张嘴他不喂，我合拢嘴他用勺乱杵，要么快速填塞，牙龈常被捣出血来

    C、不许我讲话，不许唱歌，不许躺下，不许活动锻炼，

    D、白茅岭的早晨很凉，静坐时他给我吹电扇，（头被打后我怕冷怕光，）再冷也不准躲，7点半后就不给我吹了。中午，下午，闷热时不央求他们不给你吹风扇，甚至把唯一的纱窗门都关上。晚上把门大开，让蚊子不断地飞进来叮咬。有时也假惺惺地点一盘蚊香，并告诉我只要听话天天可以点蚊香。

    E、时处高温季节，糖尿病人需大量水分，他们每天给我五次水，最小号的一次性塑料杯半杯，总量不到一斤，远远不够需求，为了补充水分，我只能喝深井自来水。（水中有虫子和蚯蚓，）他发现后将阀门关掉。

    E、九点睡觉，六点起床，禁闭室无日月，无时间，全凭他一张嘴。他认为你不配合，就让你十点半，十一点睡，五点，五点半，起床，反之八点，八点半睡觉，六点半起床。如果我不服从，轻则辱骂，重则用塑管接自来水冲，白茅岭的深井自来水冰冷刺骨，对伤后体弱的老人是难以抗御的。

    F、第二次解铐后，我恢复了进食。自7月15日以后，他们故意制造理由，往往以伙房断水、失火等为借口不给我喝水与吃饭。

    G、有一天半夜，我被陈维新队长的大嗓门吵醒了，他在对罪犯训话，说我的案子是国家安全局在插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怎么搞都不过分。从此后罪犯每次搞我时，都嚣张地说“我代表党和政府专门搞你的”。

    H、从7月5日到14日晚共十天，只睡了四个晚上，被铐着的感觉，除了人格与尊严受到严重伤害外，肉体上的折磨尤如一天等于二十年。

    I、酷刑无效，7月15日以后，又反复用精神折磨，利用和操纵罪犯强逼我背诵和抄写三十八条。------等，进行简单的重复，不断加大力度，受到的羞辱远比酷刑厉害。使我产生士可杀不可辱和生不如死的感觉。

    J、我感到有可能活不出去，如果我死了，一点证据都没有，监狱当局可以做伪证。我抠下厕坑挡板上的镙狮，忍着剧痛，背着探头，躲过罪犯，在大褪两侧刻下“国安队在行动，十天反铐四次”字样，字字见血。

    8月4日禁闭满月，如不解除会再延长一月。五日罪犯李国宾给我出主意说（今天监狱长来视察，你跟他谈谈，只要他同意，你就可以回去了，我们也可以解放了。）当天来的不是监狱长，是巡务处长赵某。兜一圈后就要走，我想到又要受到一个月以上的精神折磨和酷刑伤害时。顿时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我爬上五米多高的铁栅栏上要望下跳，赵某在我爬栅栏之初，意识到我的意图，忙命令罪犯将我抱住，拖到审讯室训完话后，又被关进禁闭室。

    平时我的禁闭室门前从不断人，这天门口经常无人。我爬上四米高的铁栅栏上。头下脚上望瓷砖水泥地栽下去，脚和屁股先着地，把一寸多厚的杂木塌塌米地板砸裂，掉下一条二尺多长的木条。脚后根和左面屁股上出现乌青（一个多月后消退），我爬起来一头向墙上撞去。当我第二次要利用斜角距离撞墙自杀时，被闻声赶来的罪犯拉住，接着队长进来将我铐在栅栏上。陈维新队长要我保证不再自杀，可以放我回去。

   8月7日，我回到二大一中换到17室，这里是室长裘宝兴与承包队长小警察蒋××。我当时经常头痛，涨，晕，怕光，怕臊音，我要求验伤治病，蒋××叫医务犯给我几次药片，吃了不管用。我坚持要验伤治病。蒋要我先穿上囚衣再带去看病，那一天看病通知我，蒋“按排”好后，叫我穿上囚衣带到医务室，让我等在外边，他进去与医生嘀咕了一会，当给我看病时，配给我的药片与医务犯给我的药片一样，而且是褪了色的长了毛的药片。我要医生针对病情给我开一张方子，寄给家里，医生给我开一张“喃叶”的方子，我知道他们在耍我，我要蒋给我将此方子寄给我妻子。并电话告知。他拨通电话让我接，一只手放在电话机上，随时准备揿断。其实这张方子和信并未寄出，蒋在我走后却在电话里向妻子直接对我诽谤。

    蒋排名单要我扫地，几天后裘宝兴对我说“老×今天不舒服，你帮他把垃圾倒了”。我因老×73岁，就倒了几天。×再不肯倒垃圾，裘宝兴要我继续倒下去。我不答应，一室的囚犯都轰起来，一定要我答应。我知道简单地重复整人的程序又开始了，我更不能答应。

    他们通过狱方承包的队长蒋姓警察吃牢我，一定要我接受。每天与我大吵大闹，几次都差点打起来，我预感到第三次人身伤害程序又开始了。我从8月14日开始绝食，当天晚饭吃大块的红烧肉（晚饭除过节从未有大荤）而且连续几天改善伙食，集体添菜。罪犯严树隆（原解放军营长）一次次劝我吃饭。其他罪犯故意在我面前吃得津津有味。面对白茅岭监狱当局的精神折磨和酷刑伤害，无助无奈的绝望使我万念俱灰，7天7夜滴水未进，迅速消瘦，原本蹦紧的腹部上的皮可以拉起两寸多。

    在我绝食期间，风传要分流一部分人到南汇监狱，樊姓警察与罪犯一次次要我进食外，还问我是否要到南汇监狱去？我已不愿回答任何问题。

   8 月20日我被强行搬出17室，进入大室在地上睡了一夜。21日一大早，我被反复多次地强行穿上囚衣，反拗着手臂架上大巴，才到达南汇监狱，又得进入新的一轮整人的程序。

七、在上海市周浦黑监狱的经历

    我被分到周浦监狱二监区（两级管理，不设中队。）五监室。室长严敏。承包队长陈福临，在严树隆的劝说下，我在22日晚恢复进食，人很虚弱常躺床上。

    狱政科吴劲松科长坐在床前与我谈话如下；A监狱不神秘，很简单，调整好心态既可。B与共产党不需要斗智斗勇。C先把身体养好，能坐就不要躺，能站就不要坐，能走就不要站，多活动活动。

    每天由64岁的罪犯林金宽陪同关在监室内。晚上由两名罪犯值夜。几天后，林被换成假精神病叫周茂林的罪犯，故意装疯买傻，不真不假地找我茬，要和我打架。

    有一天中午收工后5室的罪犯没回房。监室边的工作台上，放着一把5寸长刃口的剪刀无人看管（监狱对工具管理相当严格。）周茂林对我说“外面一把剪刀，你想死，我成全你。”这句话让我猛醒，原来要我死是让我自杀。我必须从死亡的阴影中走出来。活着走出监狱，把阴暗角落里发生的罪恶告诉全世界人民。

    8月22日从新收监狱来了一批以南汇人为主的上海人。不久与白茅岭来的以东北人为主的外地人发生夺权冲突，将东北人赶到二楼。邵柏和赵承殊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眼前消失。

   我被打伤后，没有得到治疗，怕光怕冷怕风怕嘈音。我怕电扇吹，告诉严敏转告值班队长后，慢档变快档，风力更大，我只得头上包块毛巾，或者钻进被子。

    周茂林与年纪红两人下象棋，天天吵架旁边一群人起哄，监室噪音分贝猛增，我感到心烦气噪，头痛脑裂。越抗议吵得越凶。我只得把头藏在被里。

    每天将肺结核病人、肝炎病人、精神病人、智障人和我单独关押，或者集体关押。我是一个免疫系统低下的糖尿病人，年老体衰，再加上刚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伤害，成为感染疾病的高发个体。而无自控能力的智障和精神病人，一旦发作无疑于就象接近野兽。即使无具体的动作伤害，让人处于思想高度集中的防范，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伤害。

    每天晚上值班的严敏与陈连国，唧唧喳喳不停地说话到凌晨三点，还开着半导体，我无法安睡，好在全天睡在床上，断断续续地睡觉，也习以为常。

    9月20日，到周浦监狱后的第一个程序的最后一天，监狱当局毫无进展，我依然不穿囚衣“抗拒改造。”八点半封监，九点睡觉，躺下不到半小时，突然一口口水卡在咽喉吐不出，咽不下。如骨梗在喉，罪犯陈连国好象知道，予先放了三卷卷桶纸在桌上，我努力想把口水咽下或吐出。结果徒劳，气喘不过来，用卷桶纸抹呕出的口水，张张带血，九点半报病，主管李大队长不理不睬，将我晾在厅堂。我粗重的喘息声，咳嗽声惊醒了监区底楼的所有监室，所有的罪犯如同一人指挥，一起对我谩骂，极尽人间脏话。

    到11点半，李大队长将我叫到监控室，要我答应穿上囚衣，再上医院。为看这怪病，我违心地穿上囚衣，监室到医院只有五分钟的路，从报病到挂号历时三小时（9.30----12.30）给我拍了X光片，配了金果饮，消炎含片，回到监室时是凌晨1.25分 ，病已好了。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来得险乎，去的蹊跷，好象仅仅是为了让我穿上囚衣。这毛病来的时间和地点太巧合，太希奇了。

    2007年9月22日我来到周浦监狱满一月，按监狱的“规定”我可以开大帐160元，这是我15个月第二次购买食品（第一次在白茅岭，8月7日后购买。）严敏给我填好选购食品的数量和价格表，并代签了名，这在罪犯中是平常事，第二天大组长阿龙要我重写一张，并签上名，我对阿龙说“我从上访起，（怕政府移花接木，）基本上不再签名。”从监区到监室的头面罪犯，轮番逼迫我签名。我说“即然可以代签名，我为什么要重新签名。”我坚决不肯签名，结果开大帐的权利被剥夺。

    十月一日前，在吴劲松与陈福临的安排下，一个月两次接见，一次是妻子和姐姐，电话接见。一次是户籍地派出所所长刘建青等人，来了不久就走了。

    到周浦监狱的前两月，顿顿吃素，数量又少，荤腥的来源，除了食品大帐外，还有营养菜，我都无份，处于严重营养不足之中。所以在以后的开大帐时，我被迫用左手签名。

    狱政科长吴劲松又一次来到监室，答应过完十，一给我做CT ，并与我深谈一次。十月中旬劳教大队长顾锦华将我铐上去做CT.，到了监狱医院，回答我机器环了，明天再来，第二天小警察与医务犯穆宏志将我送到监狱医院，做完CT.穆宏志告诉我没有异常。四月22日我被调到14室，属于监室室长郑文浩，狱方承包队长杨维新管理的。

    十月24 日，吴劲松第三次来14号监室与我谈了二个多小时，内容如下1、在规定的范围内（监区）可以不穿囚衣。2、想睡就睡想玩就玩不受约束。3、坚持锻炼，争取从监内跑到监外，（比喻距离跑到昆山，跑到南京，最后跑到北京）。4、一切尊重我的意愿不搞强迫。作为回应我承诺：如无无罪释放证明，在法定日之前放我也不走。

    从11月开始可以在浴室洗澡，浴室距离监室两百米，每一层楼面的人一起洗，一个人一个龙头，我必须穿上囚衣才能去洗澡。没过多久变成一个监区一起洗，几个人一个龙头，天冷地滑，监区内年老体弱，腿脚不便的罪犯都提前到浴室，或者由朋友抢占龙头。我既没罪犯朋友，又抗拒改造，更无能力抢占龙头。一不小心摔伤，抢龙头争斗中“受伤”给政府可趁之机。（让你伤病要你死）罪犯的权利我是享受不到的，他们没有“逼迫”我，我“自动放弃”洗澡的权利。到2008年12月一日止，近一年没有洗澡。

    每周由罪犯理发师义务理发，罪犯都是朋友，义不容辞。我在四、五月份被白茅岭监狱当局，指示罪犯给我强制性地剃了平顶头。已有五六个月没理发，我排队等候，每次挨到我不是有人插队，就是不剃了。连续几周都是如此，我知道是故意不给我剃。在2007年2月17日春节后剃的头，3月6日不剃要挨暴打，同样是我，头发长得可梳辫子不给剃，制度的随意性抽了共产党一耳光。

    自吴劲松谈话后，监区当局派郑文浩，邓新刚一前一后担任室长。每天陪我打牌斗地主，都故意输给我，我只图开心，赢了也不要他们付帐。无压力的日子过得很快，当春节过后，14、15、16.三监室并成两间。我到15室，同时最凶狠的罪犯祝力争与最聪明的沈云也与我关在一起。祝无缘无故地给我两付牌。我声明不接受赠送算借，以后会还的。可恶的是接见时监狱当局毫无理由地不许我妻子送牌。

    我与祝，沈一起调到15室的有智障人路文华，高大的身材，欺软怕硬的性格，成了众人的沙袋。尤其成了祝，沈练拳击的靶子。天天被打得怪声嚎叫，一天数次，惨不忍睹，刺人心扉，杀鸡教猴。

    这每天“自由自在”的日子，肯定不是政府的初衷，接受任务的恶人庹箭首先发难，我做地主时他看三家牌，教农民出牌，结果当然是我输。如此反复数次后，我提出抗议发生争执，庹箭要打我，我准备自卫，被罪犯祝力争“劝阻”息争。庹箭知难而退，第一次由狠恶罪犯出面假戏真做的把戏，从此他们逼迫流产。

    由邓新刚物色高手与我打牌，只要我做地主，他们牌都打得很精明，我做农民他们不断犯低级错误。最后不欢而散，接连几批都是同样的抬桥高手，结局是不欢而散。

    本来是郑文浩，邓新刚，林金宽和我四人打牌，后来祝力争与沈云参与，刚开始很正常，接下来由小江北参与（据他自己介绍，家里的地和房都是靠赌博赢的）。在他的运筹帷幄下，接连几天不断出现不合牌理的现象，当我提出疑问时他们乘机拆台。从此再也无人与我打牌，在无人逼迫的情况下，我自觉地放弃了与人打牌的权利。

    从2008年1月起，我订了三份报纸，结果只给我订一份证券报。除了星期三没延误以外从星期四到星期二少则一、二天，多则五、六天，想那天发就那天发，甚至遗失不发和少发。根本无权利可言。

    监狱当局搞了一个生活检讨会（下简称生检会）每周五下午由警察队长向罪犯检讨认错，让罪犯畅所欲言，一时甚嚣尘上，罪犯弹冠相庆。管理犯当着队长的面打人而不受到苛责，更谈不上处理。睡觉有人摊被，起床有人叠被，洗澡有人提水擦背做按摩。警察怕小偷不是戏谈，队长崇拜罪犯当偶象，在周浦监狱比比皆是。

    原大组长郑文浩与大组长老虎（绰号）谙然失色，祝，沈两人成了黑白两道（警察和罪犯）众星捧月的中心，各监室的头面人物，每天要来报到问好。警察队长殷勤问候。与祝，沈相好的罪犯都鸡犬升天。不久公安部副部长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监狱罪犯的人权得到极大改善”。

   在祝的倡导下，队长扬维新同意15、16 监室，每周1、2、3晴天就放风晒太阳。实际上连一周一天都保证不了的放风，实行了不久也就夭折了。

    监狱制度规定不准窜监，15监室门庭诺市，监区的头面罪犯人物都喜欢来。既象茶馆，更象自由市场（制度的随意性打了共产党两耳光）。他们在15监室打牌下棋侃大山。房间就那么大，原本已有十人，再多打牌的，下棋的，围观的，罪犯的权利被放大，我的空间被挤压。我被打后怕光怕风怕臊音，监狱当局明明知道，祛放任罪犯对我精神折磨。

    即使冷处理期间，也是外松内紧。我住的15监室是监狱，大队两级监控探头的重点关注对象。所有进入15室的罪犯都负有监视和汇报任务的。3月18日郑文浩释放，20日林金宽释放。不久邓新刚分流到安徽，路文华到二楼15室。新来的室长戴长春对我说（队长对你没要求，只要你不逃跑，叫我不要管你）。陆军对我说（队里要我汇报你的一举一动，我不想做这种事，过几天我就走）。

    三月底新来一位叫王汝刚（音）的队长，替代顾锦华。同时换了好多年轻的法警，每个队长都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方法，要事的队长不多，不愿招惹15室。

    不断传来路文华，黄华被打，被扎床的消息，经常半夜听到鬼哭狼嚎的惨叫声。隔壁16号精神病人黄劲宏（音）被打的掺状，这种黑监狱酷刑式的“大合唱”，被持续了数月之久。这期间黄劲宏被16室的室长用铁凳砸破头，满监室都是血，实在无法掩盖真相。才将该室长调到二楼，取消他的劳动积极分子就算完事了。

    元旦前开始我每天早开封后，晚收风前坚持慢跑1500米。到6月份，我突感腿脚无力，坚持数天无法继续，被迫中断。并且内火不断，口腔溃疡数月不愈。我多次要求诊治，医务犯穆宏志拖延搪塞，要管事的队长开始对我搭脉，寻衅找茬，我预感到新一轮整人的程序又要开始了。

   监狱有组织买书的机会，但需到监区外。在购完书回来的路上，原白茅岭第三教导大队严管队长秦键，预先等候在必经路上，这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看着他狼一样的眼睛，想起他恶狠狠的个人行为，我骂了一声：“畜生”！

    罪犯看病的权利我是享受不到的，白茅岭和周浦一样，以各种理由不给我看病与治伤，我只能让家里接见时带药进来。监狱当局用各种理由不让带，经过斗争，被允许带小量的常用药。

   按监狱规定，近期犯（半年余刑）每月可打四个电话。杨维新队长告知我，主管李大队长也信誓旦旦地保证，什么时候都可以打，出狱前让我把卡里的电话费用完。结果每次打电话都遇到障碍，每月只有一次，最多两次但得遇阻，在排除障碍后能打通。其余时都是“障碍排除不了”。大家被剥削的是打不通也算一次。从2007年8月到08年12月1日罪犯都买了三次卡，我一次卡用不完，五十元的卡还剩三十余元。从而说明黑监狱制度的随意性，好比打了共产党的三记响亮的耳光。

    优惠接见要本人打报告，大队部批，象我这样的对象要监狱或狱政科批。我没有打报告，第一次电话接见，以后每次都让我优惠接见。因为我家人要我听队长话，穿上囚衣配合管教。能起到政府无法起到的作用（制度的随意性打了共产党四耳光）罪犯接见无人监视，我每次接见至少有一个以上的法警监视。回监室要搜身。

    6月底杨维新与穆宏志同意我去监狱医院看病打金针，一名叫蔡比（音）的女医生问我看什么？我答；看针灸，她拿起装着金针的饭盒杵到我的鼻子上，连说三声你看，你看，你看。接着她让我出去，我不出去，她侮辱我是什么东西，并罢医不看。我说你拿了纳税人的钱，必须看病。她将样子象猩猩的队长叫来，将我叫出去。我从头至尾克制忍让，结果仍然成了王汝刚整我的理由。

    共产党掌控下的政府历时两年，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换了四个监狱，十个监室，无数法警队长，利用了成百上千的罪犯，用尽了各种欺骗与暴力的手段，没有让我屈服，连件囚衣都无法让我穿上。恼羞成怒，王汝刚法警劳改大队长，成了严管队长秦键的第二。

    7月1日，杨维新与穆宏志同意我去监狱医院看病。上午9时我穿上囚衣出监区，照例排在最后，王汝刚一定要我报数，我坚不报数，（王几次查监我都不报数）两人僵持了很长时间。最后王不准我看病，命令罪犯将我架回监区。11.30分我利用空隙到大厅工场间晒太阳，管劳役犯的孙队长和我闲聊了几句就走了，罪犯严朝伟与刘公举过来，要我进监室，我问为什么独独要我进监室，？严答“你被严管了”我问理由是什么？严答“领导决定的，我们代表党和政府来管你的，”说完两人将我推进监室。我斥责他俩无耻，严回答“我是队长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当天严朝伟等四人住进15室，7月2日王汝刚叫我到办公室“谈话”，列举了我的“罪行”，骂队长、骂医生、还骂政府。强行给我剃头，并叫罪犯抓住我的双手，往两张不知内容的纸上，同时按上两只鲜红的姆指印。我成了《白毛女》中的“扬白劳”。与此同时抄没了我的“罪证”（除法律文书外，凡有字的都没收）内有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多的日记。（记录了狱政罪恶，坏人坏事，警察和罪犯的自白与自叙的内容。）

    7月2日监狱开罪犯纪律整顿大会，按惯例不会叫我参加，严领着小江西等劳役犯，进监室要我拿着凳子去开会，我拒绝参加罪犯的会议。严和小江西等罪犯将我双臂拗向背后，象文革中揪斗牛鬼蛇神一样，在全体罪犯面前拖了近80米（15个监室，两个办公室，一条走廊。）到了办公室，仍反拗住双臂听王汝刚训话完了，又命令罪犯原样兜一圈，进入会场。我浑身象被拖散了架，在混乱中我眼睛被打得充血，双臂无法举起，第二天肩部出现淤青。

    在以前的接见中，妻子已经告诉我陈小明与段惠民被政府打死。我面临两种选择。1，面对恶意伤害，继续硬顶可能遭遇陈，段的下场，即使不死也落成伤残。2，这样就促使我要争取健康地活着出狱，把阴暗角落里发生的罪恶告诉全世界人民，但现在必须作出斗争方式的调整，要以退为进由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做法来调整心态。

    罪犯祝力争，戴长春等劝我：“你精、气、神都不如以前，斗不过他们，好汉不吃眼前亏，写份检查算了”。于是我写了一份不尊重队长的检查，让戴长春交给王大队长。

    过了几天，王汝刚又叫我到办公室，对我说“我不想搞你，点名时穿上囚衣报个数，其他没要求，不改变你原来享受的权利。上访的事只要要求不高，我可以帮忙”。既不宣布解除严管，也不再施加压力，历经25个月的反复施压，终于让我穿上了囚衣，在形式上似乎我打败了自己，其实并非如此，我的重点已放在争取活着出狱继续斗